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

在整风运动中，许多党外人士向中共提出了善意的意见和建议。但在全国范围内，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极少数人乘机向中共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这种情况引起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警觉，将其看作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

从1957年6月中旬起，合肥市整风运动开始转向反右派斗争。7月，中共合肥市委召开市委扩大会议，部署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群众性反右派斗争。随着批判的人数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火药味越来越重，中共合肥市委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稳妥的办法给予引导，对上级一些扩大化的做法予以抵制。这种做法受到中共安徽省委的批评。9月29日，中共合肥市委紧急召开扩大会议，检查、批判了反右派斗争中出现的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全市反右派斗争随之升温。11月9日至20日，市第二届人大召开第二次会议，参会代表对大鸣大放期间一些党外人士发表的所谓右派言论进行揭发与驳斥，与“右派分子”进行辩论。会议罢免了副市长张东野、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刘林的职务。随后，全市反右派斗争进一步扩大化，一批中共领导干部因“同情右派”受到错误处理，一批因为帮助中共整风而提了意见的党外人士被定为“右派分子”。

到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时，全市共有463人被错划错定为“右派分子”，3056人被定为“四种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这部分人直至1962年甄别平反和1978年以后平反冤假错案时，才分别得以改正。(https://www.daowen.com)

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市工商联和民建合肥市委会成为统战系统的重灾区。1957年7月，市工商联和民建合肥市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张东野、刘秉钧、洪左德等人进行揭发批判。8月，中共安徽省委印发划分“右派分子”的八条标准后，民建合肥市委会主委张东野被划为“极右分子”。1957年11月到1958年5月，市工商联和民建合肥市委会先后组织了700多名工商联委员、同业公会委员、民建会员、工商界现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工商行业骨干分子、一般工商业者，分两批举办整风反右“讲习班”，全体学员集中食宿，采取内外结合、上下夹攻的方法开展反右派斗争。市工商联和民建“两会”一大批会员被错划成“右派分子”。据《合肥市志·卷3》记载，民建131名会员中有48人被错戴“右派分子”帽子，并分别受到开除会籍、留会察看、撤销会内职务、降职降薪、劳教劳改等处理；民建合肥市委会15名委员中有8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据1959年合肥市委统战部《十年来的统战工作总结》记载，市工商联和民建被错划为“右派”66人、坏分子20人；其他民主党派成员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26人（民革6人、民盟15人、农工党4人、九三学社1人），占民主党派成员9.8%，被定为“坏分子”53人（民革24人、民盟22人、农工7人），占民主党派成员20%；宗教界被划为“右派”的有4人（天主教3人、佛教1人）。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对统一战线工作造成严重冲击。中国共产党本来想通过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增强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由于出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结果不仅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反而影响了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造成党的统战政策难以贯彻落实，统战工作受到严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