周辉集资诈骗案
典型案例
1.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1]
2011年3月至2013年5月期间，原审被告人马乐担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经理，全权负责投资基金投资股票市场，掌握了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易的标的股票、交易时点和交易数量等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马乐在任职期间利用上述未公开信息，操作自己控制的“金某”、“严某进”、“严某雯”三个股票账户，通过不记名神州行电话卡下单，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先于、同期或稍晚于其管理的基金账户，买入相同股票76只，累计成交额人民币10.5亿余元，非法获利人民币18833374.74元。
2013年6月27日，原审被告人马乐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接受调查，交代了有关问题。2013年7月17日，原审被告人马乐到深圳市公安局投案。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12月26日指控被告人马乐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24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马乐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884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4月4日以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为由提出抗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0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认为终审裁定确有错误，于2014年11月27日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终审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导致量刑不当，于2014年12月8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15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派员出庭支持抗诉。
典型意义：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中的“情节严重”是入罪标准，在处罚上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的全部罚则处罚，即区分情形依照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两个量刑档次处罚。本案终审裁定以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并未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有“情节特别严重”规定为由，对此情形不作认定，降格评价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导致量刑不当。本案所涉法律问题的正确理解和适用，对明确同类案件的处理、同类从业人员犯罪的处罚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对于加大打击“老鼠仓”等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苏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2]
2006年9月起，被告人苏某就职于某基金公司。2007年12月至2013年11月，苏某先后担任该公司均衡基金、蓝筹基金经理，负责股票投资的决策和操作。2009年3月至2012年10月间，苏某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基金股票交易情况等未公开信息，使用其控制的“王某”等人的证券账户，先于或者同期于其管理的基金买入或者卖出130只股票，累计交易金额7.33亿余元，获利3，652万余元。
2013年11月28日，被告人苏某携相关银行、证券账户资料至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陈述了上述犯罪实施；案发后，侦查机关根据苏某提供的相关账户，冻结了银行户名为“王某”账户内的资金2800万余元。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于2014年6月3日对此案提起公诉。2014年10月2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被告人苏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七百万元；冻结在案的银行户名为“王某”的账户内的全部资金予以追缴，其余违法所得责令被告人苏某退赔。
典型意义：本案系一起证券从业人员利用其职务便利获取未公开信息后进行非法交易的典型案例。该案犯罪时间长达4年，交易金额和获利数额巨大。苏某长期从事证券行业，知晓并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执业操守要求，但在非法证券交易高利润的诱惑之下，心存侥幸，自认为犯罪行为与其正常执业行为混淆在一起，难以被监管部门和公司察觉，一次次越过“高压线”肆意攫取暴利。此类案件已多有发生，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当加强对重点人员的行业准入和执业监督，并加强法治教育。
3.某实业有限公司、某动力机械有限公司、王某逃汇案[3]
2012年8月至2013年4月，被告人王某在经营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某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期间，为赚取人民币定期存款利息（人民币定期存款利率大约在2.8-3.3%）与外汇贷款资金成本（外汇贷款利率大约在1-3%）之间的利差，虚构转口贸易背景，以虚假的销售合同、货物装箱单、货物提单等材料向银行申请外汇贷款；同时被告人王某向他人借款、借用银票等，以用于向银行支付保证金、提供银票质押（保证金或银票金额等额于贷款金额）等，为外汇贷款提供担保，其中保证金存入银行保证金账户，利息按定期存款利率计算。
银行审核王某提供的实业公司上述贸易资料后，即以“转口贸易”形式将外汇资金电汇至王某控制的6家境外公司银行账户，之后实业公司又以转口收汇形式收到王某控制的境外公司银行账户电汇划入境内的外汇资金，实业公司将大部分外汇资金结汇人民币后用于归还保证金借款、银票，或作为保证金再向银行申请外汇贷款。
银行外汇贷款到期后，实业公司的保证金账户被启封，同时银行向该公司支付相应的保证金利息，实业公司归还给银行外汇贷款等额的人民币资金及贷款利息、手续费等，或银行直接从实业公司保证金账户内扣划外汇贷款本息，实业公司据此获取人民币定期存款利息收入与外汇贷款成本之间的利差部分。
期间，被告人王某以实业公司名义通过上述方式或办理进口押汇先后从7家国内银行获取外汇融资资金76笔，金额累计为29，493.11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81，885.17万元），均以转口贸易名义汇入王某控制的境外公司银行账户。
此外，2013年3月，被告人王某在经营上海某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期间，为赚取人民币定期存款利息与外汇贷款资金成本之间的利差，虚构转口贸易背景，提供虚假的境外购销合同、装箱单、货物提单等材料向银行申请付款保函，同时在境内银行存入等额于票面金额的人民币保证金。在银行向境外贴现行开具付款保函后，境外贴现行即将远期票据本金支付给票据收款人即被告人王某控制的境外公司银行账户，之后，该机械公司开立在境内银行的美元账户先后收到上述境外公司银行账户划入的美元资金，该机械公司结汇成人民币后划至实业公司银行账户。被告人王某通过上述方式向境内银行申请付款保函业务6笔，金额总计6，259.36万美元。
2013年9月4日至23日，上述保函业务陆续到期，境外贴现行向境内银行索偿上述票据贴现金额合计6，259.35万美元，境内银行即购汇向境外贴现行付款6，259.35万美元。2013年10月16日，动力机械公司在境内银行的保证金账户内归还银行上述购汇垫款本金人民币3.8亿余元，偿还银行垫款逾期利息人民币300余万元，支付各项手续费人民币68万余元，银行支付给该公司保证金利息人民币739万余元，该公司获利人民币370万余元。
2013年9月2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对王某作出批准逮捕。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定，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5月15日提起公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6日判决被告单位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犯逃汇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九千一百万元。被告单位上海某动力机械有限公司犯逃汇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千万元。被告人王某犯逃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被告单位违法所得的钱款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后，予以没收。
典型意义：此案是首例涉自贸试验区逃汇案件，系采用虚构贸易背景的方式实施犯罪。自贸区的金融改革使得跨境贸易更为便利，需高度关注和重点打击部分犯罪分子便利用境内外经贸管理制度的差异，借助离岸公司、离岸账户虚构贸易背景实施逃汇、信用证诈骗、骗取出口退税等犯罪。
4.某酒业有限公司、彭某骗取贷款案[4]
2012年10月，某银行与被告单位上海某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业公司）签订《采购卡分期透支业务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在酒业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承诺的前提下，由银行为购买酒业公司产品且有分期付款需求的借款人提供贷款用以支付产品款项。2012年11月至2013年4月期间，被告人彭某作为被告单位酒业公司的实际负责人，虚构18人系酒业公司购货商的身份，伪造相关身份证明、购销合同、交易确认请款单等材料，骗取银行贷款人民币2018万余元，至案发尚有人民币1053万余元无力偿还，造成银行特别重大损失。
2013年12月2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彭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该院于2014年9月3日提起公诉。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同年11月25日判决被告单位上海某酒业有限公司犯骗取贷款罪，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彭某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违法所得责令退赔。
典型意义：本案系银行金融创新过程中发生的刑事案件。一方面，由于金融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促使各金融机构不断推出金融创新产品；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企业融资途径有限，小微企业融资尤其困难。在此背景下，作为传统的金融机构，银行推出了名称各异的各种新型信用卡业务，但金融创新在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便利的同时，也易诱发金融风险和金融犯罪，从风险防控和法律规制角度看，金融机构在推出新型金融产品时，应注重风险防控机制的建立与健全，司法机关要加强对新型金融产品和业务的法律性质研判。
5.蔡某集资诈骗案[5]
2013年4月，被告人蔡某委托他人注册成立一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系法定代表人。8月起，其租借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一处住所为公司实际经营地，建立一家财富网，通过刊登虚假抵押信息，对外虚假宣传公司进行高利借贷等业务、并已取得相关抵押权，许诺给投资人年化利率21%的投资回报，吸引他人投资。期间，通过上述方法，骗取20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05万余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被告人蔡某在骗取上述钱款后归个人使用，未用于任何投资经营。
2014年3月5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对蔡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该院于2014年10月21日提起公诉，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蔡某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典型意义：目前，P2P、众筹等互联网金融形态发展迅猛，但其健康发展离不开完善的诚信机制与监管规则。在这二者均尚未完备的背景下，一些犯罪分子借用互联网金融的概念，以高额利息为诱饵诱骗投资者。以P2P网贷平台为例，各地屡屡出现兑付危机、倒闭、卷款跑路等乱象。本案被告人就是利用网贷平台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发布虚假信息，骗取投资者资金。本案提示了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业务经营红线，提示投资者要有风险意识，做好合理的资产配置规划，不要把P2P当成唯一的理财手段，更不要轻信平台许诺的高收益，以免误入歧途，造成损失。
6.李某等三人内幕交易案[6]
被告人李某担任某上市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2012年6月23日，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召集公司董事长及董事李某等高管人员召开非正式会议，要求公司必须在限定期限内完成资产优化重组。会后，公司董事长指示要加快推进重组进度，并让李某准备上市公司申请停牌的相关资料。2012年7月6日，该上市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停牌，公司证券于当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同年11月5日，公司复牌并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2012年6月23日会议确定的公司限期内完成资产优化重组事项在公开披露前属于证券法规定的内幕信息，2012年6月23日至同年11月5日为内幕信息敏感期。被告人李某作为该上市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属于证券法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
2012年6月底，李某把公司将要重组的信息告诉其丈夫宋某和表妹涂某，要求二人帮助购买公司的股票。7月1日，宋某委托他人将169万元人民币存入他人的银行账户。7月2日，涂某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买入该公司股票共计332 655股，成交金额1 686 959.29元。同年11月21日，涂某按照李某的要求，将上述公司股票全部卖出，获利860 120.87元。(https://www.daowen.com)
被告人李某、宋某、涂某于2013年3月15日被查获归案。
2014年5月1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二万元；被告人宋某犯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九万元；被告人涂某犯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典型意义：内幕交易犯罪案件作案手法隐蔽、难以发案。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应注重总结此类犯罪的新特点、新趋势，主动积累经验，并继续与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在办理证券犯罪案件的证据标准和法律适用问题上达成共识。同时，还应当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通过检察建议等手段督促上市公司加强内部管理，以有效防范此类案件的发生。
7.周辉集资诈骗案[7]
【关键词】
集资诈骗 非法占有目的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四十九条
【基本案情】
被告人周辉，男，1982年2月出生，原系浙江省衢州市中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宝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1年2月，被告人周辉注册成立中宝投资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公司上线运营“中宝投资”网络平台，借款人（发标人）在网络平台注册、缴纳会费后，可发布各种招标信息，吸引投资人投资。投资人在网络平台注册成为会员后可参与投标，通过银行汇款、支付宝、财付通等方式将投资款汇至周辉公布在网站上的8个其个人账户或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借款人可直接从周辉处取得所融资金。项目完成后，借款人返还资金，周辉将收益给予投标人。
运行前期，周辉通过网络平台为13个借款人提供总金额约170万余元的融资服务，因部分借款人未能还清借款造成公司亏损。此后，周辉除用本人真实身份信息在公司网络平台注册2个会员外，自2011年5月至2013年12月陆续虚构34个借款人，并利用上述虚假身份自行发布大量虚假抵押标、宝石标等，以支付投资人约20%的年化收益率及额外奖励等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募集资金。所募资金未进入公司账户，全部由周辉个人掌控和支配。除部分用于归还投资人到期的本金及收益外，其余主要用于购买房产、高档车辆、首饰等。这些资产绝大部分登记在周辉名下或供周辉个人使用。2011年5月至案发，周辉通过中宝投资网络平台累计向全国1586名不特定对象非法集资共计10.3亿余元，除支付本金及收益回报6.91亿余元外，尚有3.56亿余元无法归还。案发后，公安机关从周辉控制的银行账户内扣押现金1.80亿余元。
【要旨】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或其控制人，利用网络借贷平台发布虚假信息，非法建立资金池募集资金，所得资金大部分未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主要用于借新还旧和个人挥霍，无法归还所募资金数额巨大，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集资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4年7月15日，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以周辉涉嫌集资诈骗罪移送衢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阶段，衢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了全案卷宗，讯问了犯罪嫌疑人。针对该案犯罪行为涉及面广，众多集资参与人财产遭受损失的情况，检察机关充分听取了辩护人和部分集资参与人意见，进一步核实了非法集资金额，对扣押的房产等作出司法鉴定或价格评估。针对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检察机关审查后发现，涉案证据存在以下瑕疵：公安机关向部分证人取证时存在取证地点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以及个别辨认笔录缺乏见证人等情况。为此，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公安机关作出情况说明：证人从外地赶来，经证人本人同意，取证在宾馆进行。关于此项情况说明，检察机关审查后予以采信。对于缺乏见证人的个别辨认笔录，检察机关审查后予以排除。
2015年1月19日，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周辉犯集资诈骗罪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6月25日，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辉以高息为诱饵，虚构借款人和借款用途，利用网络P2P形式，面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主要用于个人肆意挥霍，其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对于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人出示了四组证据予以证明：一是被告人周辉的立案情况及基本信息；二是中宝投资公司的发标、招投标情况及相关证人证言；三是集资情况的证据，包括银行交易清单，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等；四是集资款的去向，包括购买车辆、房产等物证及相关证人证言。
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被告人周辉注册网络借贷信息平台，早期从事少量融资信息服务。在公司亏损、经营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虚构借款人和借款标的，以欺诈方式面向不特定投资人吸收资金，自建资金池。在公安机关立案查处时，虽暂可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偿还部分旧债维持周转，但根据其所募资金主要用于还本付息和个人肆意挥霍，未投入生产经营，不可能产生利润回报的事实，可以判断其后续资金缺口势必不断扩大，无法归还所募全部资金，故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集资诈骗罪对其定罪处罚。
辩护人提出：一是周辉行为系单位行为；二是周辉一直在偿还集资款，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故意；三是周辉利用互联网从事P2P借贷融资，不构成集资诈骗罪，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公诉人针对辩护意见进行答辩：第一，中宝投资公司是由被告人周辉控制的一人公司，不具有经营实体，不具备单位意志，集资款未纳入公司财务进行核算，而是由周辉一人掌控和支配，因此周辉的行为不构成单位犯罪。第二，周辉本人主观上认识到资金不足，少量投资赚取的收益不足以支付许诺的高额回报，没有将集资款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而是主要用于个人肆意挥霍，其主观上对集资款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第三，P2P网络借贷，是指个人利用中介机构的网络平台，将自己的资金出借给资金短缺者的商业模式。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制定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等监管规定，P2P作为新兴金融业态，必须明确其信息中介性质，平台本身不得提供担保，不得归集资金搞资金池，不得非法吸收公众资金。周辉吸收资金建资金池，不属于合法的P2P网络借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区别，关键在于行为人对吸收的资金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利用网络平台发布虚假高利借款标募集资金，采取借新还旧的手段，短期内募集大量资金，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是典型的利用网络中介平台实施集资诈骗行为。本案中，周辉采用编造虚假借款人、虚假投标项目等欺骗手段集资，所融资金未投入生产经营，大量集资款被其个人肆意挥霍，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目的，其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
法庭经审理，认为公诉人出示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予以确认。对周辉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及本案属于单位犯罪的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综合考虑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2015年8月14日，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周辉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返还各集资参与人。
一审宣判后，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周辉非法集资10.3亿余元，属于刑法规定的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情形，依法应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审判决量刑过轻。2015年8月24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被告人周辉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是量刑畸重，应判处缓刑。
本案二审期间，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删去《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关于犯集资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规定。刑法修正案（九）于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集资诈骗罪死刑的规定，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一审法院判处周辉有期徒刑十五年符合修订后的法律规定。上诉人周辉具有集资诈骗的主观故意及客观行为，原审定性准确。2016年4月29日，二审法院作出裁定，维持原判。终审判决作出后，周辉及其父亲不服判决提出申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诉并经审查后，认为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于2017年12月22日驳回申诉，维持原裁判。
【指导意义】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正确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关键。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当围绕融资项目真实性、资金去向、归还能力等事实、证据进行综合判断。行为人将所吸收资金大部分未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名义上投入生产经营，但又通过各种方式抽逃转移资金，或供其个人肆意挥霍，归还本息主要通过借新还旧来实现，造成数额巨大的募集资金无法归还的，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集资诈骗罪是近年来检察机关重点打击的金融犯罪之一。对该类犯罪，检察机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强化证据审查。非法集资类案件由于参与人数多、涉及面广，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取证工作易出现瑕疵和问题。检察机关对重大复杂案件要及时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在审查案件中要强化对证据的审查，需要退回补充侦查或者自行补充侦查的，要及时退查或补查，建立起完整、牢固的证据锁链，夯实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基础。二是在法庭审理中要突出指控和证明犯罪的重点。要紧紧围绕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特别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以欺骗手段非法集资的事实梳理组合证据，运用完整的证据体系对认定犯罪的关键事实予以清晰证明。三是要将办理案件与追赃挽损相结合。检察机关办理相关案件，要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依法开展追赃挽损、资产处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群众的实际损失。四是要结合办案开展以案释法，增强社会公众的法治观念和风险防范意识，有效预防相关犯罪的发生。
[1] 案例来源：2015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依法查处金融犯罪典型案例之一。
[2] 案例来源：2015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依法查处金融犯罪典型案例之二。
[3] 案例来源：2015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依法查处金融犯罪典型案例之三。
[4] 案例来源：2015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依法查处金融犯罪典型案例之四。
[5] 案例来源：2015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依法查处金融犯罪典型案例之五。
[6] 案例来源：2015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依法查处金融犯罪典型案例之六。
[7]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第十批指导性案例第4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