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春，黄翔鹏先生任职初期纪事
经过前后一年多的上下酝酿，黄翔鹏先生于1985年3月28日出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第三任所长。期待多年的全所人员，终于盼来了一位新的掌舵人。面对音乐研究所一贯肩负的历史重任以及全体同人希求变革的愿望，黄先生在上任初期即以凌厉昂奋的作风，推行出一系列改革“新政”。
一、黄先生出任所长前的相关背景
音乐研究所历经“文革”十年重创，“文革”后九年“徘徊”，作为一个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级音乐学术研究机构，此刻存在不少疑难、困扰。主要有：
1.研究人员的年龄相对老化，仅一人在50岁以下，大多数在55岁以上。
2.曾经是音乐研究所的权威、核心的杨荫浏先生步入暮年，且体衰多病，已无力顾及研究所的发展大事。
3.更加不幸的是，音乐研究所的创始人、与杨荫浏先生长期合作的副所长李元庆先生刚刚被任命为“主要负责人”，竟于1979年12月骤然病逝，让研究所遭受重大损失，也在期盼研究所重新起步、期盼改革的全所同人心里投下一道阴影。
4.从1979年12月至1985年3月，所里一直没有所长，由多位副所长每年轮流主持工作，其间，年富力强的副所长李佺民又于1983年8月因病去世。其他四位领导的年龄有三位已经超过60岁，由于多种原因，相互间难免有矛盾冲突，由此令研究所学术的进展呈现某种滞后的局面。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积极因素，或者说让人欣慰的喜事：
1.本所创建人之一、著名音乐教育家、律学家缪天瑞先生回到阔别三十余年的音乐研究所，一方面继续主编《中国音乐词典（续编）》，一方面开始编撰《音乐百科词典》，给全所新老成员以很大的鼓舞。
2.艺术研究院第一批音乐学硕士毕业生中有七位留所工作（1982年初），[1]另有第二批中的五位[2]也于1985年2月留下来，极大地缓和了学术队伍的“断层”危机。
3.随着全国范围内社会人文学科的全面复苏，所内学术研究的风气和改革的呼声日渐增高。
4.艺术研究院的领导十分重视音乐研究所的状况，自1984年夏起确定以音乐研究所为全院的改革试点。
于是，在千呼万唤、众里寻他间，黄先生走上了所长岗位。
二、主政前三个月的作为
在宣布出任所长的当天上午，黄先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这个讲话日后被称为他的“施政大纲”。“大纲”的核心内容其实就10个字：“开门办所，以资料为中心。”
认真回顾研究所的历史，这个“纲领”并不是黄先生的发明，也不是空穴来风。音乐研究所从1949年10月以“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的名义在天津诞生，又于1954年3月27日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名称在北京正式成立，直到1966年6月，十七年间，头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收集、存储历代存见的各种乐谱、乐书、乐器、唱片等音乐文献，同时，先后三十余次奔赴全国各地、各民族采录仍然存活的民间唱奏音乐及其民俗事项，将文献和实地考察资料视为学术研究的基础和中心工作。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曾花两年的时间，敞开大门，邀请全国数十位高校老师和地方音乐学者进行《民族音乐概论》[3]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材的编写。[4]自20世纪70年代末，组织全国音乐学家编写历史上第一部《中国音乐词典》。所有这些，也都体现了杨荫浏、李元庆二位前辈在办所方针上重视资料、面向全国的开放思维，以及第一代学者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和“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创业精神。黄先生开宗明义，在自己担任所长的第一天就提出这两个口号，一方面表明他将继承杨、李治所的一贯传统，使音乐研究所与它应该有的学术地位、学术声誉相称，同时，是要让它纲领化、长期化、公开化，并逐渐在所内外产生广泛影响和社会共识。
为此，在黄先生的亲自主持下，新班子在前三个月集中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调整和新设机构
所里原有四个研究室，即中国音乐史、民间音乐、外国音乐和理论研究室，1985年3月以后，增加了一个“学术情报研究室”，该室有德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印地语（1986年以后增加了法语）等专业学者，通过他们的翻译可以给国内学者提供西方音乐学诸学科的研究动态。五个研究室的主任分别由吴钊、苗晶、蔡良玉、魏廷格、王昭仁担任。全所性机构则新设了业务办公室，成立了学术委员会（成员共五位：黄翔鹏、缪天瑞、郭乃安、李纯一、何芸，我担任秘书）；为了加强资料工作，成立了资料工作委员会，同时聘请音乐史学家冯洁轩担任主任。
（二）建立“三刊”“三典”编辑部
所谓“三刊”，即《中国音乐学》《音乐学术信息》《中国音乐年鉴》。音乐研究所此前一直没有自己的刊物，20世纪50年代出过3集《民族音乐文集》，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中期编辑过5集《音乐学丛刊》，黄先生出任所长前开始酝酿《中国音乐学》季刊，且是发起人、编委，1985年3月以后，《中国音乐学》加快了进展，最终于1985年第四季度出版了“创刊号”。
新成立“学术情报研究室”的基本任务，就是及时关注国外音乐学研究的动态及其相关成果。所以，当年4月份就以油印方式出版了双月刊《音乐学术情报通讯》创刊号，而且前面4期都由该室人员自印、自装、自己发行，至1986年才改为铅印，刊名改为《音乐学术信息》。该刊虽然始终是内刊，但有较大的信息量，对于1980—2001年期间的中国音乐学术研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编辑出版《中国音乐年鉴》的想法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当时经查询，中国历史上与音乐有关系的“年鉴”，是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的《中国音乐教育年鉴》，但仅出1期便停刊，此后，再未见有人提出。而黄先生的设想是出版一种全面记录中国当代音乐创作、教育、表演、学术研究和社会音乐生活的“年鉴”。为了编辑工作更稳妥，由他担任首卷主编，并最终于1988年出版了1987年的《中国音乐年鉴》。
所谓“三典”，即《中国音乐词典（续编）》《20世纪外国音乐家词典》和《音乐百科词典》。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中国音乐词典》于1984年10月正式出版（人民音乐出版社，主编为缪天瑞、吉联抗、郭乃安），我们后来称它为“正编”。该编词条条目的设立偏于古代和近现代内容，当代内容略少，为此，“正编”编完后就开始编写“续编”，至1992年6月公开出版（主编为缪天瑞、吉联抗、郭乃安、李佺民），两编相加，约110万字。正编参写者191位，续编86位。
《20世纪外国音乐家词典》是一部由中国音乐学家自己编译的、介绍20世纪东西方著名音乐家及其代表作的工具书（主编为孟宪福，副主编为居其宏、王宁一），1991年正式出版。它的编写出版弥补了我们长时间以来对西方20世纪音乐家及其作品所知甚少的缺憾，给读者提供了这一百年有关东西方音乐的全息资料。
《音乐百科词典》是缪天瑞先生主编完《中国音乐词典》、参与主编《中国大百科词典·音乐舞蹈卷》（任编委会副主任）以后，以80岁高龄毅然主持的一部包含中外古今音乐内容的百科辞典，为了与“大百科”相区别，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小百科音乐词典”，作者队伍面及全国，全书近200万字。20世纪90年代中期编完，1998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一年，缪先生整整90岁。
我个人认为，仅以1985年春前后开启的“三刊”“三典”而言，就能够反映黄先生上任伊始提出的“开门办所”“以资料为中心”两大治所方针的一片良苦用心，更体现了他对音乐研究所未来发展的深谋远虑。其中，《中国音乐学》以及“三典”可谓实现“开门办所”的良策，正如我们经常说的那样，“编辑部”在北京左家庄新源里，而供稿者在全国各地，明确表明音乐研究所的大门永远向全国同行学者敞开。《中国音乐年鉴》又是以“编年史”的方式为当代中国音乐全面积累相关史料，是“以资料为中心”方针的精明选择。至今，“三典”已经于1998年前全部出版，除“三刊”中的《音乐学术信息》于2001年停刊，其他两刊一直在艰难之中坚持至今。它们在三十余年间所发挥的推动学术、积累资料的作用，历史一定会给予一个客观评价。(https://www.daowen.com)
有件事还想在这里顺便说说，即《中国音乐学》编委会成立于1985年3月28日以前，黄先生、王宁一和我本人都曾经是创刊编委，但黄先生赴任后，立即决定我们三人全部退出。为什么呢？一方面，他希望编辑部相对独立、集中全力，不受现任领导的干扰。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可以把所务工作放在中心地位，不因忙碌而影响编辑部的日常进度。这看起来是件小事，但却有深意在其中。可否说，《中国音乐学》在前十几年所以能够保证高质量、享誉中国音乐学界，其相对的独立性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这样的做法在所有音乐学院院刊中也独一无二。我无意评品与此不同的另外的规章，但《中国音乐学》在一个时期的独立运作，我们应该给予高度评价，无疑，这至少是黄先生在1985年之春留给我们的一份让我们静心反思的宝贵启示。
（三）人尽其用，重开新风
在黄先生短短三年的任职期间，他最看重第一年，而在第一年中他花费心力最多的又是前三个月。在我个人的工作笔记中，从1985年3月28日赴任到1985年7月10日，大大小小的会议开了29次（详见“附表”），其中有全所大会、研究室主任会议、资料工作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所务会、所务联席会等，真是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当时，他的身体情况并不怎么好，但他却以直面困难、坚持改革的昂奋精神，亲自主持每一次会议。他当年所以如此，据我自己的回顾和感受，应该出于以下原因：
1.一个单位，首先要有一个理想而有效的内在结构，而这个结构又必须符合这个单位的性质和长远目标，有合理的结构才会有功能功效的最大化。他调整研究室、成立“三刊”“三典”六个编辑部、学术委员会和高于资料室的“工作委员会”等举措，正是想通过内部结构的调整和新部门的设置，最大限度地挖掘和调动全所人员的潜力和积极性，让每个成员都明确自己在所里的位置和任务，且具有使命感。
2.此前的五六年间，所里有不少让人头疼的遗留问题，为了日后开展工作，必须尽快处理。解决这些问题，有的需要黄先生亲自出面，有些则由我们两个副手和前辈老师交流解决，仅这样的谈话、沟通就不知道费去多少时光，加上他这一时期还给研究生上课以及一些外事活动，但解决遗留问题，事关他的治所纲领能否顺利推进，所以，他对前三个月要如此重视。记得他仅仅派我与李纯一、郭乃安、许健、王迪、吴钊等诸位先生的个人式交谈，就不止一次。我感到，他是真心实意地要让老先生们支持新班子，为研究所开一代新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被禁、被压的一些社会人文学科相继解禁恢复，中国各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全面复苏，新思潮、新观念、新方法的讨论也十分活跃，不觉之间，中国的学术研究步入了一个少见的宽松时代。作为一门起步晚、队伍不大的“中国音乐学”学科，如何应对社会科学这一新的热潮和宽松时代？如何从中吸收可以滋养本学科使之健壮的观念、方法？这是音乐学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黄先生本人的感受更为强烈。为此，他一连请了多位学者来所里讲学，比如1985年6月13日请陆梅林先生来所讲当时特别热议的新三论、旧三论，请刚刚从美国考察回国的汪宁生先生讲西方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以及美国加州大学的邦尼·韦德教授、匹兹堡大学的荣鸿曾来做讲座，这些讲座给大家带来了许多姊妹学科、音乐学科的前沿性学术信息。黄先生在这几个月一方面调理内部结构，一方面用“请进来”的方式，让我们了解诸学科研究的最新信息，力争从内、外两方面改变此前音乐研究所的被动状态。经过将近三个月“日夜兼程”的辛苦努力，他于1985年6月19日带领我们向艺术研究院领导班子做了以业务为主要内容的工作汇报。汇报的中心内容是音乐研究所如何“在全国的音乐学研究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让“资料工作社会化”，如何处理“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历史与现状、专门课题与方针任务”的关系等，并提出未来的两个全所性研究项目：一是“中国音乐学四十年”，二是“民族音乐的调查与研究”。对此，院领导张庚、郭汉城、黎新、白鹰以及研究处负责人黎舟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5]
三、小结
应该说，经过三个多月的“作战”（黄先生向院里汇报时的用语），音乐研究所的上下左右关系基本厘清了，人们工作的热情、主动性被调动起来了，的确有一股新风吹拂着这个刚刚过了“而立之年”（1984年）的学术机构。作为一任处于改革热潮中的所长，黄先生用他的智慧、经验和全身心的投入，为研究所学术建设的历史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笔，也让此后更好的拓展推进有了一个结实的基础和检验优劣的标尺。
对我自己而言，协助黄先生工作的三年，特别是开始的前三个月，让我终生难忘，任何时候忆及，都深以为幸！
2017年5月2日初稿
附录一
一、1954年建所时的“方针任务”
团结各民族优秀的民间艺人和古乐专家，培养青年研究干部，从事民族音乐遗产的发掘、整理、介绍工作；用科学的历史观点有步骤地研究中国古代的、民间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并有重点地进行改革实验（包括乐器的加工改编工作、改良乐器等）。其重点工作应力求与当前的演唱、创作教学实践相结合，以期有助于民族音乐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二、经过修改的1985年音乐研究所“立所要旨”
以与中国民族音乐遗产有关的图书、图片、音响、实物资料为主，密切关注现代音乐生活与国外音乐学最新进展的情报与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研究工作。重点选取音乐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课题，争取内外协作，进行系统性或开拓性研究工作，以期有利于社会主义音乐理论事业的发展。
附录二 1985年3月28日—7月10日所内重要会议
（摘自本人1985年3月27日—8月8日“工作笔记”部分记录）
（续表）
（原载于《中国音乐学》第3期）
注 释
[1].他们是冯洁轩、王宁一、梁永生、魏廷格、居其宏、伍国栋、乔建中。
[2].他们是田青、秦序、曾遂今、吴犇、薛艺兵。
[3].孙幼兰：《“民族音乐研究班”与“民族音乐概论”》，《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4期。
[4].孙幼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编写回顾》，《中国音乐学》2012年第2期。
[5].摘自本人当年当日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