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与天台山高僧交游的文士遗迹述略
天台宗有上述众多高僧大德,历代亦有众多文人士大夫与之交游。略列几位以示繁盛。
柳公权“大中国清之寺”题额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宋拓《颜、柳、白、米四家法帖》南宋纸本、册页。是册收入柳公权一孤本帖:《泥甚帖》。两行11字:“泥甚难行,将到□□便。公权敬白。”帖前有一行小楷书:“天台国清寺僧乞书寺额……”。南宋陈思著《宝刻汇编》记载,大中七年八月八日,国清寺僧人澄观求柳公权书寺额,并有随后柳氏批答。《宝刻汇编》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南宋金石志,中国金石学兴起于宋代,欧阳修与赵明诚是其中的中坚人物,他们共同奠定了中国金石学最早的系统研究体系。此件拓片与柳公权所书的“大中国清之寺”摩崖均被收录于《宝刻汇编》一书。
唐大中五年(851年),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在天台国清寺后石壁所留的“大中国清之寺”六个大字摩崖石刻,至今仍清楚可辨。这也是目前已发现存世的柳公权摩崖石刻,唯一可信的作品,而且和天台宗关系密切。它的书写方式是直行双行,落款在正额左侧,款署“柳公权书”,这种形式与唐代匾额的常态符合,宋代以后,南方寺庙匾额大都采取横列,而不是竖向排列,目前,存世唐代匾额著名者有三处:第一处在五台山的佛光寺匾额;第二处在河北蓟县的独乐寺观音阁额,第三处即国清寺的寺额。前二者是木制,而后者为摩崖。

大中国清之寺石刻
“大中国清之寺”寺额从唐代以来,一直传承有序,寺僧保护悉心,除唐代本朝对其有记载外,自宋以下,历代金石志均有著录。其中最重要的是北宋书法家米芾。此人性格狂怪,但书法极好,为宋四家之一。国内外各大著名公立博物馆均以收藏他的墨迹为荣。米芾著有《海岳名言》一书,其中提及柳公权“国清寺”额,称“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由此可见,米氏当亲访天台山国清寺。
米芾“秀岩”题刻
“秀岩”榜书大字,直列,款“米芾”。这是米芾特来天台,寻访柳公权题“大中国清之寺”而留给国清寺的一件精彩的书法作品。该题刻字口风化得非常严重,加之字口浅,保存殊为不易。所幸题刻落款至今保存完好。笔力雄强,结字紧凑,完全体现了米芾高超的书法技巧和优雅的书法风格。凑巧的是,在福建也有一件“秀岩”摩崖,字体与此作几乎一样,唯落款有年月。清代陆征祥在其金石著作中,亦同时提及两件作品,但却无法确认孰为原作,孰为翻刻。笔者揣测,天台国清寺后一件,以文献记录为据,米芾到访天台山可信,过访柳公权摩崖并且留下了评价可见,确有其事,国清留题亦属可信,故可推断,福建之“秀岩”摩崖,可能翻刻自天台,也未可知。
黄庭坚“寒山诗”摩崖
北宋一代,除米芾外,“宋四家”还有一家与国清寺有很深的渊源。此人即江西人黄庭坚,字鲁直,是宋代著名诗人、书法家,书法风格独特。他的一生佛缘很深,为出家人书募缘疏真迹至今还有传世。
寒山子是天台佛教的知名人物,亦为唐代行吟诗人的代表人物,在近代的美国、日本等地也极具影响。黄氏一生钟爱寒山子,其传世书法作品中,还有涉及寒山子内容的精彩墨迹。黄庭坚著名的书法真迹“寒山子庞居士诗”书卷,被藏于故宫台北博物院,是一件传世宋代书法名品。乾隆皇帝曾认为此作品是“双钩”,而事实是乾隆误判,此作并非“双钩”,而是黄庭坚亲书真迹。
黄庭坚在国清寺后山崖壁,有书寒山诗一首摩崖,书风为典型的黄氏面目。楷书,竖列四行,用笔饱满,结字中宫紧凑,四面开张。为黄书中之严谨者。其书寒山子诗前四句“重岩我卜居,鸟道绝人迹。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此为天台山所留黄庭坚惟一之书迹。
朱熹“枕石”榜题
南宋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与国清寺方丈志南和尚交好,此人就是大理学家朱熹,号晦翁。朱熹在国清寺后壁上留有“枕石”两字,横列,“石”字右上方有“晦翁”款,朱熹书法敦厚浑圆,用笔富有拙意,可见为经意之作。原刻风化十分厉害,保存状况并不乐观。为了保护这些摩崖,国清寺将后山整体封闭起来,这种传统保守的保护方式也是目前值得借鉴的保护措施。(https://www.daowen.com)

《寒山子庞居士诗》
“枕石”摩崖曾在清代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朱熹与国清寺方丈无往来的实物证据,故不可轻信。本人近年在日本偶然发现了一件可以证明朱熹与志南大和尚交游的书札。缘此可证此摩崖石刻的真实性。宋刻《寒山诗》集,收入了朱熹写给志南的信札,据此便能证明二人交往及朱熹来天台的真实存在。此宋版书收藏于日本宫内厅,非常珍贵,目前只能看到其书影,原作从未被发表,而民国时期,此书有影印出版,故而可为朱氏莅临天台山的铁证。不止如此,该书还显示了大诗人陆游与志南大师的交游。可惜,未见陆放翁有书迹留于天台山。由信札可见朱熹与志南和尚的交情非凡,信中涉及日常生活细碎,可证志南大师与这些名人间交流互动非常亲密、频繁,也足可见天台宗在当时的文人范畴和主流学术圈子的影响力之大。
赵雍“论藏记”篆额
赵雍字子穆,为赵孟頫长子,亦是元代著名的书画家。他与其父均与天台山有缘。此件为《台州宝华律寺重修论藏记》碑,碑已残损,裂为数块。正文为元明间国清寺主持昙噩法师所撰。碑额为赵雍所书,篆字榜书,残存数字。笔画遒劲,有乃父遗风。
董其昌书“楞严坛记”
天台山高明寺《楞严坛记》在天台山号称“三绝碑”,其额由董其昌学生陈继儒所书,碑文内容由明代文学家虞淳熙所撰,书法由董其昌书写。此记为董其昌所擅长的行楷书,记文书法飘逸秀美,古朴温润,为董字中之精美者。刻于书条石,嵌于大殿壁间。高明寺现存书条石是清代嘉庆年间翻刻,董其昌书原作在高明寺的几次大火中已焚毁。清代高明寺方丈派人在苏州寻得董其昌原刻拓本,将拓本请回高明寺重加翻刻,并在其后重新加三段题跋,虽为清代重刻,仍然不失为董其昌所书碑刻里的精品。董其昌乃松江宗主,又为有明一代书画巨擘。其与天台山渊源甚深。董氏还有《鱼乐国》榜题碑刻立于国清寺放生池旁。为天台山文脉平添一段佳话。
钱维城“天台山图”
钱维城为乾隆年间宫廷画师,奉乾隆之命,钱氏有天台山诸景的创作。这件绘本应是钱氏进呈的作品。笔墨精妙,设色淡雅。虽与实景尚有出入,而文人绘事,图形其次,传神为上。天台山景物籍由此作,名扬天下。钱维城所绘的国清寺,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件宫廷画师创作的国清寺景观。钱维城一生从未到过天台,这张画可能是根据《天台山方外志》和其他方志、诗文的描述所成,或是冥冥之中智者大师给的暗示。乾隆皇帝当年非常喜爱这个手卷,并在画的左上方有亲笔御题诗一首,这也是他题写的唯一与天台有关的御笔。此作品于20世纪20年代初经宣统帝溥仪赏溥杰流出宫外,今年有幸回到祖国。
阮元“晋唐古方丈”匾
国清寺有大量牌匾,蒋介石、蔡元培等民国著名人物都曾为国清寺题字。而这些题匾中,比较特别的是清代大金石学家阮元的“晋唐古方丈”。阮元嘉庆间出任浙江学政,巡游浙江访古搜奇。作为金石学家,在书法上,他有着特别的成就。为了向国清寺表示尊重,同时也展现自己的学识,他以古隶书为国清寺题匾。此匾书法古拙,异于阮元平常秀雅风格,用笔沉郁,颇具庙堂之气。可惜,原匾毁于火,其子嗣知天台县,重为书就。因而,阮氏字天台山的墨迹得以留存,可见与国清的宿缘。另,“真觉讲寺”山门匾额也是阮元所题,楷书榜题。其时,阮氏已是浙江巡抚了。
弘一法师书匾
清末民国著名的普世大师、律宗高僧弘一法师,为国清寺题匾一件,曰“华严净域”。楷书,用笔自如,有出世之意。弘一法师与天台先贤有旧,曾驻锡天台乡里数月,因此有国清一段因缘。
天台之名始于两汉,而历代高人层出不穷。儒释道三家并立。天台大师开创一代宗法,福泽后世。以上所举历代祖师并文人士大夫留迹,是为沧海一粟,不可穷尽天台山灵韵。期后来者能大发其光,弘扬文化。
(本文系演讲稿整理,疏漏之处,还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