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康先生传[1]

张伯桢

先师讳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生时其祖赞修公方官钦州，锡名曰有钦。邮传濡滞，而太伯祖先命名有为。后以祖诒名应试，光绪癸巳领乡荐，乙未成进士，复名有为。戊戌政变，易号更生；丁巳再蒙难，更号更甡。晚号天游化人。母妊十有一月而生，以咸丰八年戊午二月初五日未时，诞生于南海西樵之银塘乡。

始祖讳建元，南宋时自南雄珠玑里始迁于南海。十七传至高祖，讳辉，号炳堂，举人。从同邑郎中冯成修讲义理之学，从钦州冯鱼山编修为词章，诗文渊雅。讲学岭南，身体力行，弟子千人，为儒宗。曾祖讳健生，号云衢。以布衣任道，治躬尤严，非礼不履。守刘蕺山《人谱》之学，履道行仁，乡人畏而化之。祖讳赞修，号述之。世传理学，盛德笃行，由举人历钦州学正，合浦、灵山训导，教诸生有遗爱，祀于钦州宾兴馆、连州昭忠祠。三世皆有传，载《南海县志》。父讳达初，字植谋，号少农。聪警仁孝，好施与，母病三年，服侍不倦。少从九江朱先生次琦游，勤学负大志。从其叔父广西巡抚国器督军闽广，草檄谋议有功，为江西知县。自九世祖惟卿公始为士人，二十一传至先师，凡十三世，均以教授世其家。母劳太夫人，生子二人，先师居长。

咸丰十一年辛酉，先师甫二龄，已有知识。五龄能背诵唐诗数百首。六龄始入塾，从番禺简侣岑先生凤仪学。是年读《大学》、《中庸》、《论语》、《孝经》毕。其师初课以对偶，出“柳成絮”为题，先师应声曰“鱼化龙”，闻者多以大器期之。同治七年戊辰，父卒，先师居丧，执礼如成人。既孤三月，赞修公官连州学博，先师从学官舍。赞修公日夕摩导以儒先高义，与夫文字条理。始览《纲鉴》而识古今，次读《大清会典》而知掌故，并读《三国志》、《明史》，能论其治乱之所由，为诗文已斐然成章。于时神锋开豁，好学敏锐，慷慨有远志。

光绪二年丙子，先师年十九，师母张太夫人来归。先师愈益愤发，从太老师朱先生次琦学。朱先生硕德高行，博极群书。其品诣在涑水、东莱之间，与明清间顾亭林、王船山为近，动止进退，俱有法度。每议一事，论一学，贯串古今，能举其要，发先圣大道之本、修己爱人之义，扫去汉、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先师乃洗心受教，一意皈依，以先圣为必可期，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由是谢绝科举之文，土芥富贵之想，超然而立于群伦之表，与古圣贤为群。先师初入学舍，朱先生试以《五代史史裁论》，先师考群书，仿《史通》体畅言之。朱先生奖谓：“博雅该洽，合著书体，不当但以文论。”自是日与同学简竹居征君朝亮上下其议论，各涣然融释贯通，相期以不朽之业。自是始从事著述矣。

光绪丁丑、戊寅二年，先师仍从九江先生于礼山草堂，大肆力于群经，专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其《汉书》、《楚词》、《文选》、杜诗、徐庾文皆能背诵。朱先生提奖后汉风俗气节，先师尤致力焉。时朱先生极推尊韩昌黎，先师谓：“昌黎道术浅薄无实际。言道当如庄、荀，言法当如管、韩，即《素问》言医亦成一体。若如昌黎，不过工为文耳，于道无与，《原道》尤极肤浅。”朱先生素方严，责为猖狂，即同学亦暗讥之。是年冬，先师乃尽弃其所学，闭户静坐，忽觉天地万物皆我一体。自以为圣人可学而至，则欣然笑；一念及苍生困苦，则又流涕痛哭。更思有亲不事，何以学为？即欲束装归庐墓上。心潮起伏，歌哭无端，自云思想变迁从此始。先师云：此《楞严》所谓“飞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皈依之时多如此。

光绪五年己卯，先师年二十二，别礼山草堂，归卧于樵山之白云洞，专读道佛书，养神遗迹。时独啸歌，徘徊散发，或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尝夜坐不寐，冥然游想天上人间，神明超胜，欣然自得。习五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时张延秋编修鼎华与乡宦五六人游西樵，访先师于樵山之洞，相与议论不合，张编修大声呵诋，拂衣去。出而反盛誉之，尝语人曰：“此来游西樵，但见一土山，惟遇一异人为快。”自是粤中士夫咸知先师，而震惊之矣。先师亦因此交张编修，借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道、咸、同三朝掌故。先师曰：“吾自师朱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而得悉近代文献之传。”尝有诗怀之曰：“南望九江北京国，拊心知己总酸辛。”先师是年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世乱方棘，民生多艰，慨然有揽辔澄清之志。日取《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读史方舆纪要》等书，俯而读，仰而思。笔之于书，皆经纬世宙之言。复遍读各种译本西书，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夷狄视之，遂萌革政之想。

光绪八年壬午，先师年二十有五。是年正月朱先生卒，先师奔视，与礼山草堂同学诸子营视丧葬，凡诸礼节，多出先师及简征君拟议。事毕归西樵，又读辽、金、元、明史及《东华录》，以为日课。五月赴顺天乡试，借以快壮游。抵京师，谒太学，叩石鼓，购碑刻。下第出都，游扬州，过镇江，登平山堂，泛舟金、焦。道经上海，睹街市繁盛，知西人治术有本，大购西书压装归。冬月抵乡，闭户潜修，尽释故见，专肄西学。

光绪十年甲申，先师年二十七。春夏间寓城南板箱巷，后以法越之役，粤城戒严，乃还西樵，居一楼名曰澹如。涉猎西书，并研究佛典，上自婆罗门，旁通四教，万缘澄绝，所悟益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如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因电机光线一杪数十万里，而悟久速齐同之理。知大之外尚有至大者，小之内尚有至小者，剖一而无尽，吹万而不同。根元气之混仑，推太平之世宙。既知无去来，则专以现在为总持；既知无无，则专以生有为存存；既知智气精神无生死，则专以示现为解脱；既知无精神、无净秽，则专以悟觉为受用；既以畔援歆羡皆尽绝，则专以仁慈为施用。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理有阴阳，则气之有冷热，力之有吸拒，质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统物理焉，以诸天界、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轮界统世界焉。以勇、礼、义、智、仁五运论世宙，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而务以仁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又推一统之后，人类语言、文字、饮食、衣服、宫室之变，男女平等之制，人民同公之理，务致诸生于极乐；及五百年后世界如何，千年后世界如何，人魂人体变通如何，月与诸星交通如何，诸星诸天气质、物类、人民、政教、礼乐、文章、宫室、饮食如何，诸天顺轨变度、出入生死如何。奥远窅冥，不可思议，想入非非，不得而穷。抉经子之奥言，超儒佛之微旨，融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披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穷察后来。自生物之源，人群之合，诸天之界，众星之业，生生色色之故，大小长短之度，有定无定之理，形魂现世之变，安身立命，六通四辟，浩然自得。然后莫往莫来，因于所遇，无毁无誉，无丧无得，无始无终，汗漫无为，悠然以游于世。又以万百亿千世生死示现，来去无数，富贵贫贱，安乐患难，帝王将相乞丐饿莩，牛马鸡豕，皆所已作，无所希望，无所逃避。其来现也，专为救众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狱，不投净土而故来浊世，不为帝王而故为士人。不肯自洁，不肯独乐，不愿自尊，而以与众生亲为易于援救。故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念，舍身命而为之。以诸天不能尽也，无小无大，就其所生之地、所遇之人、所亲之众而悲哀振救之，日号于众，望众从之。以是为道术，以是为行己。

光绪十一年乙酉，先师年二十八。是年从事算学，以几何理著《人类公理》，并手定大同之制。时张编修招先师复游京师，二月初将启行。二十三日头痛大作，几死，既而目痛不能识文字。医者束手，惟裹头行吟于室，数月不出。先师检视书稿，从容待死。已而言曰：“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后得西医书读之，创试西药如方为之，渐收效。日走村后大树下，至七月乃瘳。

岁丙戌十二月，先师为其弟有溥冠，字之曰广仁，后以字行。是岁，先师著《康子内外篇》，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又续撰《公理书》，依几何为之。时南皮张香涛之洞督粤，欲开局译书，请先师及萍乡文芸阁学士廷式主其事。既而不果，又欲聘先师为学海堂掌教，先师悉却之。时先师方研究天象学，乃重定天然历法，以为人号称为年者，以地绕日一周之故，宜以三百六十五日名为周，十年为十周，百年为百周。地之绕日，卑高及平，凡有四游，宜以二至、二分名以南游、北游、东游、西游，分一周为四游。今西人仍存十二月，既不用阴历，何必用十二月？地球各国皆以冬至推历，以各文明国皆在赤道之北故。然至高冲卑冲，皆无极准，所推气朔，得大意而已。不如以分为准，日地相平，无少差异。南北球异，春秋分同，而赤道之北之人较多；从其多者，应以春分为正朔。地能自转，故有昼夜，宜以昼夜为一转。凡一切万物，皆以十位纪之，不用散数。周天之度，皆定为一日；一日之时，皆定为十；下至十分、十微、十杪，以此类推。其度量权衡皆以十进为数。故历昼夜为一转，四游三百六十五转为一周，四年一闰，是皆先师所立地球中之定义也。

光绪十四年戊子，先师年三十一。先师抵京师，兼应顺天乡试。五月启程，抵都时，张编修适病重，先师为视其殓，营其丧。九月顺天乡试，闱中原拟中第三，以经瑰伟，场中多能识之。侍郎孙诒经得其卷，谓当是康某。大学士徐桐衔先师上书事，乃曰：“如此狂生，不可中。”抑置副榜。房官王学士锡蕃力争之，徐桐更怒，再抑置誊录第一。

乡试报罢，先师乃谒明陵，单骑出居庸关，登万里长城，出八达岭，再游汤山、西山。先师是时讲求中外事已久，登高极望，怅然感喟。盖自马江败后，国势日蹙，及此时变法图强，犹可及；过此以往，外患日逼，不可为矣。时公卿中吴县潘文勤祖荫、常熟翁师傅同龢有时名，以书陈大计而责之，京师哗然。值永陵山崩千余丈，乃发愤上书，略曰：

窃见方今外国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乱民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生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紊乱，人情惰偷；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顷河决久不塞，兖豫之民荡析愁苦，沿江淮间地多苦旱，广东大水，京师大风，拔木百余株，甚至地震山倾，皆未有之大灾也。而尤可骇痛者，奉天大水，山涌川溢，淹州县十余，甚至冲及永陵，山谷陊圮坍拆，凡十八山形势全改。以为皇太后、皇上闻此奇变，必悚惶震悼，戒励群臣，痛哭戒誓。乃伏处下风，未闻有恐惧责躬、求贤恤民之特诏，亲臣重臣，未闻有直言极谏、痛哭入告之封章。内而侍臣，外而藩僚，不闻一言，下而部侍司员，亦不闻一言。上下内外，咸知天时人事危乱将至，而畏惮忌讳，箝口结舌，坐视莫敢发。生所为忧愤迫切，瞻望宫阙而惓惓痛哭也。

生窃闻汉、宋时，大学生刘向、陈亮有上书之义；近咸、同时，监生周同穀、贡生黎庶昌递折言事，荷蒙列圣嘉纳。故敢不避斧钺之诛，披沥血诚，忘其僭越。

生以为自古立国，未有四邻皆强敌，不自强政治而能晏然保全者也。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日本虽小，然其君臣自改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大小已三十艘，将剪朝鲜而窥我边。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筑，二三年内可至珲春，从其彼德罗堡都城运兵炮来，九日可至，则我盛京国本祸不旋踵。英之得缅甸，一日而举之，与我滇为界矣。法既得越南，开铁路以通商，设机谋以诱众。又滇、越、暹罗间，有老挝、万象诸小国及倮、苗诸种，法人日煽之。夫敌国并立，无日不训讨军而虞敌之至也。而我兵不数练，器不素备，急乃徐购，募以应之，虽使廉颇、韩信为将，庸有济乎？又美人逐我华工，英属奥大利亚随之，将来南洋诸岛纷纷效尤。我民出洋者五百万，计中国漏卮于洋货久矣，稍借此尾闾。若不保护，还无所业，必为盗贼，金田之役将复起矣。

窃观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事无大小，无一能举。有心者叹息而无所为计，无耻者嗜利而借以营私。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然，而寝薪为乐，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譬彼病痿，卧不能起，手足麻木，举动不属；非徒痿也，又感风疾，百窍迷塞，内溃外侵，朝不保夕。此生所谓百脉败溃，病中骨髓，扁鹊、秦缓所望而大忧者也。

今兵则水陆不利，财则公私溃竭，官不择才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下患无学；而生则未以为大忧也。生所大忧者，患我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而已。顷奇灾异变，大告警厉，不闻有怵惕修省之事，而徒见万寿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凌寒戒旦，驰驱乐游，电灯火轮，奇技淫巧，输入大内而已。天下将以为皇太后、皇上拂天变而不畏，蓄大乱而不知，忘祖宗艰大之托，国家神器之重矣。天命无常，而民穷难保。

生维同治初年，大乱甫定，上下肃雍，中外望治，譬大病新愈，补之自强。此中国图治第一机会也。然圣意勤勤而未足振弱者，不变法故也。光绪八、九年，宫庭赫然求治，士风大变，譬久病初起，非更加医药，不能骤瘳。此中兴第二机会也。不幸法夷入寇，于是复蹶。得无有谗慝之口间于左右，以为臣下能言者不周于用乎？

生所欲言者三，曰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而已。

今天下法弊极矣。六官，万务所集也，卿贰多而无所责成，司员繁而不分任委，每日到堂，拱立画诺。卿贰既非专官，又多兼差，未能视其事由，劳苦已甚，况欲整顿哉？故虽贤智，亦皆束手。州县，下民所待治也，兵刑、赋税、教养合责于一人，一盗佚，一狱误，一钱用，而被议矣。责之如是其重，而又选之极轻，以万余金而卖实缺焉；禄之极薄，以数百金而责养廉矣。其下既无周人虞衡、牧稻之官，又无汉人三老、啬夫之化，而求其教养吾民，何可得哉？以故外省奉行文书，皆欺饰以免罪；京朝委成胥吏，率借例以行奸。他若吏部以选贤才也，仍用铨叙；武举以为将帅也，仍用弓石；翰林以储公卿也，犹讲诗字。其他紊于法意而迂于治道，舛乱淆决，难遍以疏举。

今论治者，皆知其弊，然以为祖宗之法，莫敢言变。今之法例，虽云承祖宗之旧，实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吾先帝抚有天下，不用满洲之法典，而采前明之遗制，不过因其俗而已。然则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仍用八贝勒旧法分领天下，则我朝岂能一统久安至今日乎？故当今世而主守旧法者，不独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圣治世之意也。

今之时局，前朝所有也，则宜仍之；若知为前朝所无也，则宜易新法以治之。夫治平世与治敌国并立之世，固异矣。昔汉臣魏相专主奉行故事，宋臣李沆谓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此宜于治平之世也。若孙叔敖改纪，管仲制国，苏绰立法，此宜于敌国并立之世也。今但变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而采周、汉之法意，即深得列圣之治术者也。皇太后、皇上知旧法之害，即知变法之利。于是酌古今之宜，求事理之实，变通尽利，裁制厥中。如欲采闻之，则农夫耕而君子食焉，生愚愿尽言于后也。尤望妙选仁贤及深通治术之士，与论治道，讲求变法之宜而次第行之。精神一变，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仇耻不难矣。

今天下非不稍变旧法也，洋差、商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薮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自督抚、司道、守令以下至民，如门堂十重，重重绝隔，浮图百级，级级难通。夫太尊则易蔽，易蔽则奸生。故办事不核实，以粉饰为工；疾苦不上闻，以摧抑为理，至于奸蠹丛生。则虽良法美意，反成巨害，不如不变之为愈矣。今上下否塞极矣，譬患咽喉，饮食不下导，血气不上达，则身命可危。知其害而反之，在通之而已矣。通之之道，在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尽其言于前，天下人人得献其才于上。

古者师傅以傅德义，史官以记言动，侍御仆从罔非正人，绳愆纠谬，格其非心。所以养之深而培之密者如此，故君德易成。明年皇上大婚礼成，亲裁庶政。春秋鼎盛，宜慎声色之防；圣德日新，宜慎近习之选。所谓慎者，辨忠佞而已。去谗慝而近忠良，妙选魁垒端方、通知古今之士，日侍左右，兼预燕内，以资启沃，则德不期修而自修矣。云云。

时举国泄沓，京朝官尤顽固，惟国子监祭酒盛昱、翰林院编修黄绍箕、刑部主事沈曾植深服其议。翁同龢亦韪先师议，然恐以此获罪，迟疑不敢代递。其时粤人李文田、许应骙皆官侍郎，深疾先师。一日翁与许、李同侍祀天坛，在翁前大讦先师，同龢默然意沮。先师与许、李本无隙，只以抵都时不往投谒。先师尝曰：“彼若以吾为贤也，则彼可来先我。我布衣也，到京不拜客多矣，何独怪我？”然许、李竟以是恨之。

国子监既不得达，盛昱持先师折视祁御史世长。世长约以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代递，屠侍御仁守派人候之。时先师居宣南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出门数十武即菜市口也。既衣冠将出馆，仆谭柏告曰：“今日菜市杀人，车不能行。”先师心为动，私念：“方欲上书，而适遇杀人，兆大不吉。家有老母，岂可遽死？”既而又思曰：“吾既为救天下救众生矣，生死有命，岂可中道畏缩？”乃慷慨登车，从南绕道出。及门，仁守遣人来告曰：“祁公在车中患鼻血，眩晕而归，须改期。”遂返驾。祁公以病请假，而津海已冰，不能南返，遂留京师。后仁守以言事革职，永不叙用。

仁守笃守朱学，忠纯刚直，先师曾代其草《请开言路折》、《请铸银钱折》。时铁路议起，两广总督张之洞请开芦汉铁路，而苦无款。先师与仁守言，宜因漕运之便，先筑清江浦铁路，即以北漕为之。去漕仓之官役，岁可得千数百万，移为筑路之资。十二月，仁守折上，发交各督抚议，于是定筑芦汉为干路，筹款千万，调张之洞督两湖办焉。十二月十五日，太和门灾。仁守赴救火，还即来先师寓所，属代草折，一请停颐和园工，二请醇邸不预政事，三责宰相无状，请以灾异罢免，时当国者为孙毓汶。四请宦寺勿预政事。时李莲英颇干政。仁守获罪盖因此。

是时方筹办大婚典礼，吉祥止止，沈曾植劝先师暂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乃徙居于南海馆之汗漫舫，老树蔽天，终日以读碑为事。著有《广艺舟双楫》。先师旅京师久，熟审朝局，知其待亡，遂决然舍归，意欲以著书授徒终老矣。

光绪十六年庚寅，先师年三十三。春，居徽州会馆，有池石之胜，既而移家羊城之云衢书屋。六月，陈礼吉先生千秋来谒；八月，梁卓如先生启超来谒，俱著弟子籍。千秋治考据，先师初与之论《诗》、《礼》，泛及诸经，后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千秋豁然悟。先师谓千秋天才亮特，闻一知二，志宏而思深，气刚而力毅，同门中所未见也。

越年辛卯，先师以从游者众，始赁地于长兴里讲学，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来学者日益众，如韩文举、梁朝杰、曹泰、徐勤、麦孟华、韩铭基等，多有成就者。先师以其暇著书。是年七月，《新学伪经考》成，刊版流布。时义乌朱蓉生侍御一新掌教广雅书院，先师与之往复辨难。先师与语中外之变与孔子之大道，朱侍御初不信，既而大悟，其见于书札中者乃门面语耳。详朱氏论学札。

岁壬寅，移讲舍于卫边街邝氏祠。是时所编之书甚多，而以《孔子改制考》体裁博大，乃选同学高才生助纂焉。

岁癸巳冬，再移讲舍于府学宫仰高祠，颜曰万木草堂。乃以陈千秋、梁启超充学长。先师是年乡试，中式第八名，主试官顾璜、吴郁生也。初本拟第二名，三艺已付聚奎堂刻矣，嗣以次艺“书同文”用孔子改制义，违背朱注，恐犯磨勘，乃抽出改置第八。顾璜曾与伯桢谈及此事，调奉命主粤试时，李侍郎文田即以先师所著《新学伪经考》赠送，谓到粤衡文，万不可中此人。及填榜，先师名列第二。副主考吴郁生欲摈之，经顾力争，乃降置第八云。

光绪二十年甲午，先师年三十七。二月十二，入都会试，寓盛昱家。昱，肃邸从弟也。时有贵人问先师曰：“国祚能几何年？”先师答曰：“祸在眉睫。”某贵人大骇，而心以为非。时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已而朝鲜变起，日本乘之，与我搆兵，有甲午之败。是年七月，给事中余联沅劾先师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于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幸沈曾植、盛昱及文编修廷式致电与粤学使徐琪营救，张修撰謇、曾编修广钧亦奔走援救焉。电文中，“伯羲”盛昱之字字误作“伯翊”，徐琪疑为褚伯约之误。时褚方劾李瀚章，而劾先师之折，传系乡人某不慊于先师者贿褚为之。李畏褚，事得缓，令先师自毁《伪经考》版而止。时粤城谤议沸腾，先师避之，再游桂林，旅行中著《春秋董氏学》及《孔子改制考》。

越年乙未，先师再入都会试，寓东城三条胡同金顶庙。时清廷正与日本议和，拟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元。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先师知之，即联结公车粤人，同上书拒和议。湘人和之。二十八日书上，署名者湘则全省，粤仅八十余人。他直省莫不发愤，连日俱递章都察院，衣冠塞途。台湾举人垂涕请命，观者哀之。其时士气方张，先师乃再约合十八省举人于达智桥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书由先师起草，凡一昼二夜而成，文不加窜。书中要旨，言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凡万四千余言。民气愤涌，列名争先恐后，一时遍传都下。四月八日递呈，都察院以既已用宝，无从挽回，却不收。

先是公车联名上章，孙毓汶已忌之，至此千余人之大举，尤为前此所无，孙恐滋变，耸德宗速用宝。又令北洋大臣王文韶诬奏海啸，垒械弃毁，北洋无以为备。孙与李莲英相比，内外恐吓。是日翁同龢入朝房，犹持勿用宝，电日相伊藤博文请展期五日。孙谓：“若尔，日本必捣京、津，吾辈皆有身家，实不敢也。”同龢厉声责之曰：“我岂不知爱身家者，其如国事何？”孙苦无法，乃使李莲英请之太后，于是大错成矣。是时降朱谕，告廷臣，皆哀痛不得已之言，盖德宗实有难言之隐也。

越日榜发，先师中式进士第五名。本拟会元，总裁徐桐以次篇“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题文分天地人鬼四比，诧其奇诡，降第五。先师殿试、朝考皆直言时事，读卷大臣李文田与先师有宿怨，排之。殿试时，徐侍郎寿蘅树铭欲置前十卷，各阅卷大臣皆圈之矣，惟李文田不圈，并加黄签，乃降二甲第四十八名。朝考时，翁同龢又拟置第一卷，适在李文田处，李吹求不得疵，乃于闷、炼等字加黄签斥之，遂降二等。先师谒翁同龢，同龢具以始末告之。

十一日引见，授工部主事。先师不欲就，告假归，拟以讲学著书终。未行前草一书，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各要政征引详博，深合国情。遂于五月六日递之都察院，以十一日上于朝。德宗览而喜之，发下枢垣。恭邸阅至论矿务一条，以手作圈状。德宗又追入，谕即日抄四份，以一呈太后，一留军机，发各省督抚将军议，一存乾清宫南窗小箧，一存勤政殿备省览。同时群臣言时事之书简，在帝心者共九折，以胡燏棻折列首，先师折列次。

五月，先师再草一书，大旨言立科以厉智学，设议院以通下情，更推言下诏求言，开门集议，辟馆顾问，设报达聪，开府辟士云云。次第曲折之故，凡万余言，尤详尽。递都察院。都御史徐郙使人告先师曰：凡通籍有衙门者，都察院例不得收，须交本衙门代递。时孙家鼐长工部，乃于五月十一日到工部递之，孙面允代递，五堂皆画押矣。适署工部侍郎者为李文田，不肯画押。又托袁世凯代递京营督办处，荣禄亦不肯收。

先师决心返粤，陈次亮炽时官工部主事，著有《庸书》内外编。沈子培曾植尼之，谓时有可为。先师为之迟迟其行。以京朝士夫不通外国政事风风俗，当创办一报以输灌其智识，当自京师始，在京师当自王公大臣始。乃商之于送《京报》人，每日刊送附张千份。京朝士大夫乃得闻所未闻，识议渐变焉。时翁同龢以师傅当国，颇思振作，访先师不遇。先师趋谒之，相与讲变法事，反复讲求。同龢谓：“德宗实无权，太后极猜忌。自经文廷式召见后，即不许召见小臣。”先师至是始知宫中事。时同龢锐意变法，先师说以宜先变科举。同龢决欲行，令陈炽草定十二道新政旨意，将次第行之。时同龢每召，独对毓庆宫，恭邸、李鸿藻颇妒之。自四月合力攻孙毓汶、李鸿章后，渐不和矣。翁内畏太后，欲托之恭邸以行，而恭邸不明外事，未能同心。后孙毓汶虽被斥，而徐用仪犹在政府，事事阻挠。恭邸与同龢皆欲去之，叠经言官奏劾，徐犹恋栈。六月初九日，先师草折，觅戴少怀庶子鸿慈劾之。戴逡巡不敢上，乃与御史王幼遐鹏运言之。王新入台，敢言，于十四日上焉。越日，徐用仪竟逐出枢、译两署矣。

先师自倡行新政后，渐为大臣所侧目，于时大学士徐桐、御史褚成博皆欲奏劾。陈炽、沈曾植至是又劝先师行。先师从之，于八月二十九日出都，九月二日到天津，十二日到上海，十五日入江宁。张之洞督两江，欲说之洞开强学会，张勇自任。后与张论学，张不信《孔子改制考》，频劝先师勿言此学，又使梁星海鼎芬来言。先师云：“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以一两江总督供养而易之？”张以论学不合，故翻前议。先师以“会章已发行，不可中止”告，乃赁屋设于上海张园之傍，远近响应。而张之洞所允供给之费不至，且多所掣肘。十二月，先师以祝母生日，遄返里门，沪事委徐君勉勤等主之。旋以京帅御史杨崇伊具疏劾强学会，竟遭封禁。

是时朝野局势又一变，渐讳言新政，文廷式、长麟、汪鸣銮、志锐被斥。逾年二月，撤毓庆宫，逐翁同龢，杀太监寇良才，杖珍、瑾二妃。两宫之间，嫌隙已成，不可终日矣。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先师再游桂林，与唐景崧前署台湾巡抚、岑春煊开圣学会。六月还粤，讲学于万木草堂，从学者尤众。先师乃昼夜会讲，伯桢亦于其时从而受业。

先师以中国患人满，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中国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若吾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于乙未年曾倡议之，当乙未返粤时，遇葡人及曾游巴西者，知巴西曾来约通商招工。巴使至香港，适东事起，驻港候数月，而东事益剧，知事不谐，乃归国。先师于是再入都，拟有建议。适有德人踞胶州案，先师乃上书痛言之。工部尚书淞溎读其疏，至“恐偏安不可得”语，大怒，压不肯递。先师乃约户部主事曾刚甫习经同递，都察院李苾园侍郎端棻亦联九卿以继声，嘱先师代拟草。后九卿无联名者，端棻乃交司业贻穀上之。

时先师知所志不行，决归粤。临发，翁同龢来留行。翌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荐先师于朝，请召见，并加卿衔出洋。翁同龢在德宗前力称之，奉旨交总理衙门议。许应骙于恭邸前沮之，恭邸乃奏令先师于总理衙门问话。

自十一月十二日德人发炮据胶州，掳去提督章高元，朝廷托俄使言和，德使甚桀黠，不就范。日本参谋本部神尾宇都宫谒鄂督张之洞，献联英拒德之议。朝士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联俄，遂却日本之请。先师走告翁同龢，详言当倚信日本；又为御史杨深秀草疏，请联英、日；又为御史陈其璋草疏，再请联英、日；又自草联英、日策，遍告朝士。李侍郎端棻深然之，独李鸿章持异议。时翁同龢在总署倡之，于是王大臣集议，但多不明国际情势，咸驳先师说，议卒不行。自是，旅顺、大连湾、广州湾之要索相继起矣。

越年戊戌正月初二日，总理衙门约先师以初三日下午三钟至总署，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见于西花厅，待以宾礼，问变法之宜。荣禄曰：“祖宗之法不能变。”先师答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廖寿恒问：“宜如何变法？”先师答曰：“法律、官制为先。”李鸿章曰：“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先师答曰：“法积久而弊生，而且今昔异势。今之法律、官制诚宜改弦更张，即一时不能尽革，亦当斟酌为之，新政乃可推行。”翁同龢问筹款事宜，先师答以日本之银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田制，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既变，岁入可比今增十倍。于是详陈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信、社会、海陆军种种改革，并言日本维新仿效西法，制度甚备，与我国相近，最易仿摹。问答极多，至暮乃散，荣禄先行。是日恭、庆两邸因事未至。

越日，召见枢臣，翁同龢以先师之言入奏。德宗命召见，恭邸谓：“请先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先师遂进呈《日本变政考》及《俄彼得变政记》。附片《请变生童岁科试易八股以策论》，并下总署议。四月，乃奏“请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别开法律、度支、学务、农、商、工、矿、铁路、邮信、社会、海陆军共十二局，各省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折上，许应骙等仍在恭邸前攻讦，多方抑压。至十三日始上，即下总署议。

已而俄人索旅顺、大连湾。三月十一日，先师上折陈三策，请拒之。二若出于战，则败而后割未迟；否则用西人蒲卢爹士之策，听俄人占据，非吾所愿，犹可返也；又否则请尽开沿海口岸，以利益各国，俄人当无如何。折上，不省。自是以后，法索广州湾，英索九龙、威海。当俄之索旅、大也，德宗大怒，面责恭邸及李鸿章，谓：“汝等言俄可倚，与订约，许以大利。今不独不能阻，乃自渝盟索地，亲善之谓何？”恭、李皆免冠叩首曰：“若以旅、大与之，密约如故。”德宗震怒。太后曰：“此何时，汝乃欲战耶？”德宗默然。

时以偿日本赔款急，中允黄思永请用外国公债法发行昭信股票，下户部议。北档房总办陈宗妫、晏安澜素主搜括者也，力主之，司员签名者二十余人。先师于翁同龢前力诤之，并以书责张荫桓。而户部覆折已上，即日奉旨行。

先师谓：“今欲统筹全局，非大筹五、六万万不可。以二万万筑全国铁路，限三年成之；练兵百万，购铁舰百艘；各省遍立学堂，沿海分立船坞、武备水师学堂；开银行，发纸币。如此全力并举，庶几挽救危局。”乃草折二份，交御史宋伯鲁、陈其璋上之。又草《请改律例折》，交御史王鹏运上之，均留中不发。

时吏部主事洪嘉与，守旧党也，三拜先师不遇，阍者忘其住居，未答拜。洪以为轻己，大造谣。浙人孙灏者，欲举经济特科，洪　之，谓“某公恶康，如能攻之，特科可得也”。孙故无赖，喜从之。洪乃草议驳保国会，谓先师将欲为民主教皇。印数千册，遍投朝贵。谤益腾，乃停会。李盛铎，会员也，反参保国会以求自免。四月初七日，潘庆澜附片劾先师聚徒不道。德宗曰：“会为保国，岂不甚善？”虑太后见之，将此片抽出。时御史黄桂鋆劾保滇会、保浙会，并及保国会，皆洪嘉与为之。

先师遭谤，意大沮，复萌归志。时翁同龢频被劾，不安于位。先师虑翁去，变法无人主持，欲成数事乃行。于十八日草折，请定国是而明赏罚，交御史杨深秀上之。略谓：“门户水火，新旧相攻。当此外患交迫，日言变法，而众论不一，此皆由国是未定之故。昔赵武灵之胡服，秦孝公之变法，俄彼得及日本维新之变法，皆大明赏罚，而后能行新政。”又草一折，交徐子静学士致靖上之。二十三日，奉明定国是之谕，举国欢欣。又草《请派近支王公游历折》、《请开局译书折》，皆由杨深秀上之，奉旨允行。又为宋侍御伯鲁草《请催举经济特科折》，又盛宣怀借款八百万，岁息约三十余万，无人敢言其非，乃请提其息为译书设学之费，皆奉旨俞允。

是时，先师已定二十四日出京，二十五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见懿旨逐翁同龢，令荣禄出督直隶。盖训政之变已伏于是矣。

先师二十八早入朝房，与荣禄遇，与谈变法事。荣禄入对时，即面劾先师辩言乱政。荣禄下，先师入对。皇上问先师年岁出身毕，先师即言：“四夷交侵，分割渐至，覆亡无日。”皇上言：“皆守旧者所致耳。”先师奏言：“皇上之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是；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皇上言：“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先师言：“近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累致败，终必无功。”皇上然之。先师又奏言：“所谓变法者，须将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今言变法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又请先开制度局，皇上以为然。先师又奏：“臣于变法之事，尝参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章程条理皆已备具。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皇上曰：“汝条理甚详。”先师乃曰：“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不厉行之？”皇上以目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

先师知皇上有所碍，又奏曰：“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皇上曰：“伊等皆不留心办事。”先师对曰：“大臣等非不留心也，奈以资格迁转，至大位时精力已衰矣；又多兼差，实无暇晷，无法参考新学，实无如何。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破格擢用。方今军机、总署并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诸差事，当无不办。其旧人且姑听之，惟彼等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则彼等无从驳议。先师又曰：“昨日赏李鸿章、张荫桓宝星，何不明下诏书？”皇上一笑。自割台后，民志已离。欲悚动臣僚之意，团结兆民之心，非得皇上哀痛之诏，无以收拾也。”皇上曰：“然。”

先师又奏：“今日之患，在民智不开；而民智不开之故，皆由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缘以八股考试致大位之故。”皇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先师对曰：“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皇上曰：“可。”先师对曰：“皇上既以为可废，请皇上即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皇上曰：“然。”

皇上曰：“方今患贫，筹款如何？”先师略言中国矿产遍地，生财有道，但当设法开源，不患财用不足。先师又详奏译书、派游学、派游历各事，每终一事，稍息以待皇上命。皇上犹不命起，重及用人行政，末及推广社会，以瀹民智而激民气，并招抚会匪。因间，遂奏谢保国会被劾，皇上为保护之恩。皇上点首称是。久之，皇上点首云：“汝下去稍歇。”又云：“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先师乃起出，皇上目送之。苏拉迎问，盖对逾十刻，为从来所未有也。

既退出，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着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时李鸿章谢恩同下，对先师叹惜谓：“荣禄在皇上前劾君。皇上问枢臣以何位置，廖寿恒言：‘请赏五品卿。’而刚毅在皇上前力排，故有此命。”云云。

先师归寓，即告宋侍御伯鲁，令其上废八股之折，盖此折先师早代宋草定者。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废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宋伯鲁折上，皇上即命枢臣拟旨。是时京师哗然，传废八股。连数日寂然。及皇上得宋折，即令降旨。刚毅请下部议，皇上曰：“不可。”刚又曰：“此事重大，请皇上思之。”皇上厉声曰：“汝欲阻挠我耶？”刚乃不敢言。及将散直，刚又曰：“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皇上默然，既而曰：“可去请。”待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故至初五日乃降旨也。

初三日，总理大臣代先师递谢恩折。皇上曰：“不必代递。后此康有为有奏，可令其直递来。”又令枢臣将所著《波兰分灭记》、《法国变政考》、《德国变政考》、《英国变政考》等书即钞进呈。先师乃附片并陈，谨当昼夜编书，不能赴总署当差。

时乡会试既废八股而用策论，生童岁科试仍未改。先师三月时所上之折，交总署议而未行，欲因势请并行之，乃自草一折，交侍御宋伯鲁代上，奉旨允行。于是岁科试均废八股而改策论矣。

先师以愚民之害既去，当开民智，泰西文明各国，对于制新器、著新书、发见新地皆有奖励，遂于初八日上折言之。奉旨交总署议，张荫桓遂托梁先生启超代拟稿颁行焉。

其时新法萌蘖，旧党大恐。御史文悌、黄桂鋆等奔走谋之，将联名请复八股。先师再草折，交侍御杨深秀上之，请御门誓群臣，并定谤新政之律，违者重惩之。于是上降谕切责，旧党焰少息而恨愈深矣。时许应骙对开经济特科及废八股事多方阻抑，侍御杨深秀、宋伯鲁联名劾之。德宗怒，拟罢许职。刚毅乞恩，不许；又请令其自行回奏，德宗不得已允之。许夤夜走请于刚毅，刚云：“牵攻康某，必可免。”许从之。于是耸御史文悌劾宋伯鲁、杨深秀，因旁涉先师。军机得文悌折喜甚，以为必陷先师矣。德宗阅折大怒，谓文悌受许应骙指使，将革职。刚毅叩头恳免，至于流涕，乃罢。文悌折谓先师尽弃名教，保中国不保大清。后来伪谕皆缘文悌折为定案。悌心术诡诈，佯与先师交好，而阴探先师意向，又从先师仆从询悉累宿张荫桓宅。张荫桓之被祸即由于此。

八股既废，先师请采用朱子科场贡举议，分科试士，令人习一经。如《诗》一科；《书》一科；《易》一科；《仪礼》一科，《礼记》附；《春秋公羊》、《穀梁》一科，《左传》附之，《史记》、两《汉书》一科；三国、晋、六朝史一科；唐、五代、宋史一科；辽、金、元、明史一科。国朝掌故，若《会典》、《东华录》、《十朝圣训》一科。经、史各五科。《四书》则人人须通，西学则人专一门，草折陈之。又为徐子静学士致靖草一折，大意略同。奉旨交礼部议，为所驳。又附片请将优拔贡改试策论，并请凡朝殿试勿尚楷法。得旨允行。

已有旨于京师设大学堂，先师再上折，请于各省开高等学，各府开中学，各县开小学，拨各省善后款及各规费以充学费，并请废天下淫祠，以其室宇充学舍，以其租入供学费。二十一日奉旨允行。先师意以为城乡多有淫祠，皆有租入，故欲改为学校，佛寺不在淫祠之列。不意地方莠民，借端扰挟，波及寺院，此则非先师当时意料所及矣。

时德宗频命枢臣催上所著书。先师先成《日本变政考》，每条附加案语，自明治元年至二十四年，共十二卷，举凡中国之变法条理，无不于案语发之，网罗宏大。一卷甫成，即进呈德宗；复催，又进一卷。

时大学堂议起，枢垣托草章程。先师命梁先生启超拟作，酌英、美、日之制为之，以大权归总教习。乃总署覆奏学堂事，改大权属章京。于是章京张元济来商洽，先师为拟四款：一曰筹巨款，二曰拨官舍，三曰选教习，四曰刻学书。清廷派大学士孙家鼐管学。孙始颇言变法，曾与编修蒯光典言曰：“今朝士深通时务者，惟康某一人耳。”时广东学政、内阁学士张百熙亦奏荐先师。

六月一日，先师上商务一折，令十八省各开商务局，先就上海、广州试办，由善堂公举殷实而略开通之商人办理，限两月内草定章程，呈总署，再进御览。先师又荐上海经元善、严作霖为总办，广西龙泽厚副之。奉旨交各直省督抚议。

其时适上海《时务报》汪康年亏款甚巨，报亦无起色；先师乃草折，交宋侍御伯鲁上之，请饬梁先生启超专办此事，并请选择各省报纸进呈。奉旨交孙家鼐议，枢臣欲借故挤先师于外，授意孙令先师办官报，并以京卿总办名义相诱。先师却之。是时德宗虽锐意振作，而实无权，旧党日造谣言，谓德宗患病甚重，人多为先师危。时荣禄居天津，厚结李莲英以媚太后。至是出统三军，微闻欲于天津阅兵，日行废立之事。先师弟广仁屡劝先师出都，曰：“伯兄平生言教以救地球，区区一家之祚，牺牲无益。”于是先师又欲领《时务报》事，借以观伺朝局而定进退。初八日孙入奏，奉旨命先师督办《时务报》。

先师前所上制度局之折，经枢垣搁压，至是德宗催问数四，并面责张荫桓，总署乃请派军机王大臣会议，竟以敷衍游词驳之。德宗朱批发还再议。先师折中言于京师开十二局，外省开民政局；流言因之纷起，咸谓先师尽废内阁六部及巡抚、藩臬司道矣。故张元济请废翰林院、都察院，岑春煊请废卿寺、裁局员，皆归之于先师。于是朝野内外咸撼动。枢臣私议：“若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必不可允。”王文韶曰：“上意已定，我全驳之，则必明发上谕，我等无权矣。不若敷衍而了之。”王大臣喜从王言，遂定议。所云誓群臣、定国是一条，以为诏书两下，国是已定，此条无庸议；先师所请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一条，乃改为选翰詹科道十二人，轮日召见，备顾问；所请令臣民咸得上书一条，改为职官递本衙门，士民递都察院；所请开法律局，改为每部派员司，改定律例；均与先师本意大相反。学校局一条，则以大学堂及各省中、小学堂已经另奉谕旨了之；农工商局，则以屡奉旨饬办了之；所请起民兵以练陆军，购铁舰以成海军，则以裁兵并饷等语了之；所请民政局，则拟令由督抚责成州县妙选人才了之；至铁路矿务局，则请即在总理衙门派人办理。于是所议先师折，似无一语受驳者，又似无一条不行者，德宗亦无以难之。虽奉旨允行，而此折等于虚文矣。

时湖南巡抚陈宝箴奏荐先师，而独攻《改制考》，上留中。湘绅王先谦、欧阳节吾大攻新党新政。先师草折交侍御杨深秀，奏请奖励陈宝箴，严责湖南旧党。德宗从之，一方奖陈宝箴，令其认真整顿，又一方申斥湖南旧党。时粤督谭钟麟漠视新政，又故纵盗贼。先师草折交宋侍御伯鲁劾之，奉旨交陈宝箴查办。

当万寿后，先师进《波兰分灭记》，详言波兰被俄、奥分灭之惨，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国王被俄人控制之苦，守旧党遏抑之深，后国王愤悔变法，俄使列兵禁制，不许变法，卒以割亡，云云。德宗览毕，为唏嘘不置，又赏给先师编书银二千两。七月初四日，总理衙门传言，谓当有旨到，命勿出门。既而章京李岳瑞来，口传谕旨，即令仆人将赏银捧出。先师仓卒拜受，例应诣宫门谢恩。惟以未降明旨，恐有曲折，致为太后所忌，故不敢行，但具折谢恩而已。又于折末极陈时变之急，新政变而不变、行而不行之无益，制度局不开，零星散杂之无裨，末复举波兰事，反复言之，折凡数千言。德宗大感动，非复曩时之迂回矣。时七月十二日也。原折附片辨《孔子改制考》事，辨孔子称王为历朝封典，非自创造。先师自上此折后，不复言事。

是时既许群臣上书，大臣多有抑之者。礼部主事王照条陈请德宗东游日本、痛抑守旧一折，尚书许应骙、怀塔布掷还，不肯代递。康广仁谓：“皇上明目达聪，广开言路，岂容大臣阻蔽不达？”请先师草折劾之。王照性悫直，即具折弹劾堂官，侍郎堃岫、溥颋令掌印者勿收；王照怀之而出，谓将递都察院，两堂乃许代递。而许应骙乃劾王照：“妄请乘舆出游异国，陷之险地。日本素多刺客，昔俄太子出游及李鸿章奉使，皆遭毒手。王照用心不轨，故臣等不肯代递，乃敢登堂咆哮。”然德宗曾览先师所进《俄大彼得变政记》，极以游外国为然，乃降旨责礼部六堂蔽塞言路，并云：“亲游外国之举，朕躬自有权衡，无烦该大臣鳃鳃过虑。”交部严加议处。于是尽褫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徐会澧，右侍郎溥颋、曾广汉六堂之职，而令群僚封章直递。又令各直省府道自行递折，各州县交督抚代递，上谕谓“藉觇中国人之才识”。自是，先师请臣民上书之说乃始行。各衙门每日得折数十件，德宗鸡鸣即起，披览奏章，日昃不遑；荐剡交上，每日轮班召见之。是时，揣摩风气者翻然变计，又争上条陈以邀宠。京肆新学书为之一空。

时德宗留意登用新进，特加侍读杨锐、主事刘光第、中书林旭、知府谭嗣同以四品卿衔，命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凡臣工所上之折，令四人阅看拟旨。军机大臣伴食而已。时有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先师，德宗特交谭嗣同拟旨驳之。凡给先师密谕，皆令林旭带出。时谭嗣同与先师同居，林旭亦日日来南海馆，先师有所欲白，皆借谭、林二人通之。

时议多主汰冗官、废卿寺，德宗决行之，枢臣力谏不听。惟先师向来论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旧，用宋人官差并用之法。如以尚书、翰林同直南斋，侍郎、编修均兼学政，亲王、京卿同任枢垣，总署、提督、千把同作营官，专问差事，不拘官阶。故请开十二局及民政局，选通才以任新政，存冗官以容旧人。军机大臣廖寿恒颇韪斯论，托人请先师代拟草。先师乃草折言官差并用之制，引唐、宋为法，举近事为例，言“方今官制，诚不可不改，然一改即当全改，统筹全局。如折漕之去漕运，抽灶之去盐官，尤为要义”。时德宗方大裁冗散，内而卿寺，外而云南、广东、湖北三巡抚及各道各局，并及漕运；时太后不肯裁漕。新局之置，德宗则将有待也。廖寿恒乃咎先师，于是先师乃主全裁之议。

盖其时德宗勇于变政，但左右无人谘询。盖有行政之人而无议政之人，古今亦无此政体。于是先师又请置三四五品散卿、三四五六品散学士，草折交侍郎徐致靖上之。时礼部六堂皆易人，德宗即擢仓督李端棻为礼部尚书，少詹王锡蕃为左侍郎，学士徐致靖为右侍郎。内阁学士阔普通武尝上疏请开议院，但先师曾于《日本变政考》中力发议院为泰西第一政，而今守旧盈朝，万不可行。德宗乃不用阔普通武言，而仍拔为礼部侍郎。(https://www.daowen.com)

先师注意在开制度局，既不得请，于是又请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草折交宋侍御伯鲁上之。王照又言之。于是德宗命谭嗣同拟旨，并云康熙、乾隆、咸丰三朝皆有故事。饬内监捧三朝圣训出，令其检查，盖欲有所依据，以请于太后。时七月二十八日也。

是时以天津阅兵期迫，新党朝夕忧危。先师奏请仿照日本立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贰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又请改维新元年，易服制，以新天下耳目。又请弃旧京，迁都上海，借以脱后党圈禁。并言旅大、胶威门户尽失，俄人屯重兵于旅顺，扼吾之吭，无可守矣。又以北京连年水灾城崩，屡次尘土坌天，泉恶脉坏，王气将绝；又旗人环拥，旧党弥塞，下则市侩胥吏，中则琐例繁礼，种种皆亡国之象，不易扫除，非迁都不能维新也；借行幸举之，则定天下于无形。云云。

先师默审将帅中惟袁慰亭世凯素机警，又夙驻高丽，颇知外国事，曾与同办强学会，欲引为助。知其与荣禄厚，未必就范，惟舍此又无他路可行。于六月时，暗使徐仁录入其军幕，借观志向。袁谬称倾向先师甚，先师遽信，亲荐于德宗，又为徐致靖草折荐之，又交谭嗣同递密奏，请结袁以备不测。上即降旨，召见袁世凯。袁于二十九日入京，是日召见于颐和园。初一日，降旨嘉奖袁世凯，并赏给侍郎衔。

先是，自怀塔布既黜，李鸿章撤去总署差，旧党惶悚，内务府人皆环跪西后前，谓德宗妄变祖法，请训政。后不许。立山等皆走天津谒荣禄，谋废立。御史杨崇伊亦荣党也，草折请训政，持示荣禄；荣禄许之，令杨崇伊持折见庆邸，庆邸亦赞同。于是庆邸与李莲英皆跪于西后前，坚请训政。自八日请开懋勤殿，都人士方拭目以望，而密诏遽下。荣禄见袁世凯被召，即调聂士成守天津，以断袁军入京之路，调董福祥军密入京师，以备不测。杨崇伊于初一日至颐和园，递请训政折，西后意遂决。

德宗知事中变，欲保全先师，故促先师出京也。是夜未见旨，宋侍御伯鲁邀先师饮于其家。酒半酣，李尚书端棻、徐侍郎致靖唱昆曲，主宾极洽，而声带变徵，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欷嘘感叹。自是夕后，先师遂长为出亡之人，与诸同志永不复见矣。酒罢归，即奉德宗手谕，曰：“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冀望之至。”谕由杨锐带出，时七月二十八日也。越四日，又传密谕曰：“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行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谕草于八月初二，初三早由林旭传出。先师跪读痛哭，即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林旭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出都，并开用官报关防。

先师乃召梁先生启超及弟广仁来，筹画救皇上之策。徐菊人世昌时在袁世凯幕府，亦来。先师相与痛哭，世昌亦哭，举座痛哭不成声。先师乃属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勤王，率死士数百，扶皇上登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如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自谭嗣同入城后，梁先生启超至金顶庙容纯甫处刺探消息，先师发留别书，检行李。及夜，杨锐、宋伯鲁、李岳瑞、王照来慰。天将曙，乃睡。翌日上午九时，访李提摩太与谋，适英公使赴北戴河，不得要领。先师又见伊藤博文，请其游说太后。至夕出城，入南海馆，居室墙忽倾，心窃恶之。黄绍箕饯先师，言：“变将作，荣禄将不利于君。”劝先师易装，迂道山东，勿经天津。林旭来言，英、俄已开仗。是夕，太后还宫。以为外患方殷，内忧当渐息，心少安。旋弟广仁来劝先师微服行，先师以“死生有命”答之，乃命广仁留京。广仁送先师出门，遂从此永诀矣。

先师独携仆李唐于天未明出京，车中思黄绍箕言，欲改从山东行，已而决过天津。薄暮，抵津沽，即登招商局“海晏”船。先师以该船须俟初六日下午四时启轮，恶久滞船中，思另搭别船，再运行李入栈。至初六早，改搭太古公司“重庆”船，十一钟启轮。先师以既离天津，亦无戒心矣。过烟台，购梨及石子。

初九日抵上海，下午二时，船将入吴淞，登船面瞻眺。时有浙江贡生姚祖义以其所上书来示，先师因与议论，船中人无不争识康某。忽有英人来问曰：“君为康某乎？”先师姑应之。英人即邀先师至一小室，出照片相视曰：“此为君之相乎？”先师曰：“然。”英人问曰：“君在北京曾杀人否？”先师曰：“吾安得杀人？何问之奇也！”英人乃手出上海道蔡钧一函，附抄伪上谕一道云：“康有为进红丸弑上，即密拿就地正法。”案：戊戌八月初六日，北京有电旨到上海，言皇上已崩，系康有为进红丸所弑，急速逮捕，就地正法。云云。此电旨，上海道持以告各国领事，请其协拿。英领事抄传之。先师览毕，眩然大哭。英人曰：“汝有进丸弑上事否？”先师即抄密谕示之，并哭言其故。英人曰：“我英人濮兰德也，故知君是忠臣，必无弑上事，特以兵舰救君。可速随我下轮，勿迟，恐上海道即来搜船。”先师乃随之下小轮。

时骤闻上弑之讯，痛不欲生，预为蹈海计，口占一绝句云：“忽洒龙漦翳太阴，紫微移座帝星沉。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乃草与家人遗书、与徐君勉勤书及与诸门人书，托以家事。与徐勤书曰：“吾以救中国故，冒险遭变，竟至不测，命也。然神明何曾死哉！君勉为烈丈夫，吾有老母，谨以为托，照料吾家人。力任大道，无变怠也。同门中谁能仗义护持吾家吾国者，吾神明嘉之。任公若存，并以为托。”与诸门人书曰：“我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变法救之，乃蒙此难。惟来人间世，发愿专为救人起见，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将来生生世世，经历无量劫，救此众生。虽频经患难，无有厌改。愿我弟子、我后学体吾此志，亦以救人为事，虽经患难无改也。地球诸天，随处现身，本无死理，至于无量数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间，何足异哉！到此亦无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报，为可念耳。”时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也。诸书交与仆人李唐密藏之。濮兰德见先师痛哭，慰之曰：“皇上大行尚无确信，盍少待之？”先师哭少止。

至英兵舰旁之某公司，即电澳门《知新报》陈仪侃、何穗田等，告无恙，属其救家人。又电广州城云衢书屋、万木草堂，命即移家澳门。英领事班德瑞来见。次日总领事璧君来见，并送行。而上海道连日搜船，追问英领事甚急。既知已过英船，欲登船搜，船主不许。上海道又派兵船二艘来，英人又派兵船二艘夹护之。仍虑有变，调威海卫大铁舰协同护送，是舰方上煤，闻电即行，舰中严备战具。护至福州，度无中国兵船，乃还。当时先师在沪，托濮兰德交大同译书局各书，皆复云局中无人矣。

十四夕到香港，何晓生东即同英港督所派之辅政司波君、总巡捕梅君来迎，盖璧君领事先有电告之也。先师居巡捕房，弟康有霈来见，悉家人已抵澳，而太师母未至，忧甚。十五日，师母张夫人自澳来，知太师母适由港到澳，以畏风浪故不来。十六日，太师母来，先师抱膝痛哭。

先是，先师以五日出京，伪临朝以六日幽上，命步军统领崇礼率健儿三百围宣外南海馆，捕先师弟广仁及门人程式穀后易名大璋，号子良，广西人、钱维骥号硕甫，湖南人并仆人王升、王贵、田升以去。时广仁方如厕，本可避免。长班张禄以尝受责怀恨，带兵往厕搜捕，遂及于难。车骑塞米市胡同口，观者如堵。三人乘一车，至步军衙门，讯问先师何往，诸人答以“已出天津”。维骥震惧流涕欲寻死，广仁从容言笑以解之。有旨交刑部，式穀曰：“吾等必死矣。”广仁曰：“汝年二十余，我三十余，不愈于生数月而死、数岁而死乎？一刀而死，不愈于久病岁月而死乎？”式穀曰：“外国变法，前者死，后者继。中国新党寡弱，恐我等一死，后无继也。”广仁曰：“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何患无继哉？”至初七日下午四时，一卒提广仁，交刑部，而于次日释式穀、维骥及诸仆。刑部堂官亲讯广仁，问：“汝兄何在？”广仁答以“已出天津”。又问曰：“汝兄何以私逃？”广仁答曰：“我兄奉旨敦促，曾于初四日奏报皇上起程，并非私逃。”堂官曰：“汝兄不来，汝必不释。汝必写书招汝兄来，方释汝。”狱中饭食、卧具皆谭嗣同等为之供给。

方步军围南海馆，搜先师不获，以文悌曾奏劾先师屡宿张荫桓家，缇骑遂又围张宅。时刑部主事区震适在张宅，误以为先师，捕之去，既知其误，释之。张荫桓亦因此下狱。

初七日，荣禄入都，发兵三千，闭城门，断铁路，大搜索。凡平日与先师往来者多被累。既又大搜天津、塘沽客栈及轮船，并电烟台、上海，凡经过轮船一律大索，又电广东拿办家属。既查知先师先搭招商局船，后改搭“重庆”船，即发“飞鹰”快船追捕。“飞鹰”者，初购自德国，每一时能行三十海里，速率倍于“重庆”，追必可至。而船主以煤尽中道返，下之狱。或曰船主义士也，煤能返津，即可来沪，实仗义耳。谭嗣同等谋所以救先师者甚切，皆以为决无生望矣。谭嗣同促梁先生启超入日使馆，求救于伊藤博文。伊藤闻而顿足，随电上海日领事小田切设法保护，不知先师已鸿飞冥冥矣。

时又捕梁先生急，谭嗣同劝梁先生东渡，而自誓就死。梁先生乃于初七日出京。时京、津间风声鹤唳，处处谣传先师踪迹，捕令严急。或误梁先生为先师，聂士成带队，登舟强索。护梁先生之日领事郑永昌亦惊惶失措。时梁先生拥被股栗，面无人色，手持破纸草家书。幸去海岸十余里，聂士成兵至，则日舰已列队护之登舟，虽再三索问，为日人所拒，仅乃免。

时皇上被幽瀛台，王照与日人谋逾南苑救皇上出，谭嗣同与京师侠士大刀王五亦谋救上，皆未及行。初九日，谭嗣同被捕。王照被逮甚急，日人劝之东行，王照遂于初十日离京。先是初八日，杨深秀递折，请伪临朝勿训政，遂被捕。昔郅寿奏请王莽归政汉室，退就臣列，其愚不可及。今杨深秀复似之。然郅寿不死，王莽真大度哉！初九早，逮捕杨锐。锐在床未起，单衣就缚。林旭是日入直，亦就缚。刘光第、徐致靖闻捕，乃自投狱。时又欲遍捕保国会员，则株连遍天下矣。朝士闻风惊惶，恐及于祸，多避而南下者，铁路、轮船挤壅甚。又传闻皇上已有不测，各国调兵，若将有大乱者。

十一日，下伪旨曰：“刑部奏案情重大，请钦派大臣，会同审讯折所有官犯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并康有为之弟康广仁，着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行审讯。其张荫桓屡次被人参奏，声名甚劣，惟尚非康有为之党，着刑部暂行看管，听候谕旨。至康有为结党营私，情罪重大，业将附和该犯之徐致靖等交部严讯。此外难保官绅中无被其诱惑之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以示明慎用刑至意。”云云。十二日下午二时，刑部开堂讯问，伪旨命军机大臣荣禄、刚毅、王文韶、廖寿恒会讯。已而忽传伪命：不必审讯，将六人即行正法。下午四时，在宣外菜市口行刑，观者塞途。康广仁先就刑，欲有所语，左右顾盼无一人。次及五人，从容慷慨，颜色不变。呜呼惨哉！广仁就义时，衣短衣。南海馆司阍人张禄觅得先师之衣，为之缝首市棺，葬于南下洼龙爪槐观音院旁，立石树碑曰：“南海康广仁之墓”。广仁年仅三十二，无子，遗一女，名同荷，才八龄耳。

政变之狱，一以文悌之折为案据。先是，四月大阅，先师与弟广仁往参观，还游极乐寺，入西直门，经文悌宅，先师乃与广仁访之。后文悌视先师疾，广仁作陪，与谈变科举事。文悌劾先师，因并及之。谈者又造为广仁出入内廷，有在乾清门遇之者。展转传述，旧党泄愤，遂及大戮。而杨深秀亦为文悌所劾，谣传谓为先师供奔走，致罹于难。张荫桓遣戍，亦因文悌劾先师曾宿其家。

先是，初六日闻变，梁先生启超电上海麦先生孟华告变。上海初七日得电，狄葆贤与日本《亚东时报》人设法营救，而汪康年讦于上海县，引捕役赴大同译书局及梁先生家逮捕，幸皆事前逃避。先师有别墅在花埭。初八日，陈荣衮电广州公善堂区谦之告变。区谦之星夜渡江，抵别墅，语先师家人，阖家饮泣，谦之催拾行李。初九日五更，举家下舟。是日适星期，澳、港轮船不行，初十日乃下澳门船。甫开，逮捕之兵至。盖粤督谭钟麟亦于初八日得电，已于初八夕引兵围粤城云衢书屋矣；捕先师家属不得，故于初九日侵晓而来也。兵役大掠，捕司阍者三人去。先师电发时已迟，若无陈荣衮、区谦之，则家人皆被逮矣。又幸居花埭，若在粤城云衢书屋，夜间区谦之无从入城，亦及于难矣。时太师母还西樵苏村，得区谦之信，令仆人关纯往迎出港。家人惊定而痛，相向泣。十二日，关纯偕一女仆护太师母出城，十三夕由粤城下香港。关纯谨慎，谓当坐下舱，避耳目。舱客繁杂，竟夕无卧处，太师母屏气不敢作语，不敢屑涕，其艰苦皆平昔所未曾经者。至港，入鸿安栈，不知家人所在。十四日，关纯复还城查问，始知已过澳门。十四夕关纯还港，十五日晨护太师母过澳，则知先师已还港。十六日，复来港相见。太师母深居简出，当患难忧惊，仅与一女仆相对隐泣，凄苦万状。时风声传播，亲戚多被掳挟，至十一日花埭屋被封，十二日粤城云衢书屋被封，先师所藏书及所著之稿均散失矣。十八日又封西樵苏村老屋，二十二日封广州城万木草堂，藏书三百余箱尽付一炬。先师所刻书，亦电各省毁版。

当先师家族方移而太师母尚未出也，何东于初八日托陈欣荣至粤城迎先师家属，梁铁君请于广州英领事，用小轮迎太师母，虽未得遇，而侠士高义不可及。先师每念及而泣。

先师遂于二十一日移居香港何东家，港、澳赁屋用度浩繁，俱何穗田供给。何东复赠金数千，借济宗族及供游赀焉。先是，日人宫藏畸寅托梁铁君赆金二千，先师却之。

先师于九月五日东渡，在港凡二十日，时时忧君亲之亡，哀家族之隐。而李端棻、张荫桓之见流，徐致靖之下狱，宋伯鲁、陈宝箴、陈三立、江标、熊希龄、王锡蕃、李岳瑞、张元济之被革，文廷式、黄遵宪之被捕，日接于耳目。其他复八股，禁报馆，捕主笔，罢经济特科、农工商局，复冗官，停漕折，务反其旧，凡先师夙所经营者尽皆罢废。久而闻六烈士之被戮，益哀恻肝肺矣。

先师维新事业，自四月二十八日召见，至七月二十九日奉密诏，凡九十日也。先师尝云：“戊戌之难，身冒十一死，事后追思，无一生理。一、若先出上海办报，则上海道掩捕，立死；二、德宗无明诏、密诏之敦促，若迟迟出京，必死；三、荣禄早发电一日，无论在途在京，必死；四、无黄绍箕之告宿天津，亦死；五、若从黄绍箕之言出烟台，又死；六、若搭招商局之“海晏”船，英人欲救无从，必死；七、是日若无“重庆”船之开，或稍迟数时行，追必及，必死；八、“飞鹰”快船不因煤乏还津，必死；九、莱青道非因有事往胶州，则在烟台，必死；十、上海道不托英人搜查，英领事不知，无从救，必死；十一、英人不救及不派兵舰护送到福州，亦死。”凡此十一死，纵得救一二，亦无济。或天欲留先师之身以有待，而大道未绝耶？

先师出亡时，曾草奉诏求救文，布告海外，声讨西后十大罪状，谓“比诸飞燕之啄皇孙、则天之祸宗室，殆有过之”云云。其时太后议废德宗，故先师首发其谋，国内清议竞起抗阻，海外华侨和之，友邦亦起责言。太后以废立事电询疆吏征同意，两江总督刘坤一复电，有“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二语，最扼要。太后微感悟，废立之议暂罢，而仍幽德宗于瀛台。

先师出亡后，先至日本，由日本而伦敦，又抵加拿大，己亥九月归港。政府悬重金购先师，又特命大学士李鸿章督两广，意在俟机捕先师。而先师居港奉母，不及四月，闻风远行。此四、五年往来欧美，不宁厥居。

岁庚子，先师联合海外义士有所举。先是，浏阳唐才常与梁先生启超主湘学，深相契。自政变后，俞廉三代陈宝箴巡抚湖南，停办湘学。才常亦出走，周游皖、汉间，招致豪士，联络会匪，乘拳乱作，欲在湖北起义。事泄，被捕于夏口。才常在湖南负盛名，张之洞知其才，欲令诱致先师自赎。才常笑却之，且语之洞曰：“恨公不足望张柬之，徒成曲学耳。”竟被害。

岁癸卯，先师游印度，而缅甸，而爪哇，九月归港。伯桢曾赴港造谒。先师拟命伯桢随游，充记室。时吾邑东莞始创中学，伯桢任筹办，辞不获，乃别先师归。

光绪三十年甲辰二月，先师再为海外游。是岁始作游记，所经历之地及时日俱可考。二月初六日，乘法国船自港行。二月十六日，过安南。三月十二日，适暹罗，过槟榔屿，留一月。四月十二日，自槟榔屿乘英之舟山船，十八日至锡兰。二十日自锡兰行，二十五日六时到亚丁，二十六早九时自亚丁行，四时至丕伦，英属地，一平岛也。四月三十夜九时抵苏彝士河口，五月初一行苏彝士河，晚六时入地中海。五月初三夜十二时至意大利，六日抵罗马，游彼得庙、教皇宫、纪功坊、奥古士多宫等。十三日二时去罗马，车行十八时到美兰，意大利之北部也。至三十一年乙巳七月二十二游法国，二十三抵巴黎，登铁塔，游拿破仑陵墓、路易十六坟。至三十二年丙午十一月十九，再游德国，二十日抵柏林。先师至是盖九至柏林矣。濡滞柏林等地年余，至三十四年戊申五月，自北冰海还。六月十八日，自瑞典历游欧东，十九日入奥大利，旋至匈牙利，二十二日入塞耳维亚，晚过多铙河。二十三日抵塞耳维亚京，旋至布加利亚京城苏非。六月二十九日游突厥，自罗马尼亚乘船过黑海，至君士但丁。

是日适值突厥下诏立宪，定于西历十一月十四日开国会。他日，驻德公使孙宝琦问先师曰：“突厥既立宪开国会矣，其国运前途如何？”先师答曰：“吾在突厥，闻突人所学皆法国学也。突人所期之立宪，则尽去旧制之纪纲风俗，举国均自由平等也。各国立宪，不过以法治国，上下同受治于法律而已；非荡无纲纪，人人可平等自由也。突厥将危乱且亡矣。夫平等自由，乃法国革命时救病之药名，只可饮于一时，以快人心，不可以为朝夕之饔飧也。旧制行之数千年，实人心国命所寄，虽有积弊，只可去其太甚，以渐推行；如尽去之，人心国命无所寄，则荡然而大乱耳。今突厥青年党久游法国，日事破坏，不思建设。徒心醉革命之名，而未尝从事政治理财之学；徒艳炫欧美之俗，而未尝审风俗历史之宜。一旦以兵胁其君而收其权，乃举旧制之法律道揆尽弃之，一朝而易二百余条空文宪法。然而青黄不接之时，欧美之实效又非突人所能骤受。于是国人不知措手足，惟乱舞傞傞而已。国情如是，不亡何待？”

七月七日，乘汽船往雅典。八日泊士免拿岛，仍突厥地也。九日至希腊，遍游雅典各胜地，乘船还意大利之巴连德诗。

计甲、乙、丙、丁、戊五年以来，历游意大利、瑞士、澳地利、匈牙利、德意志、法兰西、丹墨、瑞典、比利时、荷兰、英吉利等十一国，著有游记。以上所述，皆游记中一部分，已编定印行者。尚有未定丛稿，想已散佚，其时日不可考矣。游记中并附论欧土政俗、中西比较、物质救国诸论，以供国人采择。

宣统元年己酉，先生再居槟榔屿，曾迎养太师母于此，太师母年七十八。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其长子同篯生。先师年五十始得子，太师母嘉慰，故名所居曰“南兰堂”；又于所居葺一亭，名曰“乾坤一草亭”；于亭外筑一廊，颜曰“行吟径”。十二月，太师母还粤。逾年庚戌八月，先师复归港省亲，至十二月行。行后八月，武昌起义，党禁解，始谋归国。

时民军决行共和，清室主立宪。先师乃草《共和救国论》，号召天下倡虚君共和之说。以中国帝制行已数千年，不可骤变，而大清得国最正，历朝德泽，沦恰人心。存帝制以统五族，弭乱息争，莫顺于此。而清廷为袁世凯所迫，改国体为共和，下诏逊位。先师知空言不足以挽阻，思结握兵柄者以挽之，多方游说，卒无补救。遂再游日本，旅居箱根。

其时国体已改，先师草《共和政体论》，略曰：

共和之义，于古也六，于今也六，凡有十二种；体各不同，利病各有，不能统以共和空名混之也。

其在中国，周、召共和，为共和之始，一也；远古人皇氏九头纪，尤为大地共和之先，二也；希腊、雅典贤人会议，三也；斯巴达二王并立，四也；罗马三头之治，五也；罗马世袭总统，专制如王，六也。此为已过之迹矣。其在近世，有议长之共和国焉，瑞士创之。其制以政府各部长共行政，其有不谐，决以多数，数同则折衷于议长，故只有议长而无总统，共和之极则也。此其一。有国民公举总统之共和国焉，美洲是也。其制总统握行政之大权，而有任期，使全国民选之，各部隶于总统。此其二。有上下国会合选代表王之总统共和国焉，法国是也。其制总统代表王者，有任期而无权，政府有宰相以行政，各部隶于宰相。此其三。有上下国会合选之总统、不代表王之共和国焉，葡萄牙是也。其制国会公举总统握行政权，各部隶之，无宰相而有任期。此其四。有虚君之共和国焉，加拿大创之，匈牙利行之。其国会有完全自治权，英与奥皇以虚名领之，不能干涉焉。此其五。有君主之共和国焉，英创之，比利时、罗马尼亚、布加利牙、那威行之。其权全在国会，虽有君主，虽无成文限制其权，然实无权，故英称大不列颠共和王国。此其六。

凡此十二体，吾国人将何从焉？其古远不足论，取其近而可行者，亦有六体。夫各国政体，各有历史风俗，各不相师；强而合之，必有乖谬致败。是故罗马人不师希腊，美人不师瑞士，而欧人自法外不师美洲。若中南美与法误师美国，则致祸乱矣。今时势推移，决行共和。周召、希腊、古罗马之共和，今决不能行，既无论矣。罗马大国，下宜于共和，故不久遂变为帝政。深望国人慎于取法。云云。

先师又著《中华救国论》，略曰：

今共和告成矣，扫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轨，人心同趋，必无复于帝政之理。守旧者疑于诸夏无君，深忧过虑；维新者以为共和已得，大功告成。然所深虑者，则以共和虽美，民治虽正，而中国数千年来未之行，四万万人士未之知，虑其错行而颠坠也。

今共和数月矣，所闻于耳、触于目者，悍将骄兵之日变也，都督分府之日争也，士农工商之失业也，小民之流离饿毙也。纪纲尽废，法典皆无。长吏豪猾，土匪强盗，各自横行，相望成风。搜括则择肥搏噬，仇害则焚杀盈村，抢掠于白昼，勒赎于都会，胁击于公会，骚扰于城市，以至私抽赋税，妄刑无辜。暗杀则伏血载途，明乱则连城陈战。兵变成习，叛立日闻，莫之过问也。

故谓今者补救中国之亟图，在整纪纲，行法令，复秩序，守边疆。其为万事之本，则莫先于弭暴乱以安生业也。故不先去悍将骄兵，无以靖地方之变乱；不先锄暴民强盗，无以保人民之财命；不先复士农工商，无以为生计之维持；不先保辽、蒙、回、藏，无以保内地之疆土。否则，虽全举美、法之文明、平等、自由，加之吾国四万万人之身，其亡国必益速而无救也。

今国人将欲成良政党乎，其道有二：一、输进通识；二、崇奖道德。若能为之有序，措之得宜，讲乎外势而先弭内乱，以国为重而民从之，有政党内阁以为强力政府，行保民之政，富而加教，保中国已有之粹而增其未备，则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云云。

癸丑二月，先师自日本神户双涛园迁近月见山下须磨寺侧居，有小园。时值初度，梁先生启超等十余人设筵祝嘏。先师答之以诗曰：“月见山前海有痕，须磨寺里佛仍尊。劫灰飞散知何世，逋客孤羁得小园。蜡屐游频思睹墅，桃花开遍或寻源。一枝栖托聊随喜，豺虎中原何处村。”是年八月十三日，先师祭戊戌被戮六君子于日本神户游存簃，追忆戊戌英舰送还香港时，感慨徘徊，赋诗以寄慨，曰：“旧时月色雾难开，海外惊看十五回。偶免朝衣赴东市，忽经灰劫哭西台。永伤白首同归日，怕见黄图改色来。救国杀身谁念尔，波涛拍海夜堪哀。”

癸丑七月朔日，先师在日本刊《救亡论》，其目有十：一、革命已成有五难，中国忧亡说；二、革命后中国民生惨状说；三、革命由动于感情而无通识说；四、新世界只争国为公有，而种族、君民主皆为旧义，不足计说；五、君与国不相关，不足为轻重存亡论；六、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论；七、欧人立宪必立君主，且迎异国或异族人为君主之奇异说；八、立宪国之立君主，实为奇妙之暗共和法说；九、虚君之共和国说；十、民族难定，汉族中亦多异族，而满族亦祖黄帝考。其论满族亦祖黄帝曰：

今言革命者，若谓政府不善，宜力革之，宜也；若持民族之说，谓满族不同汉族，必宜排之，则今未知真汉族者为谁，而满族亦未始非出中国族也。近人多谓中国汉族全为黄帝子孙，有欲以黄帝纪年者；其实大地万国，无有能纯为一族者也。

夫黄帝出自昆仑，实由中亚洲迁徙而来。《史记·黄帝本纪》称“以师兵为营卫”，则实由游牧而入中国之北方。其时中国地属有苗，《书》所谓“蚩尤为始作乱，爰及于苗民”，此言黄帝时也。至尧、舜时，大江以南尚为苗人所据。欧人以中国人种同于蒙古人种，而马来人别自为种族。盖马来人种出自苗人，其音本同；而黄帝徙自中亚，实即蒙古之种。况史称匈奴之先淳维出自有殷之后乎？

惟孔子作《春秋》，以礼乐文章为重，所谓中国、夷狄，专以别文野而已。合于中国之礼者，则进而谓之中国；不合于中国之礼者，则谓之夷狄。故晋伐鲜虞，则夷狄之；楚庄救郑，则中国之。《春秋》以吴为夷狄，则吴为泰伯之后，实周之宗室，安有以为夷狄者哉？可知《春秋》中国、夷狄之辨，不纯在种族矣。

即论种族，若必谓今中国人皆黄帝后，则《左传》曰：夫许，太岳之胤也。乃即许已为伏羲后而非黄帝后矣。若谓皆为五帝三王之后，遥遥华胄，卜姓受氏，皆神明之裔也，则实不然。云云。

先是，壬子十二月初九日，值太师母八十二生辰，先师居东京，念母，欲束装归省。适麦先生孟华等东渡谒先师，以乱徒横行桑梓，力请勿归。至是年癸丑，先师决欲移家归港，永承色笑。适患疡，日医主割治，乃就治于东京医院，三阅月未痊。而七月初七日，太师母病风，不省人事；翌日初八，遽尔逝世，春秋八十三。先师闻丧，痛不欲生。时袁世凯当国，电促先师归国，先师却之。十月先师自日本奔丧归，十一月十六日，厝葬太师母于南海西樵苏村之后冈，以弟广仁祔焉。

先师葬亲后，移居上海辛园。时伯桢拟刻丛书，先师知之，乃将生平诸稿编定见授。内《大学注》一卷。先师以为，《大学》一书，内圣外王，条理毕具，提大道之要，钩至德之元，诚孔门之宝书、学者之阶准也。是篇存于《戴记》，朱子以为曾子所作，误分经传。夫《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圣作，乃名为经；余虽《论语》，只为传，《礼记》则为记为义。况一篇中，岂能自为经传乎？篇中仅一指曾子，亦无曾子所作之据。惟记皆孔门弟子后学传孔子之口说，孔子之微言大义实傅焉。朱子特选《中庸》与此篇，诚为精要。惟朱子未明孔子三世之义，盖孔子太平之道暗而未明，郁而不发，盖二千年矣。先师此注，发挥微言大义，于旧文错简亦多有订正。

又《中庸注》一卷。先师以为，孔子之教论莫精于《中庸》一篇。此书自《汉·艺文志》既别为篇，梁武帝曾为之注，而朱子亦注之。郑康成曰：《中庸》者，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天下之为道术多矣，而折衷于孔子；孔子之道大矣，荡荡如天，民难名之，惟圣孙子思亲传大道，具知圣统。其云“昭明圣祖之德”，犹述作孔子之行状云尔。子思既趋庭捧手，兼传有子、子游之统，备知盛德至道之全体，原于天命，发为人道，本于至诚之性，发为大教之化，穷鬼神万物之微，著三世三统之变，其粗则在人伦言行政治之迹，其精出于上天无声无臭之表。而所以行之后世，为人不可离者，则以其不高不卑，不偏不蔽，务因其宜而得人道之中，不怪不空，不滞不固，务令可行而为人道之用。尚恐法久生弊，又豫为三重之道，因时举措，通变宜民。惟其错行代明，故可并行不悖。既曲成万物而不遗，又久历百世而寡过。因使孔子之教，广大配天地，光明并日月，仁育覆后世、充全球。以去圣久远，伪谬滋炽。如刘歆之派，既务攻今学而乱改制之经，于是大义微言湮矣。宋、明以来，言者虽多，则又皆向壁虚造，仅知存诚明善之一旨，而遂割弃孔子大统之地，僻陋偏安于一隅。后进承流守旧，画地自甘，不知孔子三重之道，通变因时、并行不悖之妙，气弊水浅，不足以容民畜众，则群生将困，而不得被其泽。圣道不明，为害滋大。幸仲尼祖述尧、舜之旨，犹存大义；子思昭明祖德之说，尚有遗言。惟据兹义，推阐明之，庶几孔子之大道复明，而三重之圣德乃久。

又作《论语注》二十卷。先师以为，《论语》二十篇，记孔门弟子之言行，而曾子后学辑之。夷考其书，称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称子，且特叙曾子启手足事，盖出于曾子门人弟子后学所纂辑也。曾学既为当时大宗，《论语》只为曾门后学辑纂，但传守约之绪言，少掩圣仁之大道，而孔教未宏矣。故《论语》之学，实曾学也。盖当其时，六经之口说犹存，《论语》不过附传记之末，不足大彰孔道也。然而孔门之圣师若弟之言论行事，借以考其大略。司马迁撰述《仲尼弟子列传》，其所据引，不能外《论语》。凡人道所以修身待人，天下国家之义，择精语详，他传无能比焉。不幸刘歆篡圣，作伪经以夺真经，公、穀《春秋》，焦、京《易》说既亡，而今学遂尽，诸家遂掩灭，太平大同、阴阳诸家之说皆没，于是孔子之大道扫地尽矣。宋贤复出求道，推求遗经，而大义微言无所得，仅获《论语》为孔子言行所在，遂以为孔学之全，乃大发明之，翼以《大学》、《中庸》、《孟子》，号为四子书，拔在六经之上，立于学官，且以试士，盖千年。自学子束发诵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以代六经，而曾子守约之儒学于是极盛矣。此书发明《易》、《春秋》阴阳、灵魂、太平大同之说，而《论语》本出今学，实多微言。所发大同神明之道，有极精奥者。

又《孟子注》八卷。先师以为，欲得孔子性道之原，平世大同之义，舍孟子莫之求矣。论者因孟子发民贵君轻之义，誉子贡过于孔子，则未知孟子传道之本末也。孟子曰：乃所愿，则学孔子。孟子之义，由子游、子思而传自孔子，非孟子所创也。民贵君轻，乃孔子升平之说耳。孔子尚有太平之道，群龙无首，以为天下至治，并君而无之，岂止轻哉？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于孟子。盖孟子之言孔道，如导水之有支派脉络也，其本末至明，条理至详。通乎《孟子》，其于孔子之道得门而入，可次第升堂而入室。惜乎数千年来注者虽多，未有以发明之。此书探原分条，引而伸之，其中微言大义，一一为之表出。

又《礼运注》一卷。先师以为，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于是；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于是；相时而推施，并行而不悖，时圣之变通尽利在于是。是书为孔氏之微言真传，其余论多说小康，寡发大同之道，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孔子之道有三世，有三统，有五德之运。仁、智、义、信，各应时而行运。仁运者，大同之道；礼运者，小康之道。拨乱世以礼为治，故可以礼括之。礼者，犹希腊之言宪法，特兼该神道，较广大耳。治《礼运》者，当先明孔子礼治之本与先圣制作之原，然后究其微言大义所在，方有心得。

又《新学伪经考》十四卷。先师以为，经学所以迷乱乖迕之由，盖出于刘歆伪为古学以乱真经之故。以刘歆伪经写以古文，遂目真经为今文，自汉季来，经学遂有今文、古文之异。今文者，西汉世立于学官，若《诗》则齐、鲁、韩，《书》则欧阳、大小夏侯，《礼》则《仪礼》、大小《戴记》，《易》则施、孟、梁邱，《春秋》则公羊、穀梁，与夫齐、鲁《论》。凡此皆孔子之真经，七十子后学之口说传授，今虽有窜乱，然大较至可信据也。古文者，毛氏《诗》、孔氏《书》、费氏《易》、《周礼》与《左氏春秋》，与其他名古文者及与古文证合者，皆刘歆所伪撰而窜改者也。郑康成不辨今古之真伪，和合今古，杂揉真伪，号为经学之集成，实则伪古行而今文废，于是孔子之微言绝，大义乖，大同太平之道暗塞而不明。孔经虽未全亡，然变乱丧失亦已甚矣。故宋人求之经，已有疑之，乃舍弃经而求之传，得《论语》、《孟子》，至朱子选最粹之《大学》、《中庸》，合为“四书”，祧六经而代之，以教天下，垂范几千年。虽多今文传说，然实同于一隅割据偏安，迥非大一统之旧观矣。及国朝高谈汉学，祖述许、郑，不过扬伪古文之残灰而已，于今文之真经说乃多疑难，岂非所谓盗憎主人耶？暨道、咸后，今学萌芽，然与伪经并行尊信，未能别白真伪、决定是非，令学者舍伪从真而知所从事也。然自刘申受、魏默深、龚定庵以来，疑攻刘歆之作伪已多。先师因读《史记》，偶得《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读之，并无得古文经一事；乃取《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对较《史记》读之，又取《史记》、《汉书》两《儒林传》对读之，则《汉书》详言古文事，与《史记》大异。又取《太史公自序》读之，子长自称天下郡国群书皆写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仍世父子纂其业，乃翻金匮石室之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则子长于中秘之书、郡国人间之藏，盖无所不见。其生又当河间献王、鲁共王之后，若有献书开壁事，更无所不知，子长对此孔经大事，更无所不纪。然而《史记》无之，则为刘歆之伪窜无疑也。加以师丹大怒，公孙禄、范升严劾，龚胜称病，诸博士严拒，乃知古文之全为伪，　然以解矣。于是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遍考周、秦、西汉群书无不合者，虽间有窜乱，或儒家以外杂史有之，则刘歆采撷之所自出也。于是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万理千条，纵横皆合矣。因撰《伪经考》，发其大端，俾学者明辨之，舍古文而从今文，辨伪经而得真经，庶几孔子之微言大义昭然发矇。

又《孔子改制考》二十一卷：第一，上古茫昧无稽考；第二，周末诸子并起创教考；第三，诸子创教改制考；第四，诸子改制托古考；第五，诸子争教互攻考；第六，墨老弟子后学考；第七，儒教为孔子所创考；第八，孔子为制法之王考；第九，孔子创儒教改制考；第十，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第十一，孔子改制托古考；第十二，孔子改制法尧舜文王考；第十三，孔子改制弟子时人据旧制问难考；第十四，诸子攻儒考；第十五，墨老攻儒尤盛考；第十六，儒墨交攻考；第十七，儒攻诸子考；第十八，儒墨最盛并称考；第十九，鲁国全从儒教考；第二十，儒教遍传天下战国秦汉间尤盛考；第二十一，武帝后儒教一统考。

又《春秋董氏学》八卷。先师以为，汉兴，惟董生明于《春秋》，两汉博士、公羊家严彭祖、颜安乐皆其后学。刘向称董仲舒为王佐，虽伊、吕无以加；即刘歆作伪，力攻公羊，亦称为群儒首。朱子通论三代人物，独推董生为醇儒，其传师说最详，其去先秦不远，然则欲学《公羊》者，舍董生安归？王仲任曰：“文王之文，传于孔子；孔子之文，传于仲舒。”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经，而窥孔子之道本。此书第一述《春秋》旨，第二述《春秋》例，第三述《春秋》礼，第四述《春秋》口说，第五述《春秋》改制，第六述《春秋》微言大义，第七述传经表，第八述董子经说。

又《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十一卷。先师以为，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夫主乎太平，则人人有自立之权；主乎文明，则事事去野蛮之陋；主乎公，则人人有大同之乐；主乎仁，则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权限，则人人不相侵；主乎与时进化，则变通尽利。故其科指所明，在张三世。其三世所立，身则行乎据乱，故条理较多；而心写乎太平，乃意思所注。虽权实异法，实因时推迁，故曰孔子圣之时者也。若其广张万法，不持乎一德，不限乎一国，不成乎一世，盖浃乎天人矣。汉世家行孔学，君臣士庶，劬躬从化，《春秋》之义，深入人心。拨乱之道既昌，若推行至于隋、唐，应进化至升平之世，至今千载，中国可先大地而太平矣。不幸当秦、汉时，外则老子、韩非所传刑名法术、君尊臣卑之说，既大行于历朝，民贼得隐操其术以愚制吾民；内则新莽之时，刘歆创造伪经，改《国语》为《左传》，以大攻《公》、《穀》，贾逵、郑玄赞之。自晋之后，伪古学大行，《公》、《穀》不得立学官，而大义乖；董、何无人传师说，而微言绝。甚且束阁三传，而抱究鲁史为遗经；废置于学，而嗤点《春秋》为断烂朝报。此又变中之变，而《春秋》扫地绝矣。先师悟笔削微言大义于二千载之下，既著《伪经考》而别其真伪，又著《改制考》而发明圣作，因推公、穀、董、何之口说，而知微言大义之所存。又考不修《春秋》之原文，而知笔削改本之所托。使先圣太平之大道隐而复明，暗而复彰。案：此书先师旧草于广州万木草堂及广西桂林之风洞，戊戌蒙难，东走日本，携以俱。后游欧、美，存于日本。己亥九月二十二日，《清议报》馆被焚，稿遂烬。后补成之，自庚子年十一月朔日始，共一百九十七日而书成。阅十四年丙辰冬，付伯桢刻于北京，逾年丁巳夏五刻成。

又《大同书》十卷。先师以为，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观中国，远揽全地，尊极帝王，贱及隶庶，寿至篯彭，夭若殇子，逸若僧道，繁若毛羽，盖天下人民，无非忧患苦恼。虽有深浅大小，而忧患苦恼之交迫并至，未有能少免者矣。既生乱世，目击苦道，思有以救之。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蔑以加矣。人道之苦无量数，不可思议，因时因地，苦恼变矣。此《大同书》之所由作。全书计分十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各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均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书成，既而思大同之治非今日所能骤几，骤行之，恐适以酿乱，故秘其稿不肯以示人。

又著《广艺舟双楫》二十七篇。自云十一岁随侍廉州官舍，初临《乐毅论》及赵、欧书，不能工。年十九，学于朱九江先生。朱先生执笔主平腕竖锋，虚拳实指，盖得之谢兰生先生，为黎山人二樵之传也。先师于是始学执笔，手强甚，昼作势，夜画被，数月乃少自然。得北宋拓《醴泉铭》临之，始识古人墨气笔法。复见陈京卿兰甫，谓《醴泉》难学，欧书惟有小欧《道因碑》可步趋。因并取《圭峰》、《虞恭公》、《玄秘塔》、《颜家庙》临之，乃少解结构。间及行、草，取孙过庭《书谱》及《阁帖》模之。少读《说文》，尝作篆、隶。苦《峄山》及阳冰之无味，问于朱先生，称近人邓完白作篆第一。先师因搜求于粤城，苦难得。壬午入京师，乃购得之，因并得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下笔渐远于俗。及久居京师，日购碑版，于是尽见秦、汉以来及南北朝诸碑，泛滥唐、宋，乃知隶、楷变化之由，派别分合之故，世代迁流之异。嘉兴沈主事曾植谓先师书转折多圆，六朝转笔无圆者。先师以《郑文公》证之，然。由此观六朝碑，悟方笔无笔不断之法，画必平长，又有波折，于《朱君山碑》得之。湖北有张孝廉裕钊，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先师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实留，故为涨墨而实洁，乃大悟笔法。又得邓顽伯楷法，苍古质朴。盖邓顽伯生平写“史晨”、“礼器”最多，故笔之中锋最厚；又临南北碑最夥，故其气息规模自然高古。夫精于篆者能竖，精于隶者能画，精于行、草者能点，能使转，熟极于汉隶及晋、魏之碑者，体裁胎息必古，于完白山人得之。完白纯乎古体，张裕钊兼唐、宋体裁而铸冶之，尤集大成。是书论书法最详：第一，原书；第二，尊碑；第三，购碑；第四，体变；第五，分变；第六，说分；第七，本汉；第八，传卫；第九，宝南；第十，备魏；第十一，取隋；第十二，卑唐；第十三，体系；第十四，导源；第十五，十家；第十六，十六宗；第十七，碑品；第十八，碑评；第十九，余论；第二十，执笔；第二十一，缀法；第二十二，学叙；第二十三，述学；第二十四，榜书；第二十五，行草；第二十六，干禄；第二十七，论书绝句。呜呼备矣！

此外尚有《春秋邮》十卷，案：此书与门弟子说学《春秋》之凡例，戊戌之祸，毁失于上海大同书局。后先师再提其要领，略发凡例，补明数卷，以为学《春秋》者之入门。《公羊与孟子同义考》，《国语原本》，伪《左传》从《国语》分出，今归还于《国语》。《今文易学》，《今文诗学》，《今文书学》，《今文礼学》，《礼类》，《乐记注》，《各上书记》，四卷，戊戌毁版。《时务刍言》，《俄大彼得变法记》，丁酉十一月上，戊戌八月、庚戌正月两奉旨毁版。《俄大彼得变法考》，上下二卷，丁酉十一月进呈，八月抄没。《日本明治变政考》，十六卷，戊戌正月奉旨令进呈，八月抄没。《突厥削弱记》，六卷，戊戌五月奉旨令进呈，八月抄没。《波兰分灭记》，四卷，戊戌七月奉旨令进呈，八月抄没。《法国革命记》，四卷，戊戌六月奉旨令进呈，八月抄没。《戊戌奏稿》，宣统辛亥印于日本东京。《光绪圣德记》，庚子正月奉旨毁版。《光绪圣政记》，庚子正月奉旨毁版。《我史》，即年谱。《政见书》，光绪壬寅印于上海。《官制考》，光绪壬寅印于上海。《物质救国论》，光绪丙午印于上海。《金主币救国论》，宣统庚戌印于香港。《理财救国论》，上卷印在《不忍》杂志。《印度游记》，《意大利游记》，光绪丙午印于上海。《威尼士游记》，《法国游记》，光绪丙午印于上海。《法国游记补》，《满的加罗国游记》，印在《不忍》杂志第九期内。《德国游记》，刻在《不忍》杂志第八、九期，未完。《补德国游记》，《奥国游记》，《英国游记》，《比利时游记》，《荷兰游记》，《瑞典游记》，《丹麦游记》，《那威游记》，《美国游记》，《墨西哥国志》游记附，《突厥游记》，印在《不忍》杂志内。《塞维游记》，印在《不忍》杂志。《布加利牙游记》，印在《不忍》杂志。《罗马尼亚游记》，《希腊游记》，印在《不忍》杂志。《耶路萨冷游记》，《埃及游记》，《续印度游记》，《　伽游记》即锡兰，《缅甸游记》，《爪哇游记》，《日本杂记》，《百国政教艺比较论》，《十住记》，《续十住记》，《救亡论》，刊在《不忍》杂志。《共和政体论》，辛亥印于日本。《共和论汇编》未刊，《中华救国论》，印在《不忍》杂志。《废省议》，印在《不忍》杂志。《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印在《不忍》杂志。《国会代议院选举法案》，印在《不忍》杂志。《哀烈录》，《内外名园记》，《拟诏草》一卷，《老子注》，少作，已毁。《民功议》，《教学通议》，少作，不刻。《内外篇》，一半印在《新民丛报》。《澹如楼笔记》，《画镜》，《文镜》，《日本书目考》，丁酉印于上海，戊戌八月、庚子正月两奉旨毁版。《人身公法》，《尚美法》，《神明书》，《诸天讲》，《万木草堂所藏中国画目记》名画附，《万木草堂所藏百国古器图画记》，《万木草堂所藏书目记》，《鹤归亭不忍记》，《不忍杂志论说》，癸丑印行。《延香老屋诗集》，写本，电镀印于日本东京。《汗漫舫诗集》，写本，电镀印于日本东京。《万木草堂诗集》，写本，电镀印于日本东京。《明夷阁诗集》，写本，电镀印于日本东京。《大庇阁诗集》，《须弥雪亭诗集》，《逍遥游斋诗集》，《寥天室诗集》，《避岛诗集》，《漪涟诗集》，《南兰堂诗集》，《憩园诗集》，《纳东海亭诗集》，《鹤归亭诗集》，《美森院居幽诗集》，《沁园六十自寿诗》一卷，戊午石印于上海。《应制文》三卷。

民国六年丁巳，先师年五十九。先是，各省督军在徐州会议，公推张勋为盟主，是年六月一日，以调停督军团为名，率师入京，阴挟异图。布置未周，于月之三十夜仓猝宣布复辟。先师先被邀来京，至是授为弼德院副院长，并赏给头品顶戴，着加恩在紫禁城内赏坐二品肩舆。其时先师主张虚君共和，张勋主张君主立宪，政见各异，遂受排挤。张勋本武人，不谙政治，为左右所挟持，遂致先师无可匡救。先是，先师代草诏书，用虚君共和之意，定“中华帝国”之名，立开国民大会，议宪法，选举国会，其他融满汉、合新旧、免跪、免讳等诏，预草十余，以备施行。竟置不用。先师乃持诏草，面示醇王与近支王公世续等，皆愿行虚君共和，并去大清国号，称中华帝国，于皇室及国家之利害譬说万端。盖先师历游欧美，默察诸国政体有善有不善，知之明而究之熟，深信君主独裁之制不适于今日，法、美共和之制又与吾国情不合，运用不灵，适以长乱。意在保中国兼保清室，与其他复辟派之意见固绝不同也。不幸所议不蒙采用，方冀伺机转移，而七月八日段祺瑞马厂誓师，大势一变，张军败衄。张勋逃东交民巷荷兰兵营，先师亦避居美使馆之美森院。是年十二月，美公使施恩芮备专车派兵护先师出都。

越年戊午，为先师六秩正寿，自撰五言古诗，详述身世，影印行世。是年三月，先师草《共和平议》一书，计五十篇。其要点：一、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帝制；二、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专制；三、代议员绝非民意；四、中国即成共和之宪法，亦虚文而不能行；五、武人止有为君主之翼戴或自为君主，而与民主相反不相容；六、中国若行民主，虽有雄杰，亦必酿乱而不能救国；七、中国若仍行民主，始于大分裂，渐成小分裂，终遂必亡；八、民国之兵止可自乱；九、民国之兵费必亡国；十、民国之官方只同盗妓；十一、民国之贤才必隐沦摧弃；十二、民国之政俗坏乱，人莫不厌之愤之忧之怒之；十三、民主能行于大国只有一美，然美有特因；十四、美国共和之盛，而与中国七相反，无能取法，误慕师之故致乱。先师自是常居上海，或往来杭州。

逾年庚申五月初一日，先师迁葬劳太师母及弟广仁于江苏勾容县茅山。是年十一月，先师居沪，汇搜曩年旧著关于尊孔尊经诸稿，命伯桢刊为一册。书中略谓：今日祀孔废拜跪，学校废读经；循是以往，恐礼教灭而六经亡。若社会人心不死，私家祀圣能行拜跪，私塾犹能读经，尚能补救于万一。他日礼失而求诸野，或赖此篇之存。

其《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略曰：

中国数千年皆归往孔子，而尊为教主。在昔专制之君主，以其无德无功之祖宗配上帝；今共和之国民，以神明圣王之孔子配上帝，不犹愈乎？故宜复崇天坛，改祈年殿或太和殿为明堂，于冬至日祭天坛，上辛祭明堂，以孔子配上帝，义之至也，礼之崇也，无与易之者也。其在天坛、明堂，则总统率百官行礼；其在地方乡邑，则各立庙祀天，而以孔子配之；其学宫因文庙之旧，加上帝于中，而以孔子配之可也。听立奉祀生宣讲遗经，民无男女，皆于来复日释菜而敬礼焉。凡入庙礼天圣者，必行跪拜礼，以致其极恭尽敬。今之妄人，于祭谒孔圣亦行鞠躬礼者，其意徒师欧美，以为废跪拜耳。不知欧美人之废他种跪拜，乃专施其敬于天主。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学欧美而不知其所由，只有颠倒猖狂，可笑而已；否则留此膝以媚富贵人耶？

其《覆教育部书》略曰：

自共和以来，百神废祀，乃至上帝不报本，孔子停丁祭。天坛鞠为茂草，文庙付之榛荆；钟虡隳顿，弦歌息绝；神徂圣伏，礼坏乐崩；曹社鬼谋，秦廷天醉。呜呼！中国数千年以来，未闻有兹大变也。

顷乃闻部令行饬各直省州县，令将孔庙学田充公，以充小学校经费。有斯异政，举国惶骇。既已废孔，小学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长成，未知犹得为中国人否也，抑或误效法国之革命，举教产以充公乎？则彼新旧教争，所毁者教皇之旧教耳，其敬奉者固在路德之新教也，其尊基督如故也；犹吾国昔逐荀子、郑康成于文庙外，而尊孟子、程、朱云耳，于孔子无损也。今乃公然收文庙之祀田，则是直欲废黜孔子矣。在诸公久停丁祭，不敬已久，宁在此举？然贵部主持教化，名为教育。教者文行忠信，不知以何为教；育者果行育德，不知以何为育！

今中国犹是孔教也，四万万余人，其从耶教、佛教者不过数百万，从回教者千数百万而止矣，余四万万，殆犹是孔教也。假大部与诸公，乃由外国入主中华，兵力滂大，尚不敢犯四万万人之国教而收其祀田，况大部与诸公犹是中国人乎？以各国异教，暴主豪酋，谬挟强权，妄犯宗教，犹触举国之怒，合而叛之，大战三十年；大部与诸公有几何权力，乃能以数日之在位，而行万国异教暴主所不敢行之事乎？幸今四万万国人未之知耳，又久服从于专制国下，未知欧国之例耳，又未审共和国之法耳，故大部行此巨变之政，犯全国之怒，尚能安然无事。倘如欧俗，有此巨变，则国民咸操戈而起，与政府诸公从事。诸公数人，能当数万万人之怒乎？故大部只能恪守数千年之旧章，无更革祀典之权，更无收孔庙祭田之权。

幸收回成命，不废丁祭，保存祀田，则天下闻风，犹知向往，大教未坠，人心未死，中国犹有望也。云云。

岁甲子，有逼清逊帝移宫之事，先师驰电当道以争曰：“优待条件系大清皇帝与民国临时政府议定，永久有效，由英使保证，并用正式公文通告各国，以昭大信，无异国际条约。今政府擅改条文，强令签认，复挟兵搜宫，侮逐后妃，抄没国宝。则内而宪法，外而条约，皆可立废，尚能立国乎？”越年乙丑，逊帝出居天津，先师由沪来觐，以进德修业、亲贤远佞奏陈。既而漫游内地各省。游赣，登庐山，宿僧寮，与老僧谈因果事；游鄂，登黄鹤楼赋诗；游鲁，登泰山，谒孔林。又游豫，临黄河而叹，顺道至洛，晤吴将军佩孚；又游秦，访咸阳故迹，造古寺，观摩唐经。游晋，登五台，礼文殊；游冀，过保定，观莲池书院。归游吴、越，登茅山省墓，止于三潭印月。至岁暮乃归沪。

丙寅八月，先师重游京师。十四日出都，旋返沪，讲学于天游学院。

丁卯，先师年七十。二月五日，庆生朝毕，以居沪纷扰，于月之十三日赴青岛。二十日得病，犹手书楹联，分赠仆从。弥留前，拟《赐寿谢恩折》千数百言。竟于夏历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五时卒于青岛寓舍，暂厝于李村象耳山，春秋七十。原配张太夫人，副室何夫人、梁夫人。男三人，同篯梁夫人出、同凝何夫人出、同吉梁夫人出，幼殇，葬于印度。同篯配西林岑氏。女六人，同薇、同璧张太夫人出、同复、同环、同倓、同令梁夫人出。先师卒后数日，同令亦卒，年仅十二，附葬先师墓侧。同薇适顺德麦仲华，同璧适宝安罗昌，同复适南海潘其璇。门弟子拟私谥曰“仁忠”。

伯桢见闻浅陋，侍先师之日少，同学诸子又感离索，无从详论。姑记大略，以俟异时修史者采择焉。

［录自“沧海丛书”本，北平琉璃厂文楷斋刻印，193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