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 医
民国时期，中医在湖北的医学中仍然占主要地位。《夏口县志》卷十九《艺文志·子部》记载了几本与传统医学相关的书，如《痘疹慈航》《保幼新书》《医学觉梦集》。《夏口县志》卷十五《人物志》记载了一些德艺双馨的中医大夫，如有个叫黄祚宪的人，“博综岐黄家言，好为人制方，以药饵施人，概不受值，病愈亦不任谢。平生好施予，积有盈余，即散之于人。曰:‘吾以济其不足也。’年八十六卒。乡人之病而不能延医者，至今犹念之”。[39]
武汉中药店很多，刘有余药堂就是其中之一。刘有余药堂是刘鹄臣于1919年开设的。刘有余药堂善于经营，尤重视医药人才和药品，以重金聘用了制饮片的技师文玉卿、切药的技师姚保臣、制丸散的技师钱显卿等人。药堂内还有内、外、妇、儿、跌打损伤各科医生。为了遵古炮制，提高药品疗效，不惜以重金添置生产设备。为研制“紫雪丹”这一种成药，特定做重约100两的纯银锅一口，在当时同业中是少见的。刘有余药堂还独家创制了儿童喜食的、有健脾功能的“燕窝糕”和居家、旅行常备的良药“长春丹”等。
1919年，马岐山从北京来到武汉，在武昌斗级营，汉口大夹街、汉正街开设马应龙眼药分店。该店用传统医方，采用麝香、梅片、琥珀、珍珠等名贵中药材，讲究工艺，生产的眼药迅速打开了湖北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眼药店改组为马应龙生记制药厂。
荆州的医疗主要是中医。1936年，有45户中药企业，并且有一些中医名家。如熊雪亭，松滋人，在沙市悬壶，医术高明，临床诊治，往往三方见效。刘寿林，沙市人，为江西一患者治咯血，半年痊愈。刘哲人，长阳县人，曾担任沙市中医公会副主席，在沙市的日门诊常达80人次。刘哲人曾与西医朱裕璋合作，在沙市创办中西医院，尝试两种医学的融通之路。郑显庭，沙市人，1933—1937年，担任湖北中医专校教务长，并在汉口国医院筹备处诊所应诊；1935年，出版《丸散膏丹集成》一书。傅茂青，监利县人，精通中药，尤其是名贵药材，且擅长制作丸散膏丹。
沙市有个恒春茂中药店，创办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全盛时有员工100余人。店里能够配制成药，选料认真，遵古法炮制，最畅销的是安宫牛黄丸、紫雪丹、参桂鹿茸丸、十全大补丸等。[40]
值得注意的是，崇阳、通城、黄梅、黄安(今红安县)、礼山(今大悟县)、公安、松滋(今松滋市)、枣阳(今枣阳市)、谷城、保康、远安、宜都(今宜都市)、兴山、秭归、长阳(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今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鹤峰、宣恩、来凤、咸丰、建始、巴东、房县、竹山、竹溪等县还没有现代的医院与诊所，主要靠中医维系医疗事业。由于从业的中医大夫多是私人诊所，难以统计。(https://www.daowen.com)
1917年，华北地区流行鼠疫，湖北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冉雪峰(1879—1963)在汉口中山大道永康里开办诊所，积极投入抗疫，在临床实践中采用“太素清燥救肺汤”和“急救通窍活血汤”等方药，收到良好疗效。著有《温病鼠疫问题之解决》《霍乱证与痧证鉴别及治疗法》《麻疹问题之商榷》等。[41]1923年，冉雪峰独资创办湖北私立中医专门学校，旨在传承祖国医学，造就真才，前后培养200余名中医师。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轻视中医，有些卫生主管官员甚至提出限制中医。湖北的中医从业人员为了保护国粹，与诋毁中医的势力做了坚决的斗争。192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不许中医学校加入教育系统，冉雪峰联合山西中医学校教育长杨百诚等人撰状力争，取得胜利。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试图废止中医，冉雪峰再次站出来，与天津名医张锡纯结成南北同盟，反对扼杀中医，一时享有“南冉北张”之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冉雪峰捐款组织“湖北国医药界战地后方服务团”，任团长及中医救护医院总院副院长，为抗日将士和难民治病。武汉沦陷前夕，举家避难于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区)。应诊之余，埋头著书，著有《国防中药学》《大同药物学》《大同生理学》《大同方剂学》《中风临证效方选注》等。他还亲手制作人体骨骼标本，绘制数百幅人体解剖学彩图，旨在进行中医改革与创新。1946年，由万县迁回汉口，继续悬壶应诊。
1947年，湖北省中医药公会请愿团团长佘子祥向湖北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三次大会递送《为争取中医药生存的请愿书》，请求重视中医，并请开设省立中医药学校。[42]
可以说，民国时期，武汉是守望中医的重镇，冉雪峰是中医的一面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