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要内容
下一步的重点主要在全面调查、重点勘探、适当发掘、考古资料完善与学术研究等工作基础上，完成对元中都自然地理环境的全面了解，掌握翔实的信息，为大遗址保护提供基本的资料和规划建议，为考古学研究、文物保护打下坚实基础，为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及时公布研究成果，为多学科综合研究提供资料，拓展学术研究领域，提高元中都的知名度和地位，保护和传承好祖国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考古工作计划分为近期和中长期两个阶段。2012—2016年为近期，2017—2025年为中长期。
1.工作思路：将宫城南墙的附属遗迹和通过宫城南门—北门的南北向轴线上的遗迹搞清楚，通过重点发掘基本了解宫城、皇城建筑的不同特征，为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做好基础准备，进行先以宫城南墙和通过南门—北门的都城中轴线上的建筑为代表的既突出重点、又能以点代面的展示。对一些尚未搞清内涵而又易遭受破坏的相关遗存，先期进行发掘。在此基础上，将元中都的南北向和东西向两条中轴线两侧遗存探明，构建公园建设的框架。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使考古公园建设有步骤地逐渐由中轴线向两侧拓展。
2.近期主要目标任务：了解遗址的交通、地理基础条件，力图廓清城址总体格局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内在关联，为进一步的考古研究、保护和利用提供线索。建都原因也还有待搜集确凿史料、发掘实物证据。完成各种砖石木陶等建筑材料的取样分析；已经发掘但尚未完成的一号殿址西南角、殿门、殿墙及周围道路的解剖确证工作需进一步展开；通过对三套城墙的解剖定位，皇城南门附属结构、城内道路系统的继续钻探发掘，外城南北向和东西向的两条中轴线两侧宽120—240米区域的钻探，了解是否存在建筑、道路、护城河及引、排水系统；淖沿子遗址窑址区和皇城西侧遗址区的重点勘探和试掘工作，狼尾巴山遗址、马鞍桥墓地及其他遗址或墓葬区的调查勘探等工作，尚需深入进行。与此同时，及时有效地对揭露发掘出的各种遗迹进行现场保护。
3.中长期主要目标任务：对元中都所有遗迹及可能发现的墓葬区进行详细勘探，全面掌握遗址基本内涵。对前期未涉及的外城建筑，有选择性地进行发掘，搞清三套城中建筑形制和性质的不同特征。选择重要遗迹进行适当发掘，以展示其特征。继续察访并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完善调查资料。最终廓清总体布局，为深入研究、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奠定基础。按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元中都遗址保护规划》的要求，对元中都遗址及其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整体、合理、有效的保护。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充分利用元中都的历史文化底蕴进行学术研究和爱国主义教育，扩大元中都的影响，弘扬民族文化，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立足长远，疏渠、蓄水以备干旱时期保持生态环境，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应该纳入长远规划之中。
4.展开多学科综合研究。学科的交叉渗透和融合以及现代科技的广泛应用，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根据考古工作开展的情况，结合地理环境与主体遗存特点，适时展开如下课题研究：第一，建立属于计算机考古范畴的“考古地理信息系统”，包括资料安全存储、行政管理审批、遥感考古、实时监控、考古数据综合分析、新闻发布、公众展示平台等诸多功能。第二，进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包括地理环境变迁、古地貌、水文资源的复原及其变化研究，古气候变化过程及其对植被、水文资源影响的研究，特定景观的复原及展示规划等。第三，动植物考古。现在遗址有众多的野兔、黄鼠、獾子、狐狸等栖息于此，秋季数以万计的大雁在城址上空徘徊，植物种类多种多样，结合动物学、植物学及考古学，通过科技分析古今对比研究生态变化。第四，冶金考古。运用现代科技分析手段分析遗址中的冶金遗物及金属器物，揭示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5.在公众考古方面做有益的探索。
总之，本报告结合勘察发掘与文献记载，基本确定了中都城垣的配置和建设情况，初步分析了宫城布局、建筑性质及单体遗迹的特点，从平面特征和文物特点等方面说明中都具有都城等级，使中都城址的基本轮廓逐渐清晰。对中都城址各方面的初步研究和探讨，对于在今后的勘察发掘中准确选址具有指导意义，使中都下一步研究工作更加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元中都研究不仅在元代政治、军事、历史、经济、建筑等方面有重大意义，在艺术研究领域也有重要价值。特别是石雕艺术，通过对其雕刻技法、表现效果的分析，可看出元代雕塑形神俱备，极富感染力，使人充分认识到其极高的艺术价值。通过将元中都与和林、上都、大都相比较，认识到元中都是一座在草原上建立的基本具有中原风格、可能还保留某些草原民族风俗的都城，它主要模仿大都，兼收上都因素，并具有一定的自身特点。元代都城尤其是宫殿制度上承宋金、下启明清，对于了解我国古代宫殿制度的渊源演变颇具重要性。最能代表元代制度的大都元宫已毁于明永乐间营建北京之役，遗址压在今明清故宫和景山之下，虽钻探也没有可能，更不必谈发掘了。元中都直接继承大都，它的发掘和研究有实物资料做基础，补充了大都研究所无法达到的方面，而大都又在文献方面具有优势，两者可以相辅相成，并与草原特色较多的和林、上都的研究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元代都城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元中都遗址的重要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发展形势非常好。元中都周围方圆数公里的小范围，是能够全面反映坝上环境的具有代表性的地理单元。山坡、湖泊、旷野地形多样，草地、林带、农田错落有致，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众多个性鲜明的元素汇聚成集约精致的微缩景观。放眼未来，只需一条曲径串通，把历史文化区与特色农林区、自然风景区、民俗风情区有机相联，便是一幅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壮美图画。凭借各级领导的高瞻远瞩、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塞外风情的烘云托月，元中都考古研究和保护利用的灿烂前景指日可待。
〔1〕叶新民：《元上都研究》第1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第3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侯仁之：《北京旧城平面设计的改造》，《文物》1973年第5期。
〔4〕张养浩：《中都道中》，《归田类稿》卷一九。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第6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下文简称《四库全书》。
〔5〕尹自先：《坝上牧业考略》，《河北学刊》1984年第4期。
〔6〕《管子·乘马》，《二十二子》之《管子》卷一，第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7〕张春长：《有关元中都城墙的几点思考》，《文物春秋》2003年第5期。
〔8〕《周礼·冬官考工记》，《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第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9〕张春长：《关于元中都布局与建筑的几个问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北省考古文集》（三）第477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同［9］。
〔11〕同［9］。
〔12〕同［7］。
〔13〕罗平：《对赵王城内外建筑布局的探讨》，《文物春秋》1996年第2期。
〔14〕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1996年第10期。
〔15〕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第5期。
〔16〕《后汉书·五行志一》第3274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1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
〔18〕同［15］。
〔19〕崔铣：《邺都宫室志》注引《邺中记》，《嘉靖彰德府志》卷八。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县邺南城朱明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1期。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1期。
〔21〕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考古》1963年第6期。
〔22〕方孝谦：《四十年来洛阳隋唐以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考古四十年》第40—45页，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23〕《日下旧闻考》卷二十九《宫室》第41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4〕（明）萧洵等：《北平考·故宫遗录》第73页，洪氏出版社印行，1982年。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3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0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化局扬州城考古队：《扬州宋大城西门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
〔2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
〔28〕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贾州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77年第5期。另见魏坚：《元上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
〔29〕同［27］。
〔30〕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发现宋代门址》，《文物》1992年第3期。
〔31〕黑龙江省文物工作队：《渤海上京宫城第2、3、4号门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32〕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考古通讯》1959年第5期。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北魏建春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88年第9期。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隋唐洛阳永通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2期。
〔35〕郭义孚：《邺南城朱明门复原研究》，《考古》1996年第1期。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陕西唐大明宫含耀门遗址发掘记》，《考古》1988年第11期。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皇城含光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5期。
〔3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及《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61年第3期及1978年第6期。
〔3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隋唐东都1982—1986年考古工作纪要》，《考古》1989年第3期。
〔40〕同［31］。
〔41〕《三辅黄图》卷之六第108页，据清代毕沅重校乾隆四十九年刊本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0年。
〔42〕《太平御览》第1册第一七九卷第871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27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44〕同［13］。
〔45〕《汉书·高帝纪（下）》：“（七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
〔46〕《汉书·宣帝纪》卷八：“（五凤三年）三月辛丑，鸾凤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又《汉书·刘屈氂传》卷六六：“太子引兵去，驱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
〔47〕《太平御览》第1册卷179第871页：“建章宫圆阙临北道，凤在上，故号曰凤阙也。阊阖门内东出有折风阙，一名别风。”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县邺南城朱明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1期。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引“元河南志隋城阙古迹”条，《考古》1961年第3期。
〔50〕《唐六典》卷七：“殿即龙首山之东趾也……今元正冬至于此听朝也……阁下即朝堂，肺石、登闻鼓，如承天之制。”
〔51〕李华：《含元殿赋》，《全唐文》第四册卷三一四第3186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52〕《东京梦华录注》卷之一《大内》第30页，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
〔53〕《日下旧闻考》卷二十九《宫室》第410页，清于敏中等编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54〕同［24］。
〔55〕郭义孚《邺南城朱明门复原研究》注引刘若愚辑、吕毖编《明宫史》。
〔56〕同［35］。
〔57〕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14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另参见注［35］和杨鸿勋：《唐长安明德门复原探讨》，《文物》1996年第4期。
〔58〕同［35］。另参见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18页。(https://www.daowen.com)
〔59〕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考古通讯》1959年第5期。
〔60〕同［36］。
〔61〕同［31］。
〔62〕参考傅熹年：《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复原研究》，《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63〕《故宫遗录》载；“殿基高可十尺，前为殿陛，纳为三级，绕置龙凤白石阑。阑下每楯压以鳌头，虚出阑外，四绕于殿。”可知大都大明殿台基有白石栏杆和螭首。《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载：“（大都）诸宫门皆金铺朱户，丹楹藻绘，彤壁，琉璃瓦饰檐脊”，“角楼四，据宫城之四隅，皆三朵楼，琉璃饰檐脊。”可知系用琉璃瓦剪边。
〔64〕《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第3600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65〕陈从周：《柱础述要》引宋会要舆服记景祐三年诏，《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
〔6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第6期。
〔67〕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68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
〔68〕于倬云：《故宫三大殿形制探源》，《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3期。
〔69〕河北省临漳县文物保管所：《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又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1期。
〔70〕马得志：《1959—1960年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7期。
〔71〕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170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
〔72〕山西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彭海：《晋祠圣母殿勘测收获——圣母殿创建年代析》，《文物》1996年第1期。
〔73〕于倬云：《故宫太和殿》，《文物》1959年第11期；南京博物院编：《明孝陵》图版87—89，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帝王陵寝》第39、52、65页图版，档案出版社1982年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建筑历史研究所：《北京古建筑》图版71、72、131、279等，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74〕山东省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孔庙孔府孔林》第14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75〕《文物春秋》1993年第3期封面。
〔76〕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建筑历史研究所：《北京古建筑》彩版236“昌平县居庸关过街塔全景”；同书第48页载该塔始建于元至正二年（1342年），约在1346年完工，是元顺帝妥欢帖睦耳亲自下令建造的。
〔77〕同［24］。
〔78〕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贾州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77年第5期。
〔7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1999年10月在沽源县小宏城子察罕脑儿行宫遗址调查发现2件螭首，现存沽源县文化局。
〔80〕张立方：《五岳祭祀与曲阳北岳庙》，《文物春秋》1993年第4期。
〔81〕宿白：《居庸关过街塔考稿》，《文物》1964年第4期。
〔82〕《营造法式》卷三《石作制度》，《四库全书》第673册第422页。
〔83〕《鸿猷录》卷二《宋事始末》第20页，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90函，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84〕《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第945页：“（至正十八年）九月，关先生攻保定路，不克，遂陷完州，掠大同、兴和塞外诸郡。”
〔85〕《庚申外史》卷下：“至正十八年……关先生、沙刘二、破头潘等由大同直趋上都，焚毁宫殿，望虎贲司，犯大宁。”《豫章丛书》第五函第38册。
〔86〕《庚申外史》卷下：“至正十九年，破头潘、关先生赴全宁焚鲁王宫府，驻居辽阳。”《豫章丛书》第五函第38册。
〔87〕同［82］。
〔88〕陈万里：《谈山西琉璃》，《文物》1956年第7期。
〔89〕曲阳人参加元代大都宫廷建筑雕刻在很多研究文章中有反映，同时在曲阳县羊平镇杨琼墓前的神道碑（现存曲阳县北岳庙）碑文中有提及。
〔90〕程钜夫：《瓮郭察图建宫殿祭文四首·后土》，《雪楼集》卷一，《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9页。“瓮郭察图”即“旺兀察都”。
〔91〕气候参见1994年尹自先主编《张北县志》第三章《自然环境》之第三节《气候物候》第74—82页。
〔92〕《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93〕张养浩：《归田类稿》卷二《上书·时政书》，《四库全书》第1192册第486页。
〔94〕《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95〕《国朝文类》卷四二之第14页，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重印，1989年版。
〔96〕佟健华：《元中都阿拉伯幻方之研究》，未刊。
〔97〕张春长：《元中都与和林、上都、大都的比较研究》，《文物春秋》2005年第5期。
〔98〕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贾州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77年第5期。另见魏坚：《元上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
〔9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北部辽金元城址调查勘测与保护”课题组：《张家口地区辽金元时期城址勘查报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河北省考古文集》（四）第214—249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一版。
〔100〕［日本］白石典之：《日蒙合作调查蒙古国哈拉和林都城遗址的收获》，《考古》1999年第8期。
〔101〕侯仁之、吴良镛：《天安门广场礼赞——从宫廷广场到人民广场的演变和改造》，《文物》1977年第9期。
〔102〕于倬云：《故宫三大殿形制探源》，《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3期。
〔103〕王璞子：《燕王府与紫禁城》，《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1期。
〔104〕张驭寰：《元集宁路故城与建筑遗物》，《考古》1962年第11期；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元代集宁路遗址清理记》，《文物》1961年第9期。
〔105〕马得志：《西安元代安西王府勘查记》，《考古》1960年第5期。
〔106〕《元史》卷七八《舆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