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　效益评价

20世纪60年代以来，沿海防护林综合效益的定位观测和评价体系构建在国外许多国家受到重视，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来强调和肯定森林的综合效益。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一系列生态效益评价方法，认为采用消耗与再生产方法评价综合效益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德国一直强调森林的综合效益，现有的森林经营实践也已基本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体化。日本林野厅把森林效益分成防止泥沙流失、涵养水源、保护野生动植物、防止泥沙崩塌、保健游憩、供给O2和净化大气、消除噪音等七种效能。法国提出根据森林的交通、立地、环境、地理等条件，确定其应该承担某一种或几种效益。目前世界上主流的森林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如蒙特利尔行动纲要（温带与北方森林保护和可持续经营标准与指标）、赫尔辛基行动、亚马孙行动、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热带天然林可持续经营指南等对森林综合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如图1-1所示。

我国对防护林综合效益评价与计量的重要性也非常重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的科研单位相继在云南、四川、甘肃、东北、华南等地开展了森林生态系统的定位计量研究。“七五”时对“三北”及“黄淮海”平原防护林进行保土、固沙、防风、改善农田小气候及其对农作物产量影响等观测研究，积累了一定的计量参数资料。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林学会组织了“森林综合效益的计量评价研究”，对这一工作的广泛开展起到了有利的推动作用。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六大林业重点工程的实施，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目前，关于防护林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研究，已从对防护林的单纯利用研究转向对防护林生态经济体系的研究。特别是在我国将防护林与农业生产结合起来，按生态经济学原理，使农、林、牧、副、渔业等与环境的水、土、光、气等非生物之间协调发展，从而形成多种的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另外，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技术的发展，模糊数学方法也广泛被应用到综合效益评价中，如人工神经网络法（ANN）、模糊综合评判法（FSE）等，在防护林综合效益评价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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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世界主要森林经营指标与标准

目前，国内对防护林综合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如《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的生态、经济效益评价技术研究》。周庆生（1993）对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生态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探讨，对各指标进行量化，得出生态经济指标的得分值；程根伟等（1992）对防护林生态效益定量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并以岷江上游地区为例进行了综合效益评价；杨田（2008）对陕西省三北防护林工程综合效益进行了评价研究，建立了四层次共26项评价指标的评价体系，并得出了最终的综合指数得分值；郝清玉等（2009）以海南省文昌、万宁和昌江三个典型市县为例对沿海防护林的防护效能进行了综合评价；洪涛等（1997）对防护林的区域生态效益进行了评价；封斌等（2007）对榆林沙区防护林体系效益进行了评价，构建了三类21个指标的指标体系；陈红红等（2001）对长江中上游的川江部分防护林综合效益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2001年防护林综合效益是1985年的7倍，到2010年将达到9.66倍。这些研究结果大都以一些数学方法确定一个定量的综合效益指数或者得分值等，从而实现综合效益的定量化。崔清涛等（1996）用层次分析法对一个地区的防护林体系综合效益进行了评价；宫伟光等（1997）对防护林体系进行了区域性生态效益评价；郎奎建等（2000）对防护林工程10种森林类型的生态效益进行了计量评价；周峰利等（2005）对黄土高原沟壑区生态经济型防护林的综合效益进行了评价；王葆芳等（1998）对乌兰察布和沙地防护林体系综合效益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防护林使农田增产明显，土壤改良效果好，经济收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