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外研究回顾

国外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主要是与共和国有特殊渊源的美苏两个大国对共和国史的研究。由于初期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也最为积极。1954年以前，最初的研究筹备工作由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完成，1956年创办中国学研究所，出版《苏联中国学》杂志，内容涉及中国现状尤其是经济情况的介绍。与苏联截然不同的是，美国是在将新中国作为敌人和封锁目标的背景下开始了中国当代史的研究。

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美苏两国依然是研究的中心，其他一些国家对共和国的研究开始兴起。中苏关系的恶化非但没有阻碍苏联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反而推出了更多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仅包括中国内部事务特别是经济问题的研究，而且加强了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研究。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不仅使得美国对共和国史的研究进入了新一轮高潮，而且带动了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共和国史的研究。

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对外打开了经济的大门，也为海外的研究者打开了实地调研和研究的大门。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海外共和国史的研究也日益繁荣，出现了世界各地相关研究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诸方面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高潮，在研究队伍、机构、经费、资料、成果等方面出现了质的飞跃，而且总体上越来越倾向于科学地重新认识中国，并逐渐形成一门区别于传统汉学的新学科。

国外关于共和国史的研究最主要的是经济问题，从最初对于毛泽东时代国民收入、工业生产、农业生产等领域的估算，到改革开放经济成就的研究，都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的学者和研究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的研究涵盖经济改革、制度及政策、宏观经济发展、中外经济关系与全球化、香港地区和内地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的地区性发展、从计量统计看中国等广泛议题。海外学者试图从对“中国特色”的研究中，寻找中国崛起的基因，主要观点有：（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的成就，与中国立足于本国国情的发展密不可分。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受到西方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会西方化。除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使然，中国当前所走的道路也是政治的选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就在参考苏联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提出了自己的发展计划，使中国实现比苏联更快的增长。1978年以后的改革也没有遵循其他西方国家的改革路线，而是基于中国国情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始于农业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改革和发展进程具有广泛优势，这可以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从集体农业逐步转向家庭农业，逐步放松对国有企业的限制，甚至具有革命性的“开放战略”，集中于扩大中国东南沿海几个省和特区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这均体现了“中国特色”。（3）从国际共产主义视角下来探究中国经验，证明了制度改革的性质和完成程度不仅仅取决于改革策略，还取决于指导思想和制度本身。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导、以市场为导向的新的国有企业蓬勃发展。中国没有进行政治体制变革就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逻辑和历史传统的超越。（4）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动员中国人民投入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5）中国有目的地追求国家的现代化，为了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利益，推行渐进式改革，加强法治和公民权利，促进人民群众形成新的社会共识以及建立新的有效社会管理模式。(https://www.daowen.com)

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经验”表明，中国通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大改善了大众福利，满足了人民的“基本需求”。中国所推行的扶贫政策也受到海外学者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中国的开发式扶贫政策，通过推动贫困地区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减贫进程，同时减缓了区域差距扩大化趋势；中国扶贫投资在整体上为贫困地区带来了利益，使贫困地区的平均收入和消费增长高于其他条件相同的非贫困地区。

海外学者对政府作用和计划手段给予积极的评价。有学者认为基本的经济改革不会在没有政治改革的背景下发生，中国改革的中心任务在于建立以市场为控制机制的计划商品经济，“促进改革”的战略需要在政治经济体制中找到可释放的因素。中国改革的结果是释放社会主义体系中隐藏的潜力。同时，不断维持政治稳定，这促使了市场力量逐步发展，促进了财政稳定，为大规模外资流入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同时为市场失灵提供了干预手段。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显著区别，在于政府作用的发挥，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和参与远远多于大多数高收入的市场经济体，但这并不是直接控制。这种政府的参与程度可以保证经济政策发挥更多的效用。有研究指出，政府在中国工业的快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业。地方政府因为处于行政等级的下端，与企业距离更近，搜集信息更为容易，可以进行更明确的财政激励和约束，对企业的监管能力更强，所以其优越性体现得更为明显。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造福了全世界。特别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也带动了对自然资源以及大宗商品的需求，而在非洲和美国，这方面的需求增速缓慢。如果研究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我们会发现它占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消除贫困提供了一条可借鉴的道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赢得世界广泛赞扬。“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各方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正因为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绩，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并学习中国经验。

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也愈加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外交事务》杂志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后迅速刊登题为《习近平思想的意义》的文章，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与影响。胡佛研究所连续出版专刊分析党的十九大后的中国经济、国防、外交等政策走向。欧盟委员会秘书处图书馆在其《智库评论》中专门推出“中国特辑”，收集了2016年9月—2018年2月世界各大智库有关中国研究的代表性文章约140篇。英国皇家联合国防研究所学者出版的著作中，呼吁各国以务实策略对待中国的经济影响。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学者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体现了中国的发展思路与大国担当。波兰华沙大学欧洲中心学者认为，中国明确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与近来某大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欧盟应该从这种对比中洞鉴动态差异并微调对华政策。

有学者指出，40年前邓小平开启改革之时，需要克服的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姓资姓社”问题；而今天，主要的问题已经转换为改革中逐渐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角逐。接下来的改革，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遇到的阻力会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可能也会越来越多，触动的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美国等国家开始感到惴惴不安，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日本右翼势力的兴起让中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恶化。今天，中国的改革可能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新的“赶考”，所要解答的题目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它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学者认为，过去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转型中基本的制度都已经到位了，经济基本制度已形成一个三层资本共存的大结构，政治基本制度设立了国家监察委，对外开放政策自党的十八大以后开始形成4.0版，兼具“请进来”和“走出去”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