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鉴定的辅助依据

一、题款

题款是作者在作品上的题书，表明这件书法或绘画是他所创作的。所题内容可长可短，涉及各个方面，最短的只有作者姓名，称为“穷款”。

题款在鉴定工作中是一个重要的辅助依据。其表现有两方面。首先，是其书法的风格与作者本人的作风是否相符，如果不相符的，为伪；相符的，为真。这里面还要考虑到多种因素，即一位书画家的题款书风，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必须对之有全面的了解。一般来说，题款，尤其是签名的书体、书风，比之一般的绘画、书法创作的个性风格，更难伪造。因为画的内容、题材，书写的内容、文字，都可以千变万化，不容易把握，而签名，则是反反复复都是这两三个字，最能体现书画家的笔墨性格和功力。伪造者顾及了它的形似，难免用笔不能自如；自由地挥洒，又容易走形。所以如傅抱石的伪作，多仿其篆书的题款，使鉴别者难以辨别。因为篆书的形体容易掌握，书写时的顿挫变化又不像行书那样大。

其次是看它的文字内容。有一件查士标的山水，题款说是“仿新罗山人笔法”。但新罗山人活动于乾隆年间，查士标活动于顺治、康熙年间，据此不看书风，也可判为伪作，但对此也不可一概而论。如故宫博物院有一件刘彦冲的仿王蒙山水，据年款为其去世后三年所作，应为伪作，而从作品本身的笔墨风格，为真迹无疑，则只能认为是作者题款时误书干支所致。

有些作品，没确题款，则可根据印章和他人的题跋去加以鉴别。关于他人的题跋，同样可从书风和书写的文字内容两方面去鉴别，看它是否与题跋者的书风和有关情况相符。此外还要看题跋者的水平问题，如高克恭《云横秀岭图》无作者的款印，但有邓文原、李仲宾二题，称为高作。李、邓为高的朋友，题跋的书风、内容均真，而画的风格也与高相符，所以确定为高克恭作。而乾隆帝弘历以“子明本”《富春山居图》为真，“无用本”《富春山居图》为伪，二图上各有弘历题跋属真，但事实上“子明本”为伪，“无用本”为真。

二、书画的落款和印章

书画作伪者常常利用无款字画或残破字画，在落款和印章上做手脚，有的伪造签名，有的伪造印章。对签名真伪的鉴别，一是从笔法和书法功力上辨认，二是从书画家名、字签署习惯上辨认。至于印章，虽也可以看出篆刻家的风格，但通过现代科技的制版技术，可以做到毫厘不差，再加上一方印章，在书画家去世后仍流传世上，可为他人取得，更使印章真伪混杂，难以辨别。当代画家中，常有外出应酬，不带印章，而借用别人闲章的情况。如石鲁，更以画印代替钤印。所以，印章真，书画不一定真；印章伪，书画不一定伪。

尽管如此，对印章还是应该有所重视，对印章的鉴别也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看印章。不同时代印章的形状、刻法、篆文以及印章的用料质地多有不同。如宋代印章以铜、玉居多，元代印章质料有木、铜、玉、石，明代中后期印章质料以石质居多。二是看印泥。元代以后印泥是以油调朱而成；而宋代以前多用水印，以水调朱，南宋以后至元代也有用蜜调朱的。调治方法不同，印迹颜色也不同，以此可发现破绽，辨别真伪。另外，也要注意落款年月与作者出生年月是否相符，与事实有无出入。(https://www.daowen.com)

三、纸绢和幅式

书画所用的纸和绢，因朝代不同也有所不同。不同书画家有不同的纸绢选用习惯。如傅抱石在重庆期间用贵州的都匀皮纸，纸质粗糙；后期用乾隆宣纸和乾隆皮纸。如果看到其重庆创作的作品，用的是优质宣纸和优质皮纸，即可断为伪作。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但不可一概而论。如后代的人弄到了前代的纸张，仿造前代人的作品，不能因纸绢真而断为真迹；某一书画家偶然使用平时不用的纸绢，不能因为纸绢“不真”而断为伪作。

幅式主要指书画的装裱形制，如立轴、屏条、对联、扇面、册页等。其中对于旧书画、“老裱头”是表示其“真”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所以作伪者往往将一些小名头书画家的老裱头作品，揭去画心，配上大名头，用以骗人。但幅式也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如对联起于明代，如见有元人书写的对联，必为伪作。折扇起于北宋，由高丽国传入，但当时并不盛行，作品更罕见，从明代之后则大为流行。今天，四尺对开的镜片又是一种流行的幅式，为前世所罕见，仅林风眠等少数画家，早在20世纪40、50、60年代便已热衷于这一幅式。

四、画面表现的内容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审美标准不同，如在人物画法上，唐代仕女多体态丰腴，而明清仕女多弱柳扶风、典雅清秀。另外其服饰、发式、摆设、器物式样等也有明显不同，如果一幅画落款是元代，而人物的服饰是明代才有的，那这幅画肯定是伪品。所以，熟悉各时代的服饰、器物等知识，对鉴别古字画也是十分有益的。

五、著录

著录为作品的“档案”，在古代仅为文字，如宋徽宗内府收藏品编为《宣和书画谱》，乾隆帝内府收藏品编为《石渠宝笈》，还有一些私家收藏，也有著录书，如《消夏录》、《墨缘汇观》、《式古堂书画汇考》。这些著录会标明每一件作品的作者、名称，甚至纸绢、尺寸、印鉴、题款等。今天，则有彩色精印的画册，以形象的资料为传统的著录书所难以企及。

通常来说，若一件被鉴定的作品是进入了某著录书的，以原件与著录的文字或形象相比较，相符合的，为真；不相符合的，为伪。其实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因为著录书也有错误的时候，所以相符合的，不一定是真；不相符合的，不一定为伪。如清代吴昇《大观录》著录倪瓒《古木竹石图》，坡上有亭；而实物坡上无亭，两不相符，而作品为真。《石鲁画集》中有不少伪作，即使待鉴定的作品与画集相符，仍可能为伪。

古代的著录书，一般只有文字记载，而没有图像。因此，造假者根据著录书的记载去仿制，尺寸、图章、题款一一相符，鉴定者如果以著录书为最终的依据，是不免上当的。

综上所述，用对辅助材料的分析帮助鉴定，只能是为作品本身笔墨风格的鉴定提供参考和帮助，而不能本末倒置。此外还有目鉴与考订的问题，同样也是如此。一般对作品本身笔墨风格的鉴定为目鉴；对辅助材料的分析有目鉴，也有考订。而鉴定的始点和终点，都应是针对作品原作的目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