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环境影响的测量

对环境影响的测量

我要报告环境对智力和性格影响研究的三个例子。第一个是高尔顿的《双胞胎史》（History of Twins，1883），是一项对环境影响与原始本性影响进行比较的量化研究。第二个是赖斯关于不同学校环境对于学生拼写能力的影响的研究。第三个是关于改变环境对于青年学者专业选择的影响的研究。

高尔顿收集了一些双胞胎儿童父母的报告。其中有些双胞胎儿童在婴儿期非常相像，但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却不同；另一些双胞胎在婴儿期有显著的不同，但是他们所处环境的所有重要特征都一致。前一种双胞胎儿童差异的扩大和后一种双胞胎儿童相似性的增加可以测量环境的影响；而前一种双胞胎儿童相似性的持续和后一种双胞胎儿童差异性的保持可以测量原始本性的影响。

对后一种20对双胞胎儿童的观察证据表明，毫无例外地，相似的教养方式没有减弱天生的差异。下面是一些父母的典型观察报告：

（1）父母中有一个说：“他们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都接受完全相同的教养；他们两个都很健康和强壮。然而，他们在生理、心理以及情绪本性上还是同其他两个不同的男孩一样，各不相同。”

（2）“我可以很明确地回答，虽然他们被同一个妇女抚养，一起上学，而且在15岁之前从来没有分开过。但是，从他们出生到现在，他们的性格、习惯和爱好一直都明显不同。”

（3）“他们从没分开过，至少在食物、衣物或者训练方面他们从未有所不同；他们同一时间长牙齿，同一时间患百日咳、麻疹、猩红热，而且没有一个人得过其他的严重疾病。他们俩一直都非常的健康而且有很好的能力。然而，就像我们家和其他家庭的差异那样，他们在心理上非常的不一样。”

（4）“他们在身体和思想上从来就不像，而且这种差异每天都在增加。外界的影响一直都相同。他们从没有分开过。”

（5）“家庭训练和影响都完全相同，因此我认为，这种差异几乎完全是由先天倾向和我们控制不了的因素引起的。”

按照高尔顿的意见，把正反两方面的证据综合在一起，得出如下一般结论：

“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出普遍的结论，即在影响人生的条件相似的范围内，除了由于疾病或意外事故所导致的身体病症之外，环境不能对成年人的性格产生显著的影响……这种完全丧失理智的结论不禁让人惊愕，除了给予传授的知识和职业训练之外，对孩子的养育究竟还能做些什么？在相同国度的同一社会阶层的人群中发现，不同的养育不能胜过本性。这个发现仍然没有背离人的本性远远胜过养育的结论。”（1883，p.168 and p.172）

大篇幅引证赖斯博士的研究，是因为它是第一项针对学校工作实际效果的系列研究。目前这种研究的数量仍然很少，但是我们相信，随着人们对学校管理方面的科研兴趣的提高，大量类似的研究会迅速涌现出来。

赖斯博士（1897）测量了21所学校里33000名儿童的拼写能力，他们在拼写的态度、方法、时间以及其他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然后，他比较了拼写好的小学生的学校条件和拼写差的小学生的学校条件。他首先记录了21所学校之间的细微差异，其中只有6所学校的得分排在73.3分至77.9分的界限范围之外，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学校之间的差异有降低趋势（见表25—1）。事实表明，学校在拼写态度和方法上的训练差异没有对学生的拼写成绩产生显著的影响。在对使用古板方法的学校与比较先进的学校进行比较时，他说：“其实，无论是古板的学校还是先进的学校，结果都是多样的。所以，在一些情况下，古板的学校有几个得高分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先进的学校有几个得高分的；同样，哪种学校都有几个得低分的。例如，B学校属于非常先进的学校，其中的11号学生获得的最高平均分是79.4分；而A学校属于最古板的学校，其中的12号学生平均得了73.9分。而且奇怪的是，还是在这些城市里，虽然环境大致相同，但在另外一所学校的测量结果却完全相反。”

比较表25—2的数据可见，他排除了不同的家庭阅读环境、父母的文化程度以及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等因素对学校之间拼写成绩差异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赖斯博士进而按照不同学校所使用的教学方法将测验结果重新列表，为此，他访谈了大约200名教师。虽然他没有给出详细的访谈结果，但足以使我们确信，在口授法与笔授法之间、单词法和联句法之间、注视法与非注视法之间没有任何明显的优劣之分。出声数音符拼写没有使拼写成绩变差，多读书和多写作也没使拼写成绩变好。“简言之，”他说，“在方法和结果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相同教学方法与不同教学方法的测验结果差异一样大。”

表25—1的结果表明，用在拼写上的时间长短不是拼写教学能否成功的原因。学校每天给15或20分钟拼写与每天给40或50分钟拼写的效果是一样的。

得到这些可贵的结果之后，赖斯博士急匆匆地下了一个想当然的结论：“事实表明，在我看来，只有一个结论，即学生的拼写成绩不取决于使用的方法，而取决于使用这些方法的教师能力。换句话来说，教师个人的平衡能力必须放在首位，而方法和设备是次要的。”

这个结论应该以学生的拼写成绩与老师的能力水平之间存在高相关为根据，或者是在一位教师所教出来的学生比其他10位或20位教师教出来的学生差异更小的情况下才能成立。我计算过，如果赖斯博士数据中八年级学生的平均数可靠，那应该跟我和我的学生测得的结果相一致。〔2〕如果对每个学生的教学效果相等，那么，他们之间的差异不应比我们所预期的概率大很多。八年级上学期12个班平均数的平均离差是1.9，下个学期13个班的平均离差是2.6；如果每个班级有40个学生，个体的变异数是12.2，按照概率计算，12个班的平均离差也应该是1.9。所以，就八年级的样本而言，各个学校之间的差异没有其他原因，学校之间存在的均值误差只因学校的样本数量太少。

考察环境影响的第三个例子虽然不是主要的，但其特色在于，它所揭示的事实，除了环境的影响之外不能用其他任何影响力来解释。这个事实是1840年到1895年美国大学毕业生职业的变化，其中有5283名毕业生成为ΦBK名誉学会的成员，进入该学会者是大学里公认的优秀大学生。

律师、医生、教师和牧师这四种职业，每10年中总共吸收优秀大学毕业生的人数比例几乎没变。1840年至1859年，ΦBK的大学毕业生中选择这四种职业的人数百分比是65％；1860年至1869年是65.5％；1870年至1879年是65％；1880年至1894年是64％。

但是，这四种职业内部的分配却有明显的变化（见表25—3）。在20年里，律师职业对有学问者的吸引力增加了一倍，然而，后10年中，又丢失了增加的2/3。在最后10年，医生职业变得更有吸引力。该表显示，从1840年到1870年，再从1870年到1895年，教师职业的受欢迎程度增长非常迅速。从1860年到1865年却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其间，律师职业受欢迎的程度增长很快，而牧师的职业则不进不退。最惊人的变化是，有学问的人选择牧师作为终身职业的人数百分比逐渐减少。如果把那些进了教会、后来又放弃牧师职业而改为教师的人包括在内的话，这种下降的趋势会更显著。根据1900年不完全的ΦBK有效名录记载，从1895年到1899年，大学毕业生中选择牧师职业的人数只占5.5％；即使后来有所增加，1900年的百分比也在10％以下。

对那些1850年进入牧师行列的年轻毕业生进行粗略的统计发现，如果他们晚出生半个世纪的话，将会有3/4的人进入教师和律师行列。由于社会和知识背景的改变，具有相同原始本性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

在不久的将来，无疑会看到，关于环境导致个体心理差异的研究数量将会迅速增加，研究的质量也会大为改善。在赖斯调查研究了由于行政管理与教师的不同特征所导致的差异之后，紧接着出现了由考曼（1902）、斯通（Stone，1908）、柯蒂斯（1909及以后）和我（1910）等人所作的类似研究。教育专家逐渐变成实验家和量化思想家，并正在谋求证实或驳倒教育势力影响人类本性的已有成见。历史、政治、社会、经济、伦理和宗教专业的大学生，正在成为或即将成为量化思想家，关注各种自然与社会影响力的分配所造成的人类个体在政治上、罪恶上、财富上、事业上和理想主义上的不同，或者关注影响人类幸福的有关特征。

除了这三项研究以及前章所列举的事实之外，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测量。如果某种功能因以前的训练不同而形成了个体差异，那么，现在施加等量的练习就可以测量其对个体差异的影响。论据如下：如果一组被试的成绩差异归因于他们所受训练的数量和质量的不同，那么，现在对这组被试中的所有人提供同样类型和数量的训练应该会减少这种差异。例如，假设有11个人用打字机打字1分钟，各自的成绩分别是10个、11个、12个、13个、14个、15个、16个、17个、18个、19个和20个。假如这种差异完全是由他们练习打字的时间造成的，比如，练习时间分别是5小时、6小时、7小时、8小时、9小时、10小时、11小时、12小时、13小时、14小时和15小时。然后再给每个人10个小时的练习时间，这样总练习时间的范围就是15小时到25小时，这样应该会减少他们打字个数的差异。根据假设，练习15个小时的人的打字效率应该是每分钟20个，而练习25个小时的人每分钟打字不应超过30个。鉴于分数之比的极限是2比1（即20比10），那么，他们现在的分数之比不应该大于3比2（即30比20）。〔3〕

如果练习时间的等量增加并没有减少练习结果的差异，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就不能假设以前在练习数量上的差异会导致练习结果的差异。也就是说，如果等量的练习不会减少成绩的差异，那么之前不等量的练习也不是导致成绩差异的原因。如果机会的差异导致人表现的差异，通过增加相等数量的机会，使得机会在每种情况下对所有人来说几乎相等，那么人们所表现的差异应该更小。

发现的事实却相当令人吃惊。均衡的练习似乎增加了差异。优胜者所表现出来的优势，似乎是由自己的本性决定的，而不是由过去的优秀成绩决定的。因为，在规定的时间内所有优越条件一律平等，而优胜者还是成为了领先者。

下面的表25—4给出了三位数乘三位数乘法口算练习的最初分数和最后的分数。惠特利（Whitley）用9个被试做了类似的实验，结果虽然不够明显，但却得出了同样的结果（1911）。一开始打字就快的4个人经过同样的练习之后，仍然比打字慢的4个人快。

斯塔奇（1911）采用三位数乘一位数乘法口算得到了相同的结果。8个被试中有3个口算效率最高的被试平均每10分钟做39道题，练习了700道题之后，获得的平均成绩是每10分钟做45道题。而3个效率最低的被试最初的平均成绩是每10分钟做25道题，做了700道题的练习后，平均成绩是每10分钟做26道题。而且从所花的练习时间上来看，700道练习题对他们来说是题量很大的练习。

在我（1910）的在等量时间内练习一位数连加法作业上的个体差异的研究中，19个成年人进行差不多同等的练习，并按大家一致的正确标准计算，开始成绩最好的几个人，最后的成绩也最好。结果见表25—5。韦尔斯（Wells，1912）、柯比（1913）、哈恩（Hahn）与我（1914）以及其他人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这些关于练习对个体差异的影响的研究采用的是口算乘法和加法，以及在印有大写字母的纸上标注出A字母等方法，练习的范围和数量都很有限。照他们的成绩来说，尚不足以在练习与个性的关系上得出一般的结论。在其他心理功能上，个人的成就比其他同伴们好，可能是外界势力的影响居多，而自己的本性影响较少。但是，迄今所做的练习实验没有给出支持一般的假设的结果，即在同种族和一般的社会状态下，没有发现外部条件的差异应该为大量个体差异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