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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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一名科室内勤脚腕骨折了，躺在医院里打着绷带不能动弹。到月末科里报表不能填报，怎么办？我到医院去看望他，看似顺便谈及月末报表的事，其实我是专门为此事而去的。他把钥匙交给我，让我把他办公桌抽屉里的记录本拿来，我们约定晚上加班在医院填写。下午下班后，我带着他的记录本及空白报表去医院。他看着记录本给我说，我趴在小凳子上填写。填写中，我突然发现了问题，他住院的一个多星期以来，结案情况本子上没有记载。我是打字员，打印过的法律文书我有印象。为防止漏报，我又骑自行车返回单位，找出我存留的法律文书和打印记录，赶到医院与他的记录本认真核对，找出了最近的三起结案案件。填好报表离开医院时，天色已晚。我家离医院很近，他爱人送我到医院门口，看我自行车转向相反方向，便问我：“天这么晚了，你还不回家吃饭吗？”我说：“不行，我要把报表带到单位去重新誊写。”当我转头即将消失在夜色苍茫中的时候，我听到他爱人在我身后说了一句话：“你这‘大表哥’，可真没白当。”

1985年底，单位新招干一批年轻干警，四大业务科室的内勤都换上了年轻人。我经过一年多打字和统计工作的双重历练，不但业务熟练，工作的胆子也大了，在统计报表方面俨然就是他们的老师。我自以为比他们早进院一年，能镇住他们，不料时间不长，同龄人就都混成了熟脸膛儿。

一次出现错误，我要求他们更正；同一错误出现两次，我就会批评他们。没想到，我的批评让几位小弟、小妹把我“大表哥”的称谓推向一个新高度，他们私下给我起个外号，叫“总统”。

那天，我去地区检察院送报表回来，刚走进木楼，迎面碰到一位内勤小妹，她向我打招呼，说：“哎，‘总统’，送报表啥时回来的？”

我转过脸，问她：“你喊我什么？”

她嬉皮笑脸地说：“喊你‘总统’呀。”

我很愕然，究问缘由：“我啥时当上‘总统’了？”(https://www.daowen.com)

她说：“每月全院的报表都是你汇总统计，你不是‘总统’是什么？”噢，原来如此，我欣然接受。

那几年，检察院全员办理经济案件，办公室、监所科、刑检科及后来设立的人事科等所有内设机构，都抽出专人办理案件。没办法，这么多经济案件都属于检察机关管辖，案件应接不暇，单靠经济检察科那几个人，根本办理不完。

当然，办理经济案件也有找米下锅的情况，主动出击找案件办理——最典型的，就是去火车站调度室调取货单，挖出偷漏税案件线索。偷漏税案件好办理，售货方与购货人核对清楚，通过工商部门核实是有证经营还是临商，再委托税务机关算出应交税费，整个案件基本就办成了。这类案件大都由其他内设机构办理，经济检察科办得较少——他们是正规军，理应办理难办的案件。还有更主要的原因，是经济检察科的同志不好意思与其他部门争抢那份奖励钱。

那几年，财政保工资，不保办公办案经费。办理经济案件追回的赃款上缴财政返还后，院里按一定比例奖励办案人员，由此调动全员办案的积极性。检察院穷，穷则思变。这种情况并不是某一个检察院的独创，全国不少地方都是这样，我们也是从外地学来的经验。

那年，我们办公室办理了一起偷税案件，是副主任带人办理的，其间，我也跟着去查过材料。案件办结，追回赃款，做免予起诉处理，这是那个时代带有普遍性的结案处理模式。案件结案，月末填写报表时，副主任给我的数据是“挽回经济损失近三万元”。我问：“挽回经济损失具体数字是多少？”副主任说：“这起案件是我们与税务机关联合办理的，我们追回税款是一万元，税务机关也借机收缴一万多元税款，你就填近三万元吧。”

报表上还能填“近多少元”？我坚决不同意，争辩说：“统计报表不同于年终总结，数字必须精准。”我认为税务机关收缴的数字不能计算在我们检察机关的办案追赃数里，我坚持按照卷宗里开具的收据数填写一万元。副主任无奈，摇头苦笑说：“你这小孩，真拧劲头，你知道你填一万元，我们得少领多少奖励款吗？”

干统计那两年，我的收获还真不少，也养成了干工作“拧劲头”的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