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儒家思想渗透到佛教宗义之中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一、把儒家思想渗透到佛教宗义之中

智顗作为南朝名门世族的子弟,自幼受传统儒学的熏陶,儒家的王朝正统观念和忠孝伦理思想在他身上有明显的反映。即使在他出家学佛之后,也未曾一日忘却“家国殄丧”之难。所以,为了突出他所信仰的佛教的崇高和完美,他虽然也有对儒学批评的音调,但总体上看,他的佛学大量渗透了儒家的思想,不曾违背儒家的政治伦理原则。智顗佛学对儒家思想的吸收,突出表现在对仁义礼智等观念的认同上。

智顗时代,佛教的出世观念常常受到正统儒家学者以及道教徒们的批判,为了应付这一局面,佛教学者往往以儒释一致说乃至三教融合论进行调和,普遍以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五行说加以类比。这种类比已为社会各阶层所理解和接受。如《魏书·释老志》中说:“其始修心则依佛、法、僧,谓之三归,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三藏十二部经,如九流之异统”;“所谓佛者,本号释迦文者,译言能仁,谓德充道备,堪济万物也。”智顗也是从这一角度展开对儒家思想的吸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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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戒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是佛教最基本的戒律;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五行,指水、火、木、金、土,是古代朴素的物质观念。三者本非同一领域,所以对它们的类比具有明显的主观目的。智顗《摩诃止观》卷六上写道:

若深识世法,即是佛法。何以故?束于十善,即是五戒。深知五常、五行,义亦似五戒。仁慈矜养,不害于他,即不杀戒;义让推廉,抽己惠彼,是不盗戒;礼制规矩,结发成亲,即不邪淫戒;智鉴明利,所为秉直,中当道理,即不饮酒戒;信契实录,诚节不欺,是不妄语戒。周孔立此五常,为世间法药,救治人病。又五行似五戒:不杀防木,不盗防金,不淫防水,不妄语防土,不饮酒防火。又五经似五戒:《礼》明撙节,此防饮酒;《乐》和心,防淫;《诗》风剌,防杀;《尚书》明义让,防盗;《易》测阴阳,防妄语。

这是他有意识、人为地把佛教“五戒”说成与儒家“五常”“五行”“五经”相似,以表明佛教有关社会人生的基本观念与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所以可以同时并存,互为补充;而所谓周孔立五常,以救治世间病人,则说明儒家的伦理原则也适用于佛教出世理念,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

基于上述观点,智顗明确表示,作为佛教徒,完全可以将五戒和五常同时修习,不必作儒释之别。他说:

今人虽入道场忏悔,恶心不转,则恶业不坏。恶业不坏,得绳不断,罪不得灭也。……若坚持五戒,兼行仁义,孝顺父母,信敬惭愧,即是人业。

除了对父母行孝顺之礼,智顗又依孔子之说论及师徒关系,说:“夫师有匠成之能,学者有资禀之德。资之舍父,敬师如父;师之谦让,处资如弟。故夫子云:回也处余如父,余也处回如弟。”师徒关系如同父子关系,这是儒家五常之礼的规定,智顗深表赞同。

对父母之孝可以升华为对君主之忠,君臣的关系成为“礼”的核心内容。所以,“礼”也就具有了特殊的地位,甚至可以提高到佛教“法性”“实相”的本体高度认识。智顗写道:

体字训礼。礼,礼法也。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君臣撙节。若无礼者,则非法也。出世法体,亦复如是。善恶、凡圣,菩萨、佛,一切不出法性。正指实相,以为正体也。

君臣父子之礼就是体,就是最高原则。

据学者们分析研究认为,智顗的上述思想与当时流行的伪经《提谓波利经》也有一定关系。《提谓波利经》是一部由中国僧侣为在家信徒编造的经典,书名最早见于《出三藏记集》卷五,题为“北国比丘昙靖撰”。据《续高僧传》卷一《昙曜传》附昙靖传载,北魏在太武帝死后复兴佛法,“但旧译诸经并从焚荡,人间诱道,凭准无因”,于是昙靖“出《提谓波利经》二卷,意在通悟,而言多妄习。”该经早已散佚,但其内容在后来的佛教著作中多有引述,在敦煌遗书中也保存了它的残本。

提谓、波利是佛教传说中最早皈依佛陀的两名商人,从佛陀受三皈依和五戒。《提谓波利经》主要内容,是讲述五戒持斋修行和因果报应;其显著特点,是把佛教的五戒十善说教与儒家伦理观念、五行学说乃至道教延寿益算思想结合。如说:

十善者,同出天地之数。不杀,仁也;不盗,智也;不妄言、绮语、两舌,信也。此五行属天。不贪、不恚、不淫、不恶口,义也;不饮酒,礼也。此五行属地。

又说:“不杀曰仁,仁主肝,木之位;不邪曰义,义主肺,金之位;“不饮酒曰礼,礼主心,火之位”;“不盗曰智,智主肾,水之位;不妄曰信,信主脾,土之位”。在智顗的有关著作中,多次引用《提谓波利经》的内容,表现出他对该经儒释一致说的高度重视。智顗《法界次第初门》卷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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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佛为提谓等在家弟子授三归已,即授五戒,为优婆塞。若在家佛弟子破此五戒,则非清信士女。故经云:五戒者,天下大禁忌。若犯五戒,在天则违五星,在地则违五岳,在方则违五帝,在身则违五脏。

又《摩诃止观》卷六下论“三种法施”,说:“三归、五戒、十善道四禅、四无量心等,名世间法施;二,出世间法施;三,出世间上上法施。”并说:“《大经》云:一切世间外道经书,皆是佛说,非外道说。《光明》云:一切世间所有善论,皆因此经。若深识世法,即是佛法。”这是借用《大般涅槃经》和《金光明经》之说来证明《提谓经》儒释一致说的正确无误。世间法施除了五戒、十善,当然也应包括五常、五行、五经。智顗又直接引《提谓经》关于佛法五戒配合世间五常、五行、五帝等说:(https://www.daowen.com)

提谓、波利等问佛:何不为我说四、六戒?佛答:五者天下之大数,在天为五星,在地为五岳,在人为五脏,在阴阳为五行,在王为五帝,在世为五德,在色为五色,在法为五戒。以不杀配东方,东方是木,木主于仁,仁以养生为义;不盗配北方,北方是水,水主于智,智者不盗为义;不邪淫配西方,西方是金,金主于义,有义者不邪淫;不饮酒配南方,南方是火,火主于礼,礼防于失也;以不妄语配中央,中央是土,土主于信。

前引智顗有关五戒与五常统并修之说,与《提谓经》的思想十分相似,显而易见直接源于《提谓经》。

但智顗吸收儒家学说,提倡世间伦理观念,具有比《提谓经》更为深层的含义。他把仁义五常与家国兴亡、社稷安危直接联系,表现出一个出世者的非出世主义理念。他说:

《释论》云:世典亦称实者,乃是护国治家称实也。外道亦称实者,邪智僻解谓为实也;小乘称实者,厌苦苏息,以偏真为实也。如是等但有实名,而无其义。……若周孔经籍,治法、礼法、兵法、医法,天文、地理、八卦、五行;世间坟典,孝以治家,忠以治国,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敬上爱下,仁义揖让,安于百姓,霸立社稷。若失此法,强者陵弱,天下焦遑,民无聊生,鸟不暇栖,兽不暇伏。若依此法,天下太平,牛马内向。当知此法乃是爱民治国而称为实。

这段话,对儒家典籍及其思想所产生的“护国治家”“爱民治国”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并认为这是与佛教的精神深相一致的。这也就是说,在智顗看来,佛教的出世理想并不与儒家“孝以治家”“忠以治国”的人世观念相悖。

佛教“世间即出世间”的思想中,包含了“天下太平,牛马内向”的社会人生理想。智顗对儒家观念的认同,应该看作是他对大乘佛教菩萨精神的确切认识和如实践履,也是他对佛教中国化、民族化的一项重大贡献。

智顗又曾引《清净法行经》所说,以儒家的安民治世的社会政治措施比喻为佛教的四悉檀,即:“文行诚信,定《礼》删《诗》,垂裕得昆,即世界也。官人以德,赏延于世,即为人也。叛而伐之,刑故无小,即对治也。政在清静,道合天心,人王无上,即是世间第一义悉檀也”“政在清静,道合天心”的儒家最高政治标准(实际带有黄老政治的色彩),也就是佛教的最高精神境界,这表明智顗并未彻底忘情于现实社会生活。

在智顗的佛学著作中,就曾借佛教义理而论及世俗政治,对家国的衰亡和百姓的倒悬深表切肤之痛。如《摩诃止观》卷四下说:

色害尤深,令人狂醉。生死根本,良由此也。如难陀为欲持戒,虽得罗汉,习气尚多,况复具缚者乎!国王耽荒无度,不顾宗庙社稷之重,为欲乐故,身入怨国。此间上代亡国破家,多从欲起。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即其事也。

这段话实际上是对梁、陈两代亡国破家悲剧性结局的历史反省。形式上是从佛教教义的分析入手,实际上则归结为“国主收荒无度,不顾宗庙社稷之重”,属于儒家政治原则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智顗的这种认识都具有一定的真理性。这也说明,儒家学说与大乘佛教教义在某些方面确有相通之处,而智顗则自觉地把这些相通之处集中到治世安民的高度上认识。在梁陈王朝未亡之时,智顗曾为之殚思竭虑,以图挽救败亡之势;梁、陈败亡之后,他又念念不忘“宗庙社稷”之情,为之总结教训。智顗对故国、故君充满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感情。

可以认为,智顗佛学中的儒学渗透,并非为了作简单的儒释对照,以明两者的统一,从而敬答一般的排佛言论。智顗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具有更为深层的内涵和坚实的基础。这是出自他对儒学的切身体验和内在肯定,是一种自觉的需要。这种对儒学的自觉,使他不仅与当时佛教内部儒佛调和论者相区别,而且也与宋以后受理学支配的佛教调和论者不同。正是出于对儒学的自觉,智顗才表现出对旧王朝的忠诚和怀念。作为出家人的智顗,他的精神生活中既有对佛教最高境界的追求,同时又有对儒家伦理观念的恪守。事实表明,智顗并未放弃传统文化思想观念,儒家的文化背景使他保持着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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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顗把佛典以外的全部典籍区别为“世典”和“外道典籍”两类。所谓“世典”,主要指“周孔经典”。在《维摩经玄疏》卷六中,智顗又把外典作“世间经书”和“外人经书”两类的分别。他认为,外典是俗工学,其中世间经书属“爱论”,外人经书属“见论”,说:“世间经书所明,但为安国治家、赏善罚恶、仁义礼智、诚信孝敬、养生养性之道,皆是爱论。”智顗又认为,属于“爱论”的世间经书,主要指儒家经典,说:“菩萨住是位,为降伏天魔及其眷属,即人爱假,现诸神通,乃至同事利物,说诸爱论。如此土三坟五典、安国育民之经书也。”安国育民的道理是儒家之学的基本特征。

“爱论”,指对一切事物偏重感情执着的言论。儒家经典的核心是“安国治家、赏善罚恶、仁义礼智、诚信孝敬”,属于“爱论”范畴。在智顗看来,儒家未能忘怀世间爱欲,故而不同于佛教断除爱欲的教义。但智顗无意扩大两者的距离,相反竭力弥合这种差距。在指出世典“爱论”与佛典“实相”论有别的同时,实际上他对“爱论”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仁义礼智的目的,是要实现治世安民、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这与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的慈悲精神并无矛盾。智顗学佛的初衷,是为“出世”,但他毕竟未能彻底出世,因为他不可能完全摆脱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关切。他的佛学充满了睿智的分析和高妙的思辨,但也显示出浓厚的感情色彩。理智与感情并存,佛学与儒学交融,出世不忘世间,这是智顗学说体系的真实背景。

为论证儒释的一致,智顗又提出“三种法药”之说,以为儒释分别设教只是“应病授药”。他说:“人假识药者,病相无量,药亦无量。略言为三:一、世间法药;二、出世间法药;三、出世间上上法药。”这“世间法药”实指医治世间众生之病的“世智之法”,即儒家仁义五常等基本道理。他接着写道:

如是等世智之法,精通其极,无能逾,无能胜,感令信服,而师导之。出假菩萨欲知此法,当别于通明观中勤心修习,大悲誓愿,精进无怠。诸佛咸加,豁然明解,于世法药,永无疑滞。然世法药,非毕竟治;屈步移足,虽垂尽三有,当复退还。

意思是说,儒家之学作为“法药”之一,也有它特殊的效用,若能“精通其极”,同样可以消除世间(“假”)烦恼。

智顗认为家君臣父子、仁义道德是为“世药”,主要用以医治“无出世机,根性薄弱,不堪深化”的众生。智顗站在佛教的立场上认为,儒家世间之学(“世法”)在中国的推广(“真丹”,即震旦,指中国),是为佛教大小乘经典的传人开辟道路的,完全可以成为佛教戒、定、慧三学的辅助。这种看法虽然有意提高佛教地位,但毫无排斥儒家的意思,倒是带有视儒家为佛教同道、足以补充佛教不足的意义。所谓“礼义前开,大小乘经然后可信”,表明智顗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极其深刻的体认;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应该以抛弃儒家礼义为前提,倒是必须借助儒家的有关学说。儒家之学不仅与佛教教义无矛盾冲突,相反,儒家治世安民的基本功能,正是佛教所缺乏的。

智顗准确无误地看到,儒家和佛教在很多领域有着共同点,其中的心性理论是核心部分。他正是通过对两家心性理论的融合贯通,大谈人性的善恶本具,并以修习善恶来解释人的各种社会表现。一旦心性学说得以会通,儒释之间其他领域的差别都可由此而消融。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