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建 筑
1.房屋
民国时期，武汉的建筑技术大量采用钢筋水泥，西方的建筑风格在各地流行。
武汉的租界建筑很有特色。早在晚清，从江汉路到三元里依次有英、法、德、俄、日等国风格的建筑。英租界从江汉路到合作路，俄租界从合作路到车站路，法租界从车站路到一元路，德租界从一元路到六合路，日租界从六合路到三元里。这么大的租界建筑群在全国是不多的。英国的汇丰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和美孚银行、德国的礼和洋行，都在租界的大型建筑中办公。有学者统计，到1937年7月前，武汉现代建筑物有284座，其中民国初期建造的有181座。建筑的功能各有不同，分别用于工厂、银行、领事馆、教堂、学校、医院、住宅等。[25]
汉口租界内，最有代表性的建筑是江汉关。江汉关建于1921—1924年，占地1400平方米，底墙厚1~2米。大玻璃窗，采光较好。内部平面紧凑，实用性强。设计师是英国建筑师景明，多采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流行款，有圆柱、拱门、钟楼。还分别从英国采购了水暖器材、卫生设备，从美国定购了大钟。[26]
就在西方建筑技术进入内地时，武汉地区出现了本土的优秀建筑师。卢镛标(1902—1945)，浙江定海人。1922年，进入景明洋行学习建筑设计。后来独立创立卢镛标建筑师事务所。1934年，设计中国实业银行大楼。1938年，设计汉口四明银行大楼。这两栋大楼至今还屹立在汉口江汉路步行街上。卢镛标在建筑设计中，遵守科学规则，但不墨守成规，风格新颖，受到建筑界同行的高度好评。
沈祝三(1877—1940)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擅长钻研技术，曾任企业的监工，他带有一支建筑技术过硬的团队，1908年组建了汉协盛营造厂。沈祝三负责修建了汉口太古洋行一号仓库、璇宫饭店、汇丰银行大楼等。武汉大学的许多建筑是由美籍工程师凯尔斯设计，汉协盛营造厂承建。[27]当时，外国人很信任汉协盛营造厂的技术，乐意与沈祝三合作。如设立了景明洋行的海明斯不仅为沈祝三延揽建筑工程项目，还在建筑技术上提供帮助。景明洋行的建筑设计工程也交由汉协盛营造厂承包修建。双方合作几十年，使景明洋行发展成武汉第一流的建筑设计事务所，汉协盛则发展为最具实力的营造厂。中国的技术人员在与外方合作中提高了建筑技术，也融入了中国人原有的建筑智慧。
武汉的石库门建筑也很有特色。数幢石库门毗连为一排，二排相对而立，形成街道或巷子。厚木板大门，青石为门框。门在中轴线上，进门是天井，三开间，正中是客堂，两旁是厢房。两层楼，可从堂后的木楼梯上二楼。这种建筑形式，既有传统四合院的特色，又有西方别墅的特色，采用了新式的建筑理念，受到市民的欢迎。(https://www.daowen.com)
2.桥梁
建筑除了房屋，还包括桥梁等。湖北是千湖之省，还有许多河流，因而桥梁众多，桥梁技术有独到之处。
早在晚清修建粤汉铁路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动议在武汉修建长江大桥，但实际的勘测设计始于民国时期。1913年，詹天佑邀请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德国专家乔治·米勒带领学生来武汉实地测量，选择在汉阳龟山与武昌蛇山之间江面最狭处作为建桥地点。1921年，交通部也曾聘请美国专家约翰·华德尔策划建桥事宜，华德尔的选址与米勒的方案基本一致。
詹天佑(1861—1919)，字达朝，原籍江西，生于广东南海(今广州)，人生的最后7年是在武汉度过的。他是我国铁路工程专家，中国铁路工程的先驱，主持修建了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今京包线北京至张家口段)。1912年，詹天佑任粤汉铁路会办、汉粤川铁路会办。1913年，在武汉创立了中华工程师会，被选为会长。1919年，詹天佑因积劳成疾，在汉口仁济医院逝世。詹天佑的武汉故居在现洞庭街51号，这是他当年自己设计的建筑，现已成为詹天佑纪念馆。
1935年，粤汉铁路即将全线建成通车。湖北省政府邀请茅以升制订长江大桥建桥方案，茅以升带领的桥梁设计团队主张桥址线为龟蛇线，修建大跨度五孔桥，三孔主孔，跨度是250米。1937年，中国桥梁公司对龟蛇线做了具体的测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修桥事停摆。1946年，湖北省政府再次邀请茅以升主持大桥设计工作，成立了武汉大桥筹建委员会。这年9月，行政院工程计划团团长侯家源陪同美国专家德克麦、博麦来汉考察桥梁修建工作，提出了《武汉大桥计划报告》，提出采用钢铁结构以适应公路与铁路双方运输的需要。1947年，武汉大桥筹建委员会提出在汉水上修筑公路桥与铁路桥，与长江大桥相连接。这年，以茅以升为首的专家仍确定桥址为龟蛇线，采用公路与铁路的两用桥，主线采用三孔悬臂拱桥，跨度每孔约280米。桥身净高在普通高水位上28米，以便万吨船可以通过。[28]
民国时期，国内外桥梁专家为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调查与讨论，并有了精密的方案，这为中国修建大桥做了很好的准备。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改善交通，偏僻的鄂西兴起了修建机场的现象。在恩施、来凤、樊城、老河口都修建了小型机场。尽管这些机场一再被日本军机炸毁，但军民反复修建，修建技术不断提高，为抵抗日寇进攻发挥了良好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