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妇和一次大飞跃

居里夫妇和一次大飞跃

大约在贝克勒耳的发现之后两年，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和玛丽·居里出场了。贝克勒耳不是没有继续他的工作，正相反，他愉快地继续进行着他的研究。不过，他局限于把铀作为他的射线源，因为铀是他知道得最多的物质。多年之后，他写到：“因为新射线是通过铀认识的，所以有一种先验的观点，认为其他已知物体的放射性可能比这个还要大很多是不大可能的，于是，对这个新现象普遍性的研究似乎就没有对它的本质的物理研究来得紧迫。”所以，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实现了一次大飞跃的人不是贝克勒耳而是居里夫妇：他们研究了其它一些元素，由于先发现了钋而后又发现镭，他们制备了完全使放射性新科学革命化的强大的放射源。

母家姓玛丽娅·斯可罗多夫斯卡的居里夫人（1867～1934）于1867年11月7日诞生在华沙（图2.3）。从她母亲这边来讲，家庭属于二、三流贵族。她的父亲，V.斯可罗多夫斯基，一位有教养的绅士，曾在圣·彼得堡学习过，是一位数学和物理学教师，玛丽诞生后不久，他成了教授，在一所大学预科学校（一种中学）里当副督学。斯可罗多夫斯卡夫人是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直到玛丽诞生后几个月，她才不任此职。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也用天主教的一套来抚育她的孩子们。但是，她死后不久，十多岁的女儿玛丽就不再信教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她对宗教的信仰。这个家庭有一个儿子，约瑟夫，三个女儿，赫娜，布朗尼娅和玛丽。

这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热忱的家庭。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致于孩子们冒着被捕入狱甚至更大的危险参加了在俄国统治区的秘密文化活动。在整个波兰历史上，这个国家经常受到邻国的压迫。这个时期主要是受俄国的欺压。波兰学校被强迫使用俄语，采用他们不愿采用的书。波兰人与俄国统治者间的对抗是建筑在宗教，政治和语言的基础上的。反抗情绪十分强烈，局势也很紧张。玛丽哥哥的一位朋友由于政治原因被绞死，她对此极为震惊。这种压迫使波兰人成了狂热的爱国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有机会，他们自己也变成了那些无辜少数民族的残酷的压迫者，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个自由波兰短暂地建立起来时，他们对待日耳曼人和犹太人那样。

玛丽十六岁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她的中学学业。在此期间，她父亲破了产，女儿们不得不设法自己供养自己。布朗尼娅和玛丽是有志向的姑娘，她们俩紧密地相互依靠。姐妹俩既有决心，又非常聪明，也颇具波兰人的气质。布朗尼娅去巴黎学医，用她自己的积蓄和一部分玛丽的积蓄维持一切费用，而与此同时，在大约五年时间里，玛丽担任过好几家的家庭教师——一个不比佣人好多少的职务，起先在华沙，后来在乡下。她与布朗尼娅约定：一旦布朗尼娅结束学业，就负担她求学的费用，因此，她把自己少量积蓄交给了布朗尼娅。所以，1891年，当玛丽买了张四等票离开波兰到达巴黎时，她口袋里仅剩下40个卢布（20美元）了。想象一下一个波兰女孩子在1891年到达巴黎学习物理的情景吧！在斯拉夫族女主人公们的故事极其盛行的时代，这完全是一个传奇小说般的情景。使这位女主人公与众不同的是：她既有天才，也真正想学习物理。

玛丽曾在巴黎大学理学院学习，听了由李普曼（Lippmann）、布蒂（Bouty）和阿佩尔（Appell）等教授负责讲授的物理、化学和数学课程。阿佩尔教授是著名论文“理论力学”的作者。玛丽住在大学校园外的波兰移民中间。很有才华的青年钢琴家彼得洛夫斯基就是其中的一位。由于贫困，玛丽在生活上不太讲究，但是，她的极罕见的风纪和严肃的工作习惯却与马虎两字毫不相干。在几乎没有钱粮的情况下，她入迷般的学习和工作。1893年，她接受了由一个波兰组织授予的亚历山大诺维奇奖学金：600卢布的一小笔补助金。与众不同的是，几年之后她用她第一笔挣来的钱付还了过去那笔奖学金。1894年，一位访问巴黎的波兰物理学家约瑟夫·柯瓦尔斯基（Joseph Kovalski）将她介绍给皮埃尔·居里（1859～1906）。

皮埃尔·居里（图2.3）是内科医生欧仁·居里（Eugéne Curie）的二儿子。他的父亲讲起来是一名正式新教徒，但却是一位左倾自由思想家，1871年参加过巴黎公社，不是战士而是一名医生，他在家里开设医院。看来皮埃尔曾经是一个奇怪的孩子，被认为智力迟钝。但他的父亲胸有成竹，让他独自发展他的天分，并没有强迫他上完正规的法国学校。大约14岁时，他被送到一位私人教师那里学习。他教他数学，帮他学拉丁语。皮埃尔对数学极其机灵，他的智力在那时发展得非常之快：16岁时就得到了理学士学位。在1883年，他24岁上，被任命为巴黎理化学院的实验室主任，一个他担任了二十二年之久的不高不低的职位。他有执拗的个性，几乎是病理性的骄傲。他没有在巴黎综合工科大学学习过，这对他通向更辉煌的人生是一个障碍，而许多法国科学家只是由于上过巴黎综合工科大学而受到招聘。

他的早期工作是晶体的对称性和压电现象，是他同他的哥哥雅克（Jacques）一起发现的。然后他推广了对称原理，把它应用到了许多物理现象的研究中去；在这方面，他关于磁的工作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就我所知，皮埃尔是第一个把今天我们称之为群论的概念引进物理学领域的人，这些概念包括极矢量和轴矢量的明确的区别以及对称性在决定什么现象可能发生时的重要性。总的来说，居里的早期论文给人奇怪的印象：他是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的先驱者，他的观点的重要性已与日俱增。在1894年初他遇见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时，早已有了很高的科学声望了。开耳芬勋爵格外赏识他的才干。

在他首次见到这个波兰学生几个月之后，居里就打定主意要和她结婚。而在玛丽这方面要作出这个决定不是没有困难的。皮埃尔比她大八岁。在当时，这也并不是太大的年龄差距；不过，她从未考虑过要结婚。最严重的障碍是：如果同他结了婚，她再也不能象原先计划的那样回到波兰去生活了。可是，在她回波兰渡暑假期间，皮埃尔那感情充沛而富于说服力的信软化了她。他是一名天才的作家，几乎是一位诗人。1895年7月，他们结婚了，骑着自行车穿过法国的乡村渡过了他们的蜜月。这些自行车是用给玛丽买新娘服饰用品的钱买的。在他们整个共同生活时期中主要娱乐是骑自行车旅行时探索自然的奥秘。

在他们结婚时，居里夫人早已通过了我们可称之为她的鉴定考试。当她第一个女儿伊雷娜（Iréne）于1897年9月12日诞生后不久，为了给自己的博士论文定题，她向她的丈夫求教。按他的建议，她着手对贝克勒耳发现的“新的现象”进行研究。首先，她重复了贝克勒耳的实验。但是，为了以更高的精确性测量这个现象，不使用贝克勒耳的验电器，而使用了一个如图2.4所示的由皮埃尔·居里设计的仪器。这个设备值得提及的特性是补偿系统，它的基本部分是一个压电石英（记住：压电性被皮埃尔和雅克·居里透彻地研究过）。在他们其后的实验里，居里夫妇用过的静电计和皮埃尔死后居里夫人实验室用的所有的静电计，都有这一相同的特性。否则，对她来说，就是“不对的”，其实，它们都是些好仪器，工作正常。

用静电计（图2.5），玛丽·居里验证了贝克勒耳的发现：铀辐射的强度正比于化合物中铀的含量而与它的化学形式无关。样品是铀酰盐、铀氧化物或金属铀都可以。玛丽·居里因而证实了贝克勒耳的发现：射线的发射是铀原子的性质。于是，她决定检查“当时知道的所有元素”，发现只有钍发射“类似于铀的那些射线”。就在这个时候，在发现铀并不是发射自发辐射的唯一元素之后，居里夫人提出了“放射性”这个词，用它来描写这一现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表现出了她的天才的一着。她决定不再将研究局限于简单的铀和钍的化合物，而且也测试自然矿石。她从自然博物馆的收藏品中得到了许多矿石并且着手工作。正如她预期的那样，含有铀和钍的矿石是有放射性的。然而，使她意外的是，其中有些矿石的放射性远大于（按照她的测量方法，三倍或四倍于）按照矿石中铀或钍含量所应具有的放射性。

她得到的正确结论是：那些矿石样品一定含有一种比铀和钍放射性更强的元素。在她宣布这个假定之前，她作了一个测试。她注意到一种特殊的铀矿石，铜铀云母，当它从地下挖出来时，具有非常强的放射性。她用纯物质在瓶子里重新制造出了铜铀云母，发现人造的铜铀云母的放射性不比任何铀盐强。这证明了天然矿石中含有一种强放射性的杂质。1898年4月12日，她的朋友G.李普曼向科学院介绍了她的第一篇通讯。这篇通讯以M.斯可罗多夫斯卡-居里为名发表在《报告》上。在这篇通讯里，她简洁地描述了她的实验，提出了存在新的放射性元素的假设（不过在这篇论文里还没有用“放射性的”这个词），叙述了她怎样对这个假设进行了试验。

如果一种新元素真的存在的话，居里夫人就打算找到它。但是怎样去找？她设计了后来被她自己认为是放射化学的基本方法。因为她不知道这种元素的化学性质，只知道它自发地发射射线，她将不得不从寻找这些射线来开始她的搜索。如果可能的话，她会将一矿物样品溶解，用标准的化学分析方法将它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用她的静电计来测定放射性在哪里。居里夫人知道，那时对铀矿石所作的定量分析从重量来说约有1%的不确定性。如果这个1%含有未知的放射性物质，而矿物的放射性比它的铀含量所应有的放射性高三倍的话，这种未知物质的放射性必须比铀的放射性强约三百倍。她过低估计了这种放射性：事实上，具有这种强放射性的物质没有样品的1%，或许只是它的百万分之一，而且它的单位重量的放射性不是三百倍，而是铀放射性的数百万倍。

她没有被所承担的巨大任务所吓倒，她动手离析这种新元素，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研磨选出的矿物样品。很快，她认识到她一个人不可能将这件事继续下去，建议丈夫同她共同努力。皮埃尔和玛丽·居里一起开始用她的巧妙的分析方法处理沥青铀矿，浓缩最具放射性的产物。

有一次，他们曾把具有高度放射性的那部分物质浓缩为非常小的剩留物，断定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元素，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元素是从样品中浓缩出的少量杂质，它根本不纯，但是它所具有的放射性表明存在一种新元素。他们把它命名为钋[1]——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居里没有选择任何别的名称。1898年7月，居里夫妇向科学院提交了一篇他们合写的文章，宣布了这个发现，解释了他们所用的方法。这是些重要的日期：1896年2月，贝克勒耳发现了放射性；1897年底，玛丽·居里对“贝克勒耳射线”发生兴趣；到1898年4月她已经确定了那些已知元素是放射性的，她怀疑有新的、放射性更强的元素存在；同年7月，皮埃尔和玛丽·居里一起发现了钋。他们也发现了物质自发消失的现象，在一个称为半衰期的特征时间里减少到它自己的一半。

在玛丽·居里请皮埃尔与她一起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皮埃尔已经忙于对磁的研究了。从此，他转而研究放射性，直到1906年他逝世时为止。至于居里夫人，从1898年到她逝世时这36年的科学生涯，她的所有的工作，都遵循着同样的方式：更多的矿物，更高级的纯化，更高度的浓缩。这是一项意志专一的任务，需要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干劲、极大的智慧和顽强的精神，而这正是玛丽·居里的品格。

当居里夫妇从沥青铀矿开始得到他们的第一批高强度放射性产品时，他们也用标准的方法进行了对矿物的化学分析。在不溶于酸溶液的硫族化合物中，他们发现了钋。而且，他们也在钡族（钡，锶和钙）中发现放射性。开始，他们无法将放射性和钡分开，在他们最终通过部分结晶的办法使分离获得成功之后，发现了一种新的，强放射性物质，他们称它为镭。1898年9月，他们在第三篇论文中宣布发现了镭，这是在G.贝蒙（G.Bemont），一位在鉴定镭的工作中帮助过他们的法国化学家的合作下完成的。贝蒙也帮助居里夫妇找到一座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就跟一间漏雨的棚房一样，冬天潮湿，而在温和的天气里就感到非常之热了（图2.6，2.7），它没有具备任何一种在现在认为不可缺少的化学实验室的条件，譬如化学实验室用的各种防护罩。从健康角度出发，这里完全不适合做这种事情。但是，在当时，既没有人知道放射性的危险性，而他们也没有更好的条件。

爱德华·聚斯（Eduard Suess）教授，维也纳的一个大地质学家，热情而友好地为居里夫妇搞到了一吨捷克斯洛伐克约阿希姆斯塔尔的沥青铀矿的剩余物。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个地方，在当时实际上是铀矿的唯一开采中心。铀已被从矿物中提走了，居里夫妇收到的是没有人介意的剩余物，但他们知道其中含有镭。对于那些知道用原始的方法，以手分离一百公斤矿石意味着什么的人来说，难以置信的是有俩个人实际上已那样做了。设想一下，在一个没有防护罩的实验室里的烟气、搅拌溶剂时的体力劳动、用原始办法对这些物质加热，只有这位波兰妇女百折不挠的精神才能克服这种困难。她承担了最繁重的体力劳动，皮埃尔身体较差，就做其它事情。两年后，他们有了足够多的镭样品来探测该物质的表观原子量的变化。普通钡的原子量为137。他们的样品中，镭含量最丰富的那部分的原子量为174。居里夫人为得到纯净的镭而努力奋斗，纯镭的原子量，如我们现在知道的为226。这事又花了她12年时间，但是早在1900年，她已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了；如果说不是最终实现的话，也起码在方法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1900年，玛丽和皮埃尔·居里在于巴黎举行的国际物理会议上作了关于“新的放射性物质和它们发出的射线”的报告。在这同一次会议上，亨利·贝克勒耳也作了一个报告，主要论及这种被发射出来的辐射。在他看来，至少对某一种辐射而言，存在一种与X射线和阴极射线的严格类似，这一点是清楚的。居里夫妇主要对放射性物质本身感兴趣，他们叙述了测量放射性的方法和为什么应当把它看作是原子的而不是分子的性质。他们已经研究了普通的放射性物质，铀和钍；之后又研究了新的元素钋，镭和锕，最后这个元素是由安德烈·德比尔纳（André Debierne），居里夫妇的同事和朋友，在1899年发现的。接着，他们谈到了这些物质的化学性质，它们的光谱，辐射效应和所谓的感生放射性（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提到卢瑟福）。最后，他们谈及这个重大的未介决的问题：发射出的能量的起源以及所发射的辐射的性质。(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已经看到新元素钋发射粒子，当然也发射能量。甚至测量由它产生的热也是可能的。这给物理学家提出了进一步的难题。到1898年，对能量守恒的信念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了，科学家们是完全不愿意抛弃它的。那么，钋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呢？各种各样不受拘束的假设被提出来了。一个并不正确、但也不是毫无理由的想法是玛丽·居里在她的第一篇关于放射性的论文（1898年）中提出来的。她假设在整个世界、四面八方射线都存在，有点象中微子。由于一些尚不清楚的理由这些射线不被除放射性物质以外的任何物质吸收，而放射性物质俘获这些射线产生热。欧内斯特·卢瑟福提出了这样的想法：放射性或许依赖于是否样品被纯净地细分。居里夫妇他们亲自研究了是否加热或冷却样品会增加或减少它的放射性——化学使他们想到了这个实验，可是结果是一点变化也没有。他们也试图压缩他们的样品，但是他们也未能改变它的放射性。这真是极其难以理解的事。事实上，放射性元素的衰变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改变。C.威甘德（C.Wiegand）和我利用了前十年积累下来的关于原子核的知识，以微妙的化学影响改变了放射性元素的衰变率。

在1900年人们所知的居里的报告是一篇关于放射性的小论文；1904年，玛丽最后写出了她的博士论文，一篇类似的，但是反映最新水平的论文。

到1902年，玛丽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轻了大约20磅体重，换来的结果是她已有了足够多的镭，使得她有可能测量它的原子量。她发现它是225，近于正确的答案。她也有足够多的镭以观察它的光谱线。在1900年所提出的报告中有一些光谱上的错误，但是它正确地给出了两条最强的谱线，毫无疑问，她已经观察到它们。然而，这对夫妇受到了奇怪而又难以诊断的疾病的折磨，这是不足为奇的。可能他们已受了够多的辐射和吞下了够多的放射性物质而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虽然皮埃尔死于车祸，玛丽也活了67岁，但她病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最后死于由于过度受辐射而引起的许多症状中的一种——再生障碍性贫血。她的女婿，F.约里奥，检查了玛丽的实验簿，发现它们受到了强烈的放射性污染。而且，玛丽在家烧饭，她使用过的许多菜谱书籍保持放射性达五十年之久。

在此期间，居里夫妇的经历是怎样的呢？人们或许会以为，在不倦地劳动了多少年之后，而且在这些年中他们做出了值得纪念的发现，也失去了健康，他们一定得到了某些外界的帮助。主要的科学巨匠们，如开耳芬勋爵，已经认识到他们的贡献，但是直接负责他们生活的法国官吏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某个友好的官方机构准备授予皮埃尔荣誉勋章，但是他拒绝了，他说，他需要一个实验室而不是勋章。他的朋友们催促他接受这个荣誉，指出这会帮助他得到一个实验室。然而，皮埃尔保持着骄傲和固执的脾气，他既没有得到勋章也没有得到实验室。1898年，他申请索尔本学院的物理学与化学教授职位，但是没有成功。在那时，他的工资是中等的——约每月500法郎。他有两个女儿需要负担：伊雷娜（图2.8），她成为一名与她双亲声誉相配的科学家；夏娃（Eve），成为一名钢琴家，后来因非常成功地写了一本有关她母亲的传记而闻名。

1900年，居里夫妇有了一次偶然的好机会，日内瓦大学愿以非常优惠的条件给皮埃尔一个教授职位。他犹豫了一阵，但最后还是拒绝了。然而，这被法国当局注意到了，最后在1904年给了他一个在索尔本大学的职位。皮埃尔非常高兴，特别是由于他天真地以为一个物理学教授就会有一个实验室。哎！他错了。教授的职位并没有给他拥有一个实验室的权利，直到他死的时候，他仍然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合适的实验室。因为居里夫妇继续在一个令人可叹的状况下工作，实验室的问题成了他们念念不忘的事了。1902年，皮埃尔参加了法国科学院院士的竞选。候选人要拜访科学院的院士们，进行各种礼节性活动，而这些正是皮埃尔所轻视的东西。他勉强地做出努力，但是，院士却让E.H.阿麻加（E.H Amagat）当选了。阿麻加以气体的液化知名；事后看来，他是不能与居里相比的。这次挫折之后，居里不再企求在法国受到重视。不过，在1905年，即他死之前一年，他还是被选为科学院院士。

1903年，居里夫妇与亨利·贝克勒耳分享了诺贝尔奖金，这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经济状况，但是，不管诺贝尔奖金还是他们以后得到的25,000法郎的奥兹日（Osyris）奖金也没有给他们带来他们所渴望的实验室。

在诺贝尔奖金的授奖仪式上，皮埃尔·居里以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演讲：

可以想象在罪犯手中的镭是会变为非常危险的，在这点上人们或许会问，对人类来说揭示自然的奥秘是不是有利，他是不是准备从它那里得到益处，这个知识是不是对他无害。诺贝尔的发明这个例子是具有代表性的：威力强大的炸药已使人们做出了某些令人羡慕的工作，但是在那些把国家引向战争的大罪犯手里，它们也是可怕的破坏工具。我是那些与诺贝尔一样相信人类将从新发现中得到的好处多于坏处的人们中的一员。

居里的话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表明那个时候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在争论的问题。同时也表明前几十年的乐观主义精神正开始减退。

在接受诺贝尔奖金时，皮埃尔44岁，玛丽36岁，俩人都虚弱而筋疲力尽。他们过着名符其实的隐居生活。尽可能地享受着乡村生活的乐趣。他们的社交界主要是科学界的老朋友：J.佩兰，P.朗之万（P.Langevin），G.于尔班（G.Urbain），A.科登（A.Cotton），A.德比尔纳，G.古依（G.Gouy）和其他的一些人，都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有一阵子，他们对唯灵论感兴趣，但不久，他们就放弃了它。他们也认识某些艺术家；在居里夫妇那里，人们也可能会发现雕刻家罗丹（Rodin）和一位牧羊女游乐场的著名舞蹈家。

1906年4月19日，一个可怕的悲剧降落到玛丽的身上。皮埃尔在巴黎横穿一条街时被一辆脱缰的马车撞死。皮埃尔的死深深地扰乱着玛丽，她突然觉得自己是多么地孤独，突然感到由于工作和责任以及她不喜欢的声誉所给她的过重的负担。她退避了，使她的沉默寡言和孤独倾向更为突出。从1900年到1906年，玛丽在塞夫勒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之后成为物理学院的工程主任——即她丈夫的助手。她现在被任命为索尔本的教授以接替她的丈夫，玛丽二话未说，就在皮埃尔丢下的地方将他的关于放射性的课程继续下去。

1911年她接受了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也大约在那个时候，她与P.朗之万有了私情，因为朗之万已结婚，有了孩子，他的妻子与他分居了一段时期，所以这件事成为非常丢脸的议论话题。朗之万的儿子在他父亲的传记中叙述了这件事。

我已提到过朗之万（1872～1946）几次。他是一位杰出的法国物理学家，在他那个时代对法国科学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他曾作为皮埃尔·居里的学生在他手下工作过；在英格兰，也曾在J.J.汤姆逊手下工作过，他的主要成就是在理论上，他的对材料的磁学性质的分析是具有永久性价值的经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专门致力于潜艇探测的实际问题的研究，研制了石英振荡器——用在现代手表中的那些石英振荡器的祖先。他的极其透彻的思想和表达能力使他成为一位非常有影响的教师、居里夫妇和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一位知心朋友，他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在许多方面成了法国科学界的半官方代表。他也致力于自由意志论者的思想，晚年完全成为富于斗争性的共产主义者。在德国占领法兰西期间，他参加了抵抗运动，最终逃离了他的国家。战后他才回到祖国，而他的许多亲戚已死于纳碎的迫害之下。

作为一个刚开始学物理的学生，我在罗马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家中遇到过朗之万，他是那里的贵宾。他立刻将我正在学习的物理学和他那时学的物理为我作了一个雄辩的比较。在他那时，热力学对他似乎是非常抽象的，是主课之一。如果我们不是走运的话，现在物理学能消除这样抽象的想法而去处理如此美妙具体的模型吗？他不怀疑由于量子力学的发展，过几年将必然会发生些什么，我感到荣幸的是他如此著名的人对一个普通学生的重视，待人的诚挚，几乎象一个同事一样。他肯定是富有感染力的。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玛丽·居里已是世界著名的人物了，法国政府最后终于为她的渴望已久的实验室分配了资金。然而，一直到战后才建成，仅仅是在玛丽·居里的科学生活中不太活跃的一段时间中被使用。在战争开始时，玛丽·居里为在战地医院缺少非常有用的放射学仪器而愤愤不平，她亲自尝试组织用X射线设备装备起来的野战服务工作来补救这种情况。她将十八岁的女儿带在身边作为助手。我可以确切地想象出一个法国将军与玛丽·居里发生争论的情景。

战后，一位美国记者梅洛尼（W.B.Meloney）夫人设法会见了玛丽·居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本事，因为居里夫人早已把她自己同新闻记者，亲笔签名追求者隔开来了。总而言之，她与社交活动隔绝。梅洛尼夫人明显地设法诱出了玛丽·居里的同情心。她许诺美国妇女愿意提供一强放射性镭样品。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她已建立起了离析镭的技术过程，但玛丽·居里本人或她的实验室却没有什么镭。在1921年，她作了成功的美国之行，在那里，哈丁总统把用美国妇女捐款买的镭赠给了她。

在非常早的时候就知道镭能够对生物细胞组织起作用。最早被灼伤的人们中的一位是亨利·贝克勒耳，他在他的背心的口袋里放了一些居里夫妇制造的镭。居里夫妇也受到镭的损害。这个概念使人们知道这种新物质在控制肿瘤上是能够派用处的，因此，镭会有商业价值，这是清楚的。然而，居里夫妇决定不准备对他们离析这种物质的任何过程申请专利。这与他们的信仰是一致的，这已经常被引以为崇高思想的证明。按我的看法，虽然在对待科学发现专利的道德方面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在拒绝接受一个人由于本人的工作而得来的利益上面却没有特殊的美德。

后来，玛丽·居里通过国际联盟积极地参加了国际知识合作。1929年，他又到美国去了一次。同时，在新的实验室，她继续从事她的关于解决放射性族的老题目这个终身工作。她也关心包括她的女儿伊雷娜在内的更年轻的合作者的成长。

然而，玛丽的健康状况正在日益下降。因使视力变得极差的白内瘴，她动了两次手术。当我在1931年看到她的时候，她看起来虚弱、脸色苍白（图2.9）。她被放射性灼伤的手，用绷带包扎着，神经性地抽搐着。她虽然终于得到了实验室，可是已来得太晚了。她也得到了由法国国会通过授予的年金和两幢房子，一处在巴黎，一处在里维埃拉。在她的晚年，命运对她是仁慈的，在逝世前几个月，玛丽·居里看到了她女儿女婿的人工放射性的伟大发现。1934年，她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一所疗养院里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