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说明
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长期居于正统地位，体现儒家思想的经典，也就成为人们修身治世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四书五经”为儒家经典的象征，是了解和研究儒家思想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著作。而朱熹的《四书集注》，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作之一，是宋代以来封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其思想影响我国有数百年之久。可以认为，《四书集注》是人们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著作，也是我们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读物之一。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晦翁，晚号遁翁，别称考亭、紫阳等。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绍兴十八年进士，官至焕章阁待制。去世数年后赐谥为“文”，世人尊称“朱文公”。朱熹是我国古代最博学的大学者之一，他在哲学、经学、教育、语言、文学、地理、考古、自然科学等方面均有重大贡献；朱熹又是我国古代继孔子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其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见清全祖望《宋元学案》）著称。他在理论上以孔孟之道为本，又继承并改造了两宋期间的主要流派，包括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各家之说，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的思想学术内容丰富，这里不多介绍，只简要探讨一下其经学特色。尽管《四书集注》重视阐发义理，是以义理解经的代表作，但朱熹也重视汉唐注疏。其注经方法如其在《论语训蒙口义》中所说：“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自义理之学兴起，宋代学者多以为得孔孟不传之统，对汉儒注疏颇为鄙薄，而朱熹未受此局限。他在注解《四书》时，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力求通达和洗练。而有意识地将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可以说是朱熹对中国经学的一大贡献。钱穆先生评价说：“朱子于经学，虽主以汉唐古注疏为主，亦采北宋诸儒，又采及理学家言，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同时之人。其意实欲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实。此其气魄之伟大，局度之宽宏，在儒学传统中，惟郑玄堪在伯仲之列。惟两人时代不同，朱子又后郑玄一千年，学术思想之递衍，积愈厚而变益新。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朱子新学案》）这较好地揭示了朱熹注经的特点。
朱熹一生著述极为丰富，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著录者有四十余种，未著录者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当推《四书集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礼》等。
朱子学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宋代嘉定五年（1212），朱熹《四书集注》被列为国学必读教本；淳祐元年（1241），理宗下诏学官将朱熹从祀庙堂。元代至元元年（1335），惠宗下诏建朱熹文庙，次年封为齐国公。明代永乐十三年（1415），由成祖作序的《四书五经大全》颁行于天下，为科举取士的必读书；景泰、嘉靖二朝，朝廷推行祭朱制度，与祭孔相同，每年享春、秋二祀。清代康熙五十一年（1712），下诏升朱熹配祀孔庙“十哲”之列，入大成殿立牌，康熙又命李光地等编撰《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并亲自作序，颁行全国。朱熹学说，不仅成为中国的国学，而且自14世纪开始，就已相继传布于日本、朝鲜等国，日本从德川幕府时代起，就以朱熹学说为官学；朝鲜的朱子学更以四书学为主。如今，朱熹学说已为国际学者所重视，“朱子学”成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的课题。
《四书集注》是《四书章句集注》的简称，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作之一，包括《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14卷（或分为7卷）。朱熹编撰《四书集注》，前后凡40年，直至去世前仍在修改，可见用力之深。《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篇章，至宋代时为理学家所重，被单独抽出。朱熹对二书加以注释，前加“序”，每章之后又进行总括。尤其是《大学》一书，朱熹以程颐的《改正大学》为底本，将《大学》分为“经”1章，“传”10章，重新编排了章节。为了阐释理学思想，还按照自己的观点编撰了一篇“格物传”补入《大学》中。朱熹对《大学》、《中庸》的注释以直抒己见为主，故称为《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大学章句》内容丰富，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纲领，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是理学之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包含了理学的主要内容，所以朱熹认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重要著作，含有儒家相传的思想原则，“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中庸》所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亦为朱熹所推重。《大学》和《中庸》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占有很高的地位。《论语》、《孟子》二书，分别记述孔子、孟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行事，是反映孔、孟儒家思想的基本著作，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在注释《论语》、《孟子》时，朱熹大量引用了程颢、程颐及他人的说法，所以二书以《集注》命名。(https://www.daowen.com)
关于四书次序及读法，《四库全书总目》称：“定著四书之名则自朱子始耳。原本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书肆刊本以《大学》、《中庸》篇页无多，并为一册，遂移《中庸》于《论语》前。明代科举命题，又以作者先后移《中庸》于《孟子》前。然非宏旨所关，不必定复其旧也。……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殚于《四书》。其剖析疑似、辨别毫厘，实远在《易本义》、《诗集传》上，读其书者要当于大义微言求其根本。”可以参考。
《四书集注》体现了朱熹的“道统”观。朱熹继承二程的观点，非常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以此三者与已成为经典的《论语》并列。他在《大学章句》中推论说，《大学》中“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10章“传”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在《中庸章句》中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朱熹认为，儒家之道由孔子创立，再经曾参、子思传至孟子，形成儒家道统。而其后道统中断了。直至宋代，才出现程氏两夫子程颢、程颐“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再加上朱熹本人，道统才得以继续。这样就将程朱理学与儒家经典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抬高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传序称：“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其于世代之污隆，气化之荣悴，有所关系也甚大。”由此可见，《四书集注》在中国理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书集注》于朱熹在世时曾多次修改，其最早刻本、最后定本现在均不可见，后世翻刻本不计其数。清嘉庆十六年（1811）所出吴县吴英、吴志忠父子刊印本，以多种古本和宋元人所作注释本相校，是现存较好的校订本。中华书局曾以此为底本出版过繁体竖排本。本书以吴氏校订本为底本，加以整理。全书简体字横排。经文部分，依照原书先后次序按章节单独排列，《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的每章节前加上序号；朱熹的双行注解，按其在文中出现的位置分别编出对应的数码，排在该章节正文之后。《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原分卷次，因无实际意义，今皆删去。清康熙时内府仿宋刻大字本《论语序说》后有《读论语孟子法》一文，全系引用二程之说，可以参考；底本原附吴志忠《四书章句附考》四卷、吴英《四书家塾读本句读》一卷，因参考价值不大，均予以删去，而吴英《附考序》及《四书章句集注定本辨》二文，对《四书集注》版本的论述等可以参考，予以保留。书中的讹衍脱倒，校点整理时参照众本，予以改正，不出校记。繁体字一般改为简体字，异体字等也尽量规范化，可能引起歧义的则不改；涉及注音的，如“辟”音“闢”、“舍”音“捨”，则保留“闢”、“捨”。本次整理，我们参考了中华书局版《十三经注疏》、《四书章句集注》，以及多种新旧《四书集注》本、相关《四书》与经学研究成果等，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彭林教授为新整理本撰写导读前言，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本次整理力求文字正确，标点准确，篇章条理清晰，版式疏朗醒目，便于阅读了解。限于学识和时间，体例或未完善，校点或有不当，谨祈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王华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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