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与苏联的解体
苏共的瓦解是苏联演变的“里程碑”。没有苏共的苏联，必将走上解体之路，这也许是戈尔巴乔夫总统所意料不到的。对于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处理好这一问题，特别是处理好主体民族——俄罗斯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使各民族和睦相处，是保持社会安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前提。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斯大林以及后来的历任苏联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犯过一些错误。而戈尔巴乔夫这一代苏联领导人在改革初期对民族问题重视不够，简单地认为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对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尊严的尊重得到确立，并已进入亿万人的意识之中。”[36]而当民族主义兴起、民族冲突爆发、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大行其道之时，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又被自己宣扬的民主化束缚住了手脚，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与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联合进攻下，步步退让，导致联盟国家步步走向解体。
苏联国内独立风潮发端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提出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各加盟共和国自主权等主张受到三国的欢迎。与此同时，要求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酝酿发展。涉及国家政权体制的政治改革为这一地区民族主义势力施展抱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1988年10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地方议会选举，波罗的海三国以拥护改革为旗号，相继成立了人民阵线（在立陶宛为“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利用人民阵线向联盟中央施加压力，借人民阵线之口说出他们想说但暂时又不便说的话，争取使共和国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到这时，波罗的海地区日益突出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才引起苏联领导人的重视。1988年11月底戈尔巴乔夫频频发表讲话，宣布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11月16日通过的该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不符合苏联宪法，是无效的，称应该对未来的联盟进行广泛讨论，以便解决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然而，三国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不听莫斯科话的人手中，戈尔巴乔夫的话以及中央的决定、决议等等已经无法发挥往日的作用。地方权力机关不服从中央指令，宣布苏联宪法的效力在当地可以被停止，这在苏联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公开挑战。
苏联政府和领导人虽然反应强烈，但毫无效果。1989年8月23日，波罗的海三国举行了“波罗的海之路”的示威活动。100多万人手拉手，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到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组成一条600公里长的人链，并高呼“自由”、“脱离苏联”、“俄罗斯人从波罗的海滚出去”等口号，从而拉开了三国独立的序幕。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新议会通过了宣告独立的文件，并改国名为“立陶宛共和国”，废除立陶宛加盟共和国宪法和苏联宪法在立陶宛领土上的效力。立陶宛率先发起的独立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1990年内，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及亚美尼亚都效法立陶宛宣布独立，俄罗斯联邦于1990年6月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独立，无异于从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结构中搬走了奠基石。出于对大俄罗斯主义的防御，而其余的11个加盟共和国，立即作出本能的反应，除吉尔吉斯尚在准备发表主权宣言外，其他10国也相继发表了主权宣言。苏联建立68年来第一次出现联盟危机，联盟中央越来越陷入被动的境地。
在各加盟共和国擅自扩大各自的经济自主权、进而提出主权要求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企图通过革新联盟关系、制定并签署新的联盟条约维持联盟国家统一。从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苏联联邦委员会会议，提出重建“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构想，主张各加盟共和国作为一个个主权实体，可以不同形式同中央政府建立关系，通过建立全苏大市场等经济手段促进各共和国相互接近和相互联系，以此作为联盟存在的基础。同年9月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成立由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主要领导人参加的筹备委员会，负责制定新联盟条约。11月23日，戈尔巴乔夫向苏联以及各共和国议会提交了新联盟条约草案的第一稿。由于各方看法不一，该草案被退回进行修改。1990年12月17日至27日，苏联第4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拉·尼沙诺夫做了题为《关于新联盟条约的总构想及其缔结程序》的报告，指出未来的国体为主权共和国联盟，即独立国家的联盟。新联盟遵循全体人民不分其民族和居住地区一律享有平等权利、各个民族不分其人数和发展水平一律享有平等权利、使各个民族的权利和自由与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相互依存的原则。大会在对联盟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的问题进行表决时，1657票赞成，20票反对和61票弃权。大会在对国家名称问题进行表决时，1365票主张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名，189票反对和170票弃权。这一表决结果说明，社会主义的苏维埃联盟国家并未失去其吸引力。
但就在这时，立陶宛纷争再起，并显示了独立运动不可阻挡的气势。此后，各方代表围绕新联盟条约的具体条款，特别是中央与加盟共和国权限问题展开激烈的讨价还价。1991年3月6日，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联邦委员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比第一稿更加宽松的新联盟条约草案第二稿。为使新联盟条约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1991年1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根据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通过了组织进行关于是否保留联盟问题的全苏公民公决及其保证措施的决定。提交全民投票的问题是：“您是否认为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被革新的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邦保留下来是必要的，该联邦将完全保障各个民族的人的权利和自由”。各共和国甚至各共和国内不同地区作出不同反应。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六国抵制全苏全民公决。但3月17日，苏联还是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民公决。结果在1.85亿拥有投票权的公民中，80%的人参加了投票，其中赞成保留联盟的占76.4%，反对保留联盟的占21.7%，有1.9%的票无效。尽管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六国对全民投票加以禁止，但仍有选民参加投票，“这是苏联各族人民之间内聚力依然存在的最好证明”。4月23日，戈尔巴乔夫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阿塞拜疆、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等九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并发表了《关于稳定国内局势和克服危机的刻不容缓措施的联合声明》（即《9+1联合声明》），强调在通过新联盟条约和联盟宪法以前，采取坚决措施，恢复宪法秩序，从而使苏联的民族矛盾相对平静下来。
但根据苏联宪法，关系苏维埃联盟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本应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来决定，而《联合声明》的出现则意味着苏联领导人启动了一种超出宪法的“新”机制，即由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决定联盟国家大事，苏联最高苏维埃被撇在一边。《9+1联合声明》发表后，新联盟条约起草委员会根据各方意见，对条约草案再次进行修改，7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联盟条约，大大缩小了联盟权力，扩大了各共和国的权力。在条约文本送交各共和国议会讨论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九国分别表示愿意签署新联盟条约。7月24日，戈尔巴乔夫与10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新奥加列沃进行了长达12小时的会晤，新联盟条约草案最后定稿，经商定，新联盟条约将于8月20日起由各共和国分批签署，预计9月份签署结束并生效。苏联近几年愈演愈烈的联盟危机似乎就要以新联盟条约的签署而得到解决。
然而，震惊世界的“8·19”事件爆发，这一事变使得新联盟条约夭折，各共和国的独立风潮再起。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决定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的独立，联盟中央的权力遭到削弱。从8月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到12月16日哈萨克宣布独立，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风潮达到顶峰，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的正式独立却敲响了主权联盟国家的丧钟。
12月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撇开戈尔巴乔夫的联盟中央政权在明斯克郊区别洛韦日会晤。第二天（12月8日），三国领导人并签署《别洛韦日协定》声明：“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谈判已陷入死胡同，各共和国脱离苏联和建立独立国家的进程已成为事实”，“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他们同时宣布三国已自愿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三国领导人同时宣布，从协定签署之日起，在签约国内不允许使用第三国包括苏联的准则，前联盟的各级机关的活动必须终止。尽管戈尔巴乔夫表示多民族国家的命运不能由3个共和国领导人的意志来决定，但作为苏联总统，他已回天无力。协定是对戈氏想以某种形式维持联盟而作的努力的致命打击，意味着新联盟条约的终结，是致使苏联最终解体的决定性步骤。
1991年12月21日，除格鲁吉亚外，苏联其余11个共和国首脑齐聚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签署了《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书》，并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布“以均等原则建立”独联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停止存在”。会后，11国首脑致函戈尔巴乔夫，通知他苏联已不复存在，苏联总统的设置也不存在。面对苏联已解体的严峻现实，戈尔巴乔夫于12月25日发表《告人民书》，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一项声明，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多年的镰刀锤子国旗悄然落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宣告终止。
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从而也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重大挫折。加入独联体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资本主义。但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不会改变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的历史进步运动决不会终结。正如邓小平讲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提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注释】
[1]瓦列里·博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昆仑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2]科伊乔·佩特罗夫著，葛志强、马细谱等译：《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3]〔美〕《时代》杂志编辑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夫人》，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19页。
[4]苏联的国民收入1975—1980年为3.9%，1981—1985年间为2.7%。
[5]陆南泉等：《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5页。
[6]《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决议》，《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36页。
[7]大卫·科兹等：《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8]《真理报》1985年5月14日。
[9]《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0页。
[10]《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1]《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23、32页。
[12]《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28页。
[13]《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29页。(https://www.daowen.com)
[14]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兴衰的启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
[15]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211、180—181页。
[16]科伊乔·佩特罗夫著，葛志强、马细谱等译：《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17]大卫·科兹等：《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18]《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8年第五期，第17—18页。
[19]转自《人民日报》1988年7月1日。
[20]1988年初，戈氏就提出苏共只应在“理论上制定和修改政治方针”，要使苏维埃成为“社会政治核心”。
[21]《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8年第五期，第131页。
[22]《来自上层的革命》，第134、135页。
[23]《来自上层的革命》，第133页。
[24]《来自上层的革命》，第132、133页。
[25]〔俄〕，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251页。
[26]〔苏〕《国际文传电讯》1991年7月11日。
[27]《来自上层的革命》，第135、139页。
[28]《真理报》1990年3月3日。
[29]《真理报》1990年4月11日。
[30]《苏维埃立陶宛报》1989年12月21日。
[31]《来自上层的革命》，第111页。
[32]《来自上层的革命》，第115页。
[33]《来自上层的革命》，第115页。
[34]《来自上层的革命》，第116页。
[35]《来自上层的革命》，第117页。
[36]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