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凝练学术观点

总结名医临床经验，凝练学术观点，是当前中医学术流派研究的重点。近百年来，尤其是中医高等教育发展以来，川派中医各流派都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的学术观点，今择其精华。

陈氏五脏治法方剂流派陈潮祖基于脏腑病机，首创以五脏为中心的辨证体系。陈氏首次提出以五脏为中心的病机分类模式，并系统论述了五大系统病变的辨证、治法及方药，使诸多疾病的病理变化和辨证论治规律系统化。首倡“五脏宜通”学说，拓展方理解析。“五脏宜通”在生理现象表现为气血津液均要通调于“肺脾心肝肾”五大系统，机体才能处于正常健康状态；在病理方面“运行五脏气血津液一有阻滞，即呈病态或死亡”。“五脏宜通”学说的提出不仅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深刻而透彻地分析方剂组方原理，利于学者把握方剂配伍特点和临床应用要点，提高方剂学习的能力亦有重大意义。陈氏倡导“膜腠三焦”，从理论沿革、功能、病变规律、治法规律等方面阐明了少阳三焦的实质，提出少阳三焦乃由膜腠组成的有形有质之腑等创新性理论，并将少阳三焦的理论实质落实到具体的病理改变和治疗上，从流通的气血津液及固定的筋膜组织两方面论述少阳三焦的病变规律，提出相应的治法，为临床辨治少阳三焦疾病提供了有力依据及行之有效的方法，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膜腠三焦”说。陈氏重视“肝主筋膜”，认为“心系血管，肺系气管，脾胃肠管，肝系胆管，肾系输尿管、输精管、输卵管”等皆是由肝系筋膜构成。“五脏都由肝系筋膜构成的经脉管道将其连为一体，经遂发生病变，常见痉挛、松弛、破损、硬化、增生五类病变。”丰富和完善了《素问·痿论》所述“肝主身之筋膜”的内容。陈氏五脏治法方剂流派所提出的“五脏宜通”学说、“三焦膜腠”论和“肝主筋膜”说等，不但拓展了中医理论，对深化方解大有意义，而且可启发临床思路，创制行之有效的新方。

何氏骨科流派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总结提出了“治骨先治肉”的理论。何氏骨科认为，肢体的创伤不外骨与关节、软组织的损伤，而软组织则包含了肌肉、血管、神经、肌腱、滑膜等，因此，何氏骨科把单纯的骨定义为“骨”，而其他组织则定义为“肉”。因“肉”是保护“骨”的，肢体损伤时必然是由外及内、由“肉”及“骨”的过程，所以伤“骨”必先伤“肉”。骨折迟缓愈合是指骨折经过治疗后，超过同类骨折正常愈合的最长期限，骨痂生长缓慢，骨折端无硬化现象，有轻度脱钙和骨髓腔仍通者。也就是说，骨折愈合的三个阶段即血肿机化期、原始骨痂期和骨痂改造期出现了障碍，即发生了瘀不去、新不生、骨不合的过程。何氏骨科认为瘀不去、新不生、骨不合均是因为“肉”的生理平衡被打破后未能得到根本修复，血不活，气不畅，则瘀不能去，骨不能合，必然出现骨折的迟缓愈合甚至不愈合。因此在治疗骨折迟缓愈合的过程当中，必先治“肉”，坚持以行气活血药物为主，接骨续筋药物为辅。内服方以当归、川芎、血通、桃仁、红花、没药活血行血，化瘀生新；木通、青皮、陈皮、香附疏肝理气，调畅气机；鸡血藤补血活血，舒筋活络；续断、骨碎补同补肝肾，强筋骨；甘草调和诸药。再结合药物外敷，共行活血化瘀、行气止痛、强筋壮骨之效，以达瘀去、新生、骨合，完成由迟缓愈合转化为正常骨愈合的过程。何氏骨科流派提出的“治骨先治肉”理论，不仅强调先“肉”后“骨”这一治疗的有序性，而且强调应注重软组织治疗，旨在体现“骨肉并重”的中医整体治疗思想，是对中医骨伤学理论的创新和完善，深化了中医骨科学的整体观和辨证思想。

何氏骨科流派还应用中医药学理论和生物力学原理，提出中医骨科“联合外固定理论”，丰富了中医骨科外固定研究领域。外固定作为治疗骨伤和某些骨病的重要措施之一，理应体现中医学的整体观，即治疗上不只是接骨续筋，尚需同时考虑骨以外组织伤的修复。而单纯用任何一种固定器具，对临床多数常见的骨伤来说都难以达到目的，因而创立“联合外固定理论”，实施联合外固定法。临床实施外固定时，针对具体伤情，因形制具（夹板、压垫、粘膏和绷带）和结合各单元（夹板元、压垫元、粘膏元和绷带元）的特殊功用，有主次地选择各单元组成联合外固定装置。以联合外固定装置的杠杆对应患部的内部杠杆，以各单元的外合力和以肌收缩为主的内应力，构成以损伤部位中心点为原点的三维坐标外固定力系，这就是联合外固定的主要含义。该理论的提出和成功实践，更有效地保持了患部相对固定和加大肢体活动度，明显提高了外固定“动静结合”的水平，完善了中医骨科外治理论。

既往临床对眼科血证（出血性眼病）按出血不同阶段的具体特征分早、中、晚三期进行论治。但三期论治方法比较笼统，不能真正全面清楚地揭示出血性眼病的发生发展规律，特别是对中晚期离经之瘀血成为第二病因，加重眼组织的损害而影响视力的论述尚少。对瘀血日久所形成的膜状物和机化灶缺乏有明确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有鉴于此，陈氏六经眼科流派王明芳根据多年临床对眼科血证规律的观察和研究系列血证处方的体会，揣摩唐宗海《血证论》“止血、消瘀、宁血、补虚”四法立论之旨，提出“眼科血证四期论治理论”。出血期治以止血活血、瘀血期治以活血化瘀、死血期痰瘀同治、干血期扶正散结，在眼科血证的实验研究和临床治疗方面取得的成绩已获全国中医眼科同行认可。目前在全国出血性眼病的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眼科血证四期论治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https://www.daowen.com)

熊氏耳鼻咽喉科流派熊大经对于中医耳鼻咽喉科理论的贡献卓著，创新性地提出了“胆肺假说”“耳科玄府”“五度辨证”等学说。熊氏在30余年的临床、科研中总结提出“胆肺假说”，并据此形成“胆肺同治”“补肺泄胆”法，用以指导鼻窦炎的治疗。“胆肺假说”理论认为耳鼻咽喉分别与肾、肺、脾、胃关系密切，鼻为肺窍，耳为肾窍，咽为脾胃所主，喉为肺所主。其中肺与鼻、咽喉的关系重大，医界众所周知。但胆与耳鼻咽喉密不可分，却未被足够重视，强调在五官诸窍的发病中，肺、胆失调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鼻病的发生，看似表现在肺，实则与胆府病变大有联系。所以熊氏提出肝胆火热是鼻窦炎发病的根本原因，治疗当以清利肝胆火热为主，在临床上取得了很好疗效。以此主持研究出治疗鼻窦炎的中成药——鼻渊舒和鼻窦炎口服液，是我国最早也是目前最主要用于治疗急、慢性鼻窦炎的中成药，畅销海内外。“耳科玄府”理论认为，神机运转失常，是耳之玄府郁闭的重要病理改变。开通耳户玄府窍通，以畅通精气，耳窍得濡，则耳聋、耳鸣自止矣。轻重随郁结微甚而不同，轻则鸣重则聋，由此观之，开通玄府窍道是治疗耳鸣、耳聋类疾患不容忽视的重要法则。“五度辨证”理论是将鼻腔局部之外鼻、鼻甲、鼻道等局部检查可见的鼻的结构赋予辨证的内涵：外鼻、鼻尖及鼻前庭属脾土；天气入肺，下鼻甲、下鼻道最能感应天气之变化，故下鼻甲、下鼻道属肺；据《内经》所载，胆与窦窍密切相关，肺主鼻、胆主窦窍，窦窍开口于中鼻甲及其附近区域，故中鼻甲、中鼻道属肝胆；鼻顶紧接髓海，肾主骨生髓充养髓海，故鼻顶属肾；鼻内脆骨空虚处内藏“中血堂”，“中血堂”颇类今之利特尔氏区，该处血脉丰富，心主血脉，故心寄位于此处。如此一来，在病人全身辨证信息不足，医者辨证徘徊之时，借助观察局部的细微变化，可以提高辨证的准确性，提高临床疗效。“胆肺假说”“耳科玄府”“五度辨证”等学说的提出，大大丰富了中医耳鼻咽喉科理论。

传统理论认为灸法适用于寒证、虚证、阴证，尤以慢性病和阳气虚寒者为宜，热证禁灸。巴蜀针灸学派廖方正在总结前人“灸瘿法”的基础上，提出“热证也可灸”的理论，制定了以“乌龟灸”为主的灸法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该法沿用至今疗效确切，打破了“阴虚之证禁灸”和“微数之脉慎不可灸”的禁忌，补充和发展了灸法理论，为甲亢这一疑难病症尤其是对西药不敏感或过敏者，经手术或西药治疗后复发者提供了另一治疗途径。廖氏亦将灸法用于无名肿毒、带状疱疹、顽固性湿疹、痤疮、神经性皮炎、银屑病等皮肤病的治疗，以及强直性脊柱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五输穴是临床运用最为广泛的特定穴之一，但其起井、溜荥、注输、行经、入合的脉气流注构成的五输循行，与十二经脉中手三阴、足三阳经在循行上的矛盾，成为经络腧穴学说中的难点。周建伟通过分析研究《内经》及以前相关文献，提出“五输-经别循行系统”理论，对这一难点问题做出了较好的诠释。该系统将四肢与头面五官躯干内脏密切相连，恰好完整体现了“根”“结”间脉气联系的实质性路径，是“远道取穴”临床应用的实质性理论基础，能更好地指导“远道取穴”的临床应用。

传统理论认为火针具有温助阳气、温经通络等作用，适用于阴证、寒湿等，火热之证不可用，且不能用于面部。黄蜀创新性地运用火针“以热引热”，首次采用火针疗法反治痤疮、神经性皮炎、慢性湿疹等火毒性、难治性皮肤病，并打破古人“面上忌火针”的禁忌，在提高难治性皮肤病临床疗效和控制复发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拓展了火针的临床运用，丰富了中医热病学理论。

王明杰致力于玄府理论的系统整理与发挥，界定了玄府概念，初步构建起玄府学说理论体系的雏形。王氏认为玄府作为升降出入的结构基础，在人体各组织器官生命活动中居于重要的枢纽位置，不仅是气的道路门户，也是精血津液与神机运行通达的共同结构基础。玄府具有“分布广泛、结构微细、贵开忌阖”三特性，以“开通为顺，闭阖为逆”。将玄府病变归纳为气失宣通、津液不布、血行瘀阻、神无所用四类。首次提出开通玄府的系列药物，认为开通玄府药物按其作用方式，可分为直接通玄药与间接通玄药两大类。提出“开通玄府为治病之纲”，总结出开通玄府明目八法和通玄泻火、通玄润燥、通玄补虚、通玄达神等多种开通玄府的治法，发展了中医治疗学独具特色的治则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