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川派中医是中医学在四川地区的一个主要地域学派，它以四川、重庆为主，旁及云南、贵州，影响波及全国各地，是我国西南地区影响最大的中医主流学派。它在巴蜀文化的长期孕育下，在四川盆地高山大川与丘陵平原等复杂地理条件并存的多重环境下，在寒冷、潮湿、暑热等不同复杂气候条件交织之中，经过漫长历史的砥砺磨炼，由巴蜀医家在学术经验总结积累和临床辨证用药过程中逐步形成。

川派中医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历史悠久，医家众多，医学成就突出，人称“中医之乡”。不仅川东诸巫最早兼通医术，彭山彭祖养生术渊源久远。更有意义的是成都老官山西汉墓出土医简横空出世，虽然其文字少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医书，但医简涵盖的早期理论内容较为系统，涉及医学类别较多，学术较为成熟，成就斐然。它与扁鹊医派和《内经》的学术关系密切，其医简成书时间介于马王堆汉墓先秦医书和传世中医典籍《内经》已成熟的中医理论之间，呈现出承上启下的标志性节点位置，填补了这一学术过渡时期长期医学史料的空白，刚一出土就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中《六十病方》拥有较成熟的病症方剂近百首，是迄今最早也是内容最为丰富的复方方书。与医简同时出土的人体髹漆经穴漆人，裸体直立，高14厘米，完整精致，与绵阳双包山汉墓出土人体经脉漆人造型一脉相承，从双包山经脉漆人体表纵行的手三阳三阴经、足三阳经及督脉共13条经脉，发展到老官山经穴漆人绘有清晰的22条红色粗线和阴刻白色细线29条，成为人体十二经脉的最早版本，同时还有任脉及躯干部3条环行横线的带脉及三焦图像。双侧共有100多个脉俞位置的显著标识，其躯干部位阴刻“心”“肺”“肾”“盆”等文字，成为世界上最早和最为完整的人体经穴模型，为老官山出土医学文献与扁鹊医学关系的确定提供了有力证据，有着重要的医学和文物研究价值。这是四川地区首次发现，也是我国历年来有关医学简牍最为集中，数量最大的一次重大医学考古发现。其学术源于战国名医扁鹊，是出土医学文献中内容最为全面系统，与早期中医理论、经脉、针灸学和临床诊断辨证及治疗关系最为密切的医学文献。进一步突出了川派中医在全国的重要学术地位。

四川传世医学文献中，以汉代涪翁的《针经》、唐代昝殷的《产宝》、宋代杨子建的《十产论》为标志，提示针灸和妇产科两门专科在四川起源较早，源远流长。唐代成都名医昝殷于大中年间，集唐以前诸家关于胎产的论述，兼收民间验方，结合个人临床经验，编成《经效产宝》一书，成为现存最早的中医妇产科专著。唐代政治家陆贽（754—805）贬充忠州（今重庆）别驾，陆氏谪居僻地，因当地疫疾流行，遂编录《陆氏集验方》50卷，学者评价认为“忠州之《集验方》，按病取方，处方治病，此医案之权舆也”［《东皋草堂医案》兴机（张拱端）序］，惜其书已佚。其他亦有一些擅长专科的医家见载于史籍，如宋代治愈显仁皇太后眼疾的皇甫坦、清初治愈孝康皇后目翳的刘之琦，明代医家韩懋著《杨梅疮论治方》，提示他们对一些专科疾病有较高造诣，在医案、方书、眼科、外科等学科的成就上在全国拥有一定的早期学术优势。

川派中医学术风格辛辣厚重且具多样性，各个历史时期发展不平衡。与新安医学、孟河医学等江南中医地域学派家族传承较为集中，医家乐于著述的特点稍有差异。其学术成分独特又较为多元，外省寓川与本籍医家兼容并包，城镇中儒医与乡间医家各领风骚，多种学术主张和不同学术风格散布巴蜀各地，主要偏重医家长期在临床功夫的积累，师生递相传承的特点或较为显著，而在著书立说方面或有些薄弱。一些名医，其临床疗效虽有口皆碑，但终身忙于诊务，鲜有本人自撰的著述传世，早期如郭玉、石藏用、皇甫坦，晚清民国年间成都四大名医沈绍九、顾燮卿、陆景庭、王朴诚，重庆如补晓岚，现代如蒲辅周、叶心清等。但医家辨证用药功夫扎实，临床经验丰富，学术造诣深厚，一有适当的机遇则大放光彩，如蒲辅周1956年在北京辨证治疗“流脑”一言中的，叶心清为中外政要治疗获得广泛赞誉。

第二个特点是“中药之库”。四川位于中国南北交界的西南地区，四周高山环绕，西北高原峡谷、川东及盆地周边丘陵密布、川西为肥沃的成都平原，寒温暑热各类地理气候兼具，因而动植物资源丰富，药物品种和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在中药产地的位置上位居中枢，主要以南方气候为主，西北高山高原兼有某些北方寒冷多雪的气候特点。其次从本草文献的发展历史而论，北宋唐慎微《证类本草》集宋以前历代本草之大成，上承《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经集注》以来的诸家主流本草文献内容，下启明清本草学术发展，为《本草纲目》之蓝本，煌煌60余万言巨著，载药1746种，系统反映了北宋以前已亡佚本草文献的内容和发展脉络，有关药物的别名、性味、形态、产地、采收、功效、主治、炮制、鉴别、食疗、附方、药图等多项内容一应俱全，成为编撰体例较为完备的大型综合性本草的中流砥柱，其规模和成就也为此前的多种本草文献难以比拟，除其后的《本草纲目》外，其他多数本草文献很难望其项背，雄踞于本草学术发展历史上的中枢地位。(https://www.daowen.com)

第三是擅用热药。四川潮湿的地理气候环境，导致医家喜用热药以逐寒湿，如宋代就有“藏用担头三斗火”，清代民间也有医家喜用热药而有“周花椒”之称。但从理论上予以系统阐述，开宗立派，还应该归功于晚清邛州郑钦安，郑氏著《医法圆通》《医理真传》《伤寒恒论》，开创火神派，其后该派名医辈出，如祝味菊、吴佩衡、刘复、卢铸之等不胜枚举，弟子众多，影响巨大。四川火神派医家擅长使用附子、干姜、桂枝等一类温热药，喜用经方，屡起重危病症，在全国独树一帜。郑钦安主张“洞明阴阳之理”，重视人体立命之本的元阴元阳，而以温扶坎中真阳为主。其学术主张对于《伤寒论》的经方学说和中医肾命学说的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扶阳派擅长运用《伤寒论》经方中的四逆汤、理中汤、桂枝汤等温补脾肾为主的热药。对形成于金元，发展于明清薛己、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的温补学说赋予了更多创新性的理论和用药新意，其“阳主阴从”的学术主张和温热药在临床多种疾病的广泛运用受到全国各地医家的推崇，近年更在全国形成扶阳热潮。

第四是医药兼擅，针药兼擅。古代如唐代陈士良，五代韩保昇，北宋唐慎微、陈承，近代如清末唐宗海、刘兴，都是医家而知本草，撰有本草著作。不少川派医家擅医识药，善用草药，如重庆名医补晓岚、熊寥笙、张乐天、陈源生，绵阳李孔定等。中药学家凌一揆、张廷模等先从医后擅药，炮制名家徐楚江亦兼临床，皆重中药的临床应用，创建中药性效学派，编写《临床中药学》。针灸名家吴棹仙、叶心清、蒲湘澄、李仲愚等既有很高的内科辨证治疗用药修养，又以针灸学成就驰名。

川派本草文献和方书向来以注重临床运用为特色。古代医药不分，四川古代中药学家多为中医名家，他们在编著本草时发扬其知医擅药的优点，从李珣、唐慎微开始，就特别注意从药物在方剂中的作用总结其功效，注重药物功效和临床方剂的收集、总结与记载，唐慎微《证类本草》附方3000余首，开创以方证药，方药对照编写方法。《史载之方》“随证论脉，按方施药”，方多自创，善用祛风除湿药和活血药，切合蜀地多湿的特点。《草木便方》是一部具川东地方特色的草药类本草，渊源于作者先辈《耄寿医学》，载药方共700余个，按临床学科分类叙述，方药并论。《本草问答》为唐宗海个人临床用药经验总结。陈潮祖《中医治法与方剂》以五脏为核心，以法统方，便于临床选方用药。

川派中医的学术价值首先是对于四川中医药学术传承发展的重大推动，通过医家办学授徒，中医学术不断传承发展，如绵阳涪翁、程高、郭玉师徒三代，近代四川中医学堂、巴县医学堂、四川国医学院等在成都、重庆的艰难办学，四川中医人才队伍得以培养壮大，20世纪50年代，四川的中医人数居于全国前茅。

川派多位著名医家在全国的学术影响较大，随着四川寓居北京的萧龙友、左季云、邹趾痕，乔迁武汉的冉雪峰，移居沪上的成都祝味菊、华阳刘复，在昆明的西昌吴佩衡、在南京的叶古红等医家在全国各地悬壶济世，在北京、武汉、云南等地兴办中医教育，特别是1955年末四川10余位德高望重的名医集体赴京，以及“火神派”扶阳用药经验在全国的广泛流传，川派中医的学术经验在全国尤其是西南地区得以不断推广和广泛传播，四川医家对全国中医学术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