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
（一）政治体制上高度集权和以党代政的弊端
十月革命胜利后，经过与其他政党短暂的并存和联合执政，布尔什维克党终于走向一党独存、一党执政。这种政党格局的形成，是由苏维埃国家政权建设初期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斗争环境决定的。应该说，统一的苏联之所以能够建立并逐渐强大起来，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坚强的苏联共产党，有赖于以苏联共产党为核心的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对推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存在种种弊端。
1.苏共长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包揽国家和社会事务，党陷入日常管理事务之中，客观上削弱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领导。斯大林强调，党是政权的核心。“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原则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该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43]这表面上是加强和实现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实际上是贬低了苏维埃的地位和作用，削弱了党的政治领导。
2.最高权力机关形同虚设。苏联宪法明确规定，苏联最高权力机关是最高苏维埃，它拥有立法权。然而在斯大林时期，党中央和苏维埃机关采取联席会议的形式共同发布联合决议或决定，由于党处于领导地位，联合决议往往是以党的决议代替国家政权机关的法令和法律。最高苏维埃的实际作用，只不过是作为履行法律程序的机构而已。
3.党内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程。党和国家高度集权的后果是导致“党组织国家化”、“国家机关官僚化”、“法制虚无化”、“监督无效化”，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地位客体化。斯大林时期，党中央“日常工作机关”——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掌握着党和国家的决策权，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以党的官僚机构为核心的行政命令的官僚体制。干部委任制及事实上的终身制不利于干部队伍优胜劣汰，官僚主义、任人唯亲的现象日益严重。在党的领导层产生了不受党纪、国法约束，不受党组织、普通党员监督的特殊的个人和组织，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遭到削弱。党内缺乏民主自然影响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导致党和国家的各种民主监督机构流于形式，起不到实际监督作用。
（二）经济体制上高度集中的经济计划和经济结构畸形的弊端
在特殊环境下为完成紧迫任务而仓促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在较短的时期内，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迅速建立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基础，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但这种模式从根本上讲，不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含有种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人为因素。
1.把公有制的作用绝对化，片面追求单一的公有制形式，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诞生在一个生产力水平不是很发达，小农经济占相当比重的国度。为了巩固政权，急于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不惜用暴力手段强行消灭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用剥夺农民的方式大力推进全盘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在条件尚不成熟时，在农业、手工业、商业、轻工业等方面急于过渡，搞“一大二公”，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应有的历史作用。以国家所有制为主的单一公有制与千差万别的生产力水平及特点不相适应，公有制又缺乏有效的实现形式，致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结合不紧密，生产者的积极性不能持续发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2.实行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经济结构畸形，致使国民经济比例长期失调。尽管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斯大林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增强了苏联的经济实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严重忽视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消费品和食品长期匮乏，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这种僵化的经济体制逐渐被固定化、模式化，反过来又制约和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某种恶性循环，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3.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的作用，缺乏竞争的活力。斯大林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仅在所有制方面是“纯而又纯”的，而且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集中统一计划指导下的产品经济。长期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两种对立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把计划经济当作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在实践中，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经济计划。政府以行政手段管理全部经济生活，国家经济决策更多地受制于国家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利益，这样就不可能使资源实行合理有效配置，社会需求得不到合理的满足，影响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得不到有机结合，从而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是实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国家集中调配一切资源，实行高积累、低消费，高投入和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的政策，对企业下达的经济计划指标，重数量、轻质量，重产值、轻效益，形成一种高成本、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避免的造成资源浪费。
（三）高度统一的思想文化体制的弊端
斯大林时期，苏共高度集中统一的思想文化体制对于保证全党和全民思想与行动的统一，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在较短时间内“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曾起到积极作用。但苏共意识形态受当时党内斗争的影响，逐渐趋于僵化、教条化，成为党内斗争的工具。其结果是禁锢了思想文化的发展，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封闭、僵化、精神压抑、社会生活缺乏活力的精神状态。
1.高度统一的思想文化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使党的思想趋于僵化，行动趋于保守，极大地影响并降低了苏共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这种体制把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引向简单化、教条化的方向和道路，长期束缚苏联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的发展。苏共最高领导人垄断真理，垄断马克思主义解释权，斯大林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一统天下，不容任何质疑和修正。党和社会丧失了寻求、探索真理的权利与自由，完全服从于长官意志。被斯大林解释的马列主义日益僵化，理论脱离实际生活。领导人的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反而被奉为“神圣的经典”，不仅助长和强化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且成为阻碍苏联社会发展的精神枷锁。
2.意识形态中的专制主义妨碍了正常的理论和学术探讨。苏共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以强制、行政命令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束缚和压抑了人们的科学创新精神。为了根除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苏共取缔党内不同意见，对社会上的一切“异端邪说”、“危险思想”进行批判围剿。把理论和学术上的争论混同于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把思想分歧同阶级立场、阶级利益相挂钩，以致不仅压抑了有利于思想文化发展的民主气氛，而且为少数投机分子投机钻营创造了条件。为了保持全党的思想绝对统一，苏共在思想理论界，不分敌我，往往把一些忠于社会主义，勤于思考，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当成阶级异己分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沙赫特案件”后，苏共举行了一系列政治案件审判，一大批专家、知识分子受牵连。由于对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镇压，导致一些科学技术部门人才奇缺。30年代末，不得不在监狱内建立“特种设计局”和“特种研究所”，把所需的“专家犯”集中起来，完成某种设计和研究任务。
3.片面、狭隘的文化观影响了思想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活动空间有限，苏联长期以来处在与世界文化相隔绝的境况中，其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基本上是封闭性的。二战后，也只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进行接触和交流。这种与世界隔绝的思想文化状况，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发展。在思想文化方面，片面强调文化的阶级性和对立性，忽视文化的人类性和继承性。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还是在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之后，苏共都把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阶级斗争、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任务。不仅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而且在自然科学领域贯彻阶级路线，进行阶级划分。将现代西方文化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文化，完全予以否定。贬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思想文化方面的成就，故意宣传其阴暗面。国内则是报喜不报忧，刻意塑造一种太平盛世的景象。这样，表面上看似净化了无产阶级文化生长的空间，实际上削弱了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础，不仅使人们缺乏对整个世界的真实认识，也容易滋长妄自尊大、盲目乐观情绪，陶醉于苏联所取得的成就之中，缺乏抵御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免疫力。
【注释】
[1]《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9页。
[2]《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3]《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61页。
[4]《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9页。
[5]《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8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8—499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页。
[8]《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7页。
[9]《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1页。
[10]《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2—463页。
[11]《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
[12]《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274页。
[13]《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5—116页。
[14]《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9页。(https://www.daowen.com)
[15]《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5页。
[16]《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页。
[17]《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1页。
[18]《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7—378页。
[19]《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页。
[20]《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9—402页。
[21]参见叶书宗：《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历史的回顾和总结》，第219—222页。
[22]《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9页。
[23]参见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
[24]参见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页。
[25]参见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2页。
[26]《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7页。
[27]《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0页。
[28]《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8页。
[29]《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2页。
[30]《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80页。
[31]参见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6页。
[32]《斯大林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7页。
[33]《斯大林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9页。
[34]《斯大林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14页。
[35]参见荣植、赖万宁等编著：《斯大林的肃反：人和事》，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36]参见荣植、赖万宁等编著：《斯大林的肃反：人和事》，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37]《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9页。
[38]《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页。
[39]《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7页。
[40]参见程又中著：《苏联模式的兴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页。
[41]《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5页。
[42]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43]《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