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委会副主任乔建中访谈录
访谈对象：乔建中教授
访谈形式：对话
访谈时间：2011年3月7日
访谈地点：乔建中教授家
采访人：侯晓宏
乔建中教授在2009首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之后，于2010年秋受聘于杭州师范大学，暂时迁居到了杭州讲学授课。笔者多次对乔老师进行电话采访。2011年3月7日利用乔建中老师来北京参加会议的机会，就“北京传统音乐节”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为时一小时的面对面访谈。
侯晓宏：“您认为‘北京传统音乐节’与民间传统节日的区别在哪里？”
乔建中：“民俗学家们习惯上把传统节日界定为‘国家时间制度的某种体现’和‘民族文化的载体’，这句话里当然包含了极为广泛和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需要学术界做长期深入的研究。以我本人的理解，各民族历史上的‘传统节日’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1.它是为了体现某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民俗礼仪、文化认同而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地自然形成的。2.重大的传统节日一般具有全民性，即全社会的或某区域的民众都会参与。3.它的内容具有一定的规定性或者也可以说是单一性(如寒食、端午、中秋等）。4.它在节日的时间上具有稳定性。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每个民族都形成自己的传统节日体系。此外，自20世纪以来，为了纪念某个重大历史事件，我们的生活中又增加了很多‘现代假日’，如双十节、国庆节、五一节、五四青年节、三八节等，它们又形成了一个现代的假日体系。而我们学校的这个‘北京传统音乐节’，则是人为的，是我们以北京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大都会为依托，为了改变传统音乐在社会上、在专业音乐院校的某种‘式微’状态，加强传统音乐在专业音乐教育中的主导地位而创设的一个音乐节。我们不是‘传统的音乐节’，而是‘传统音乐的节’。在内容、时间、方式的选择上以及参与者的身份、范围等方面，都与传统节日不同。因为是第一届，还带有尝试性，等到举办过几届，在时间、地点、规模、内容等方面形成某些规范后，在我们这个领域也有了一定的影响，被大家所认同，‘北京传统音乐节’才会呈现出它与‘传统节日’的一些共同特征。”
侯晓宏：“为什么要举办传统音乐节？它的意义何在？”
乔建中：“说来话长，主要有三方面的背景，或者说三个原因。其一，是远背景。自20世纪20年代有专业音乐院校以来，我们推行的基本上是欧洲的教育模式，尽管历来的领导者都曾为音乐教育的本土化做过很多努力，某些时候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上也给传统音乐让路，但总的格局无太大的改变。到了20世纪80年代，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传统音乐被挤压、弱化的现象更加突出。举办‘传统音乐节’，就是想把学校与传统音乐之间已经疏淡的关系拉近一点，拆掉那堵无形的‘墙’。其二，是第二个背景。中国音乐学院在北京，也属于北京，但以往我们对北京八百年作为帝王之都的传统音乐资源所知甚少。而通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我们发现北京蕴藏的民间音乐十分丰富，也富有京畿文化的特色，我们有责任在‘音乐节’里逐步挖掘和呈现。其三，中国音乐学院从建立之时就允诺把中国音乐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办出一个中国音乐院校的特色，并努力建立中国音乐的教育体系。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目标实现了多少？恐怕还不尽如人意。筹办传统音乐节，至少说明我们要继续坚持这样的办学理念，并从实践上有所探索。这就是我个人理解的办‘节’的原因。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央音乐学院几年前办起了‘现代音乐节’，与之对应，我们的传统音乐节一方面有自我‘警示’的作用，一方面也想让社会更理解我们。从正面而言，则可以这样解释：一是学校应该跟传统保持很近的距离。二是学校有责任传播传统文化。三是学校通过传播传统文化逐渐建立自己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特别是中国音乐学院，我们不能脱离民族音乐、传统音乐的体系。这是我们做传统音乐节的根本诉求，也是我们要落脚的地方。”
侯晓宏：“您认为传统音乐节是不是一个节日？”
乔建中：“现在还不能说是，如果我们一直坚持既定的方针，将之制度化，规范化，并形成自己的节日特色，即使自己不说，也会被承认是一个北京不可少的音乐节。”
侯晓宏：“目前在民俗学界对于节日传承有没有理论上的界定？”
乔建中：“有啊！2005年，由中国民俗学会和北京民俗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一次‘民族国家的日历——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研讨会’，2006年学苑出版社出版了会议论文集《节日文化论文集》。与会代表从文化传承的意义上对节日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刘魁立先生在文集‘序言’中指出：‘节日是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积淀和再现，节日是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节日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志。’我想，这几句话或许就是他给节日文化所做的理论界定。我们举办传统音乐节则是借助‘节日’这个外壳和它具有的功能，人为地建立这个节日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是要利用节日的方式，在校园内做文化传承。它的范围限定在学校，在学校特定的教育环境中，利用传统节日的方式来浓缩展示节日的特点。”
侯晓宏：“在北京传统音乐节设置‘大师班’和‘论坛’时考虑到哪些因素？”(https://www.daowen.com)
乔建中：“‘北京传统音乐节’的主体当然是开幕式和七八场各具特色的音乐会、吟诵会，其主旨是展示，‘大师班’则是请北京、山西、陕北、湖南四位很有影响的民歌唱家在现场进行演讲和教唱，其主旨是‘传承’。本质上讲，展示也是一种传承，传承又是我们举办音乐节的‘轴心’，但二者毕竟有分工。有点意外的是，我们本来是要让本院的学生感受这种现场，没想到北京市教委为我们组织了一百位中小学音乐教师到场。他们成了‘大师班’的主体接受者，而且，效果好得出人意料，反响极其强烈。这也让我有了一种特殊的感受：我们本来的诉求是让学院的学生直接面对民间歌手，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如何唱，给谁唱，也就是他们歌唱时的那种生动无比的生命状态。而且，我们的歌者有很多很特殊的声音，有民歌的、戏曲的、说唱的、各少数民族的、各地区的声音，一种文化，多种声音，千差万别，多姿多彩，构成了一个繁复多样的声音世界。对此，一百位音乐老师感受极深，收获也大。从中我知道了，不仅我们的在校学生应该学习民歌大师的风采，我们在第一线的音乐老师更渴望参与这样的场合。这是‘大师班’的最大收获，也增加了我们未来继续举办‘大师班’的信心。
“本届音乐节学术论坛的主题是区域音乐，这也是从两方面考虑的。其一，费孝通先生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归纳为‘多元一体’，这是一个十分精辟的论断，让我们对人文社科诸领域获得很强的认识意义。而对于‘多元’和‘一体’，在当下，前者更重要。只有对‘多元’作不断深入的研究，才可能对‘一体’有更全面的把握。在中国‘多元’的直接体现之一，就是自古以来形成的区域文化。其二，在音乐学领域，区域音乐研究已经形成一个学术热点。而这次音乐节的几场演出又给代表提供了某些区域音乐的范例，通过这个主题，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音乐领域‘多元化’的认识。”
侯晓宏：“陈家珍、辛礼生、王向荣、陈树林四位民歌大师的培训班给学院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您认为原因都有哪些？”
乔建中：“原因是他们极富个性、极具生命力的歌声和区域音乐风格的代表性。他们四位，王、辛来自西北，陈树林来自北京，陈家珍来自湖北，即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燕赵平原，分别体现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王、辛虽属一区，但王向荣在河西，代表了陕北信天游的歌唱风格，辛礼生在河东，代表了‘山曲’‘二人台’的歌唱风格，陈家珍老人更有古代巴人之唱的遗风。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们不仅是在唱，更常常是一种生命力量的宣泄。这也正是‘学院派’最欠缺的。”
侯晓宏：“您认为传统节日和新的节日有什么区别？”
乔建中：“传统节日有历史的积淀，经过几百年之后才有很多被认同的文化内涵。新的节日会被赋予很多含义，如政治、战争等。今天我们的传统音乐节是考虑到教育的现状和中国的环境，人为地制造这样一个节日。它的范畴仅限于一个专业领域或某一所高校，我们的节日是专题性的节日，我们的节日功能是传承民族音乐，我们为什么要搞这样一个节日？就是我们提到的传统音乐的现状以及长期受到排挤的地位，在我们的节日中，有四个关键词：中国音乐学院、北京、传统音乐、节日。”
侯晓宏：“您是怎样理解这几个关键词的？”
乔建中：“北京，有很多的内涵，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这次传统音乐节是在北京，这个城市已经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作为皇都，其贵族的文化延续了这么多年，而作为现代中国的首都也有六十余年了，在现代与传统的对接中，它既有深远的贵族传统文化的沉淀，也有带上京畿特色的民间音乐文化。中国音乐学院跟一般的音乐学院不一样，我们从建院开始就有责任的担当，就有‘建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承诺和历史责任。传统音乐，是指今天还‘活’着的那些在现代社会顽强生存下来的音乐，它永远都应该是我们建立新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不枯竭的根基。节日，意味着我们将坚持下去，成为现代的北京展示、传承、演绎传统音乐的重要节日之一。”
侯晓宏：“您认为‘北京传统音乐节’有哪些特点？”
乔建中：“第一，专题性，是北京的传统音乐节。第二，集中性，时间上是很浓缩的。第三，选择性，有限的时间选择那么几场音乐会：开幕演出、少数民族专场、汉族民间音乐、诗词吟诵、台湾雅乐、挪威民间音乐、华夏乐团。整体设计都是从大背景音乐教育、到北京、到中国音乐学院、到传统音乐等，是层层剥离的。中国资源太丰富了，我们会不断地选择，来展示给学生。还有就是互动、参与、感受、体验。第四，活态传承，让民间音乐换了一个环境，来学校表演，也是节日呈现的特点。”
侯晓宏：“您对北京传统音乐节的期望是什么？”
乔建中：“我不敢说今后会怎么样，做音乐节很辛苦，筹备一两年，呈现给社会不过才几天，这就更需要有责任感，有韧性，有持续的文化自觉来支持。像民间传人们守望、传承自己本土的文化传统那样，一年一年、一代一代沿袭不断，你心中的理想才会真正实现！”
（原载于赵塔里木、谢嘉幸主编：《聆根：音乐的文化诉说——第一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纪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