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 各种自然法理论
信赖自然秩序乃是造反资产阶级的法理学的特点，而且他们的理论家是不讳言获得神示的。各种自然法理论均带有审判性；它们都认为只有基于“上帝、自然、理性、直觉，或认知”的法律意识形态，才是有效或合于正义，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乃是规范性的。美国的《独立宣言》标举“自然法则和……自然神明”，而法国的《人和公民权利宣言》则谦逊地声明，国民议会颁布各项权利只不过是代上帝宣扬而已。
虽然我们看到，革命资产阶级在向国家权力推进到成熟阶段时，其著作中会出现自然法法理学，但是，如果企图将后者与革命意识形态等同，那就错了。正如韦伯[3]所写的：
自然法因此一直是许多规范的集称，其所以有合法性，并非由于源出于合乎正统的立法者，而是由于其所具有的内在目的。自然法因此是经由革命而创建的秩序取得合法性的特殊方式。自然法的运用曾一再成为造反各阶层令它们的期望合法化的方法，因为它们往往不愿或者不能依据明确宗教规范或神示来提出它们的要求。然而，就其可为依靠暴力，或者对现存秩序的消极抵制以实现某些规范提供理由这个意义而论，自然法在其意图上却也并非向来都是“革命的”。实在说来，自然法也曾起过使多种独裁权力合法化的作用。
一种自然法法律意识形态，不论是由追求权力的革命阶级、还是由当权得势的阶级采用，都假定有外在于——意为高于或先于——现有体制的、足以证明那种意识形态完全正确的规范。不论采取何种形式，这规范在本质上是无法检验的，尽管自然法理论家一直在寻求方法来克服这一障碍。康德[4]建议，人人都应凭其意志力，来使行为基准具有普遍法律的性质。边沁[5]尝试衡量和计算快乐与痛苦，并建议采用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利益的法理学。但看来他们并没有能对问题提出可靠解决方案。康德和边沁两人都是局限于，同时也为了他们各自的时代而写作的，而且完全没有站到他们成为其一部分的社会体制外面来。他们认定他们那个社会的基本假设都是正确的，却未能理解人的欲望和需要具有不断发展的特征。他们没有认识到，人的需要、欲望以及人对此的感受，是取决于那一时代的社会和社会阶级的。
有些现代自然法著述家力图运用据称已被普遍接受而不需证明的第一原则，来验证他们对某种基本法律意识形态的选择。他们又可能像哈佛法学院的富勒（Lon Fuller）那样，求助于大众正义感，它鼓励人仅仅遵从与某些基本价值相一致的法规。这类理论都倾向于仅仅认定一种正义感，对社会地位如何决定观点完全不加考虑；它们将法律意识形态当作社会斗争的实体，而不是当其反映来看待。
自然法和实证论这两个学派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以及两派日益友善的关系，反映出它们在目的上是基本一致的。现代西方自然法理论家也如同实证论者一样，是利用同一种材料——赢得胜利的资产阶级的法律意识形态——来进行研究的。实证论者所强调的是将意识形态付诸实施的强制体制，而自然法鼓吹者则着重意识形态当然要做的、对人所应享的自由权利的种种许诺；这两派不过是从不同方向，走到同一个问题上面来。两派都是站在它们所考察的体制以内，而不是以外。
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自然法法理学家里面，有一个特殊例子，即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他所写的《古代法律》一书，已被视为论述英国法律发展史的经典性著作。尽管人们通常认为，梅因代表英国的历史学派，他也像德国人一样，要在Volksgeist（人民精神）之中探索法律的本质，但他却显然信赖一种能证明法律有理的规范，这就使他归于自然法作家之列了（实在说来，正因为历史学派认为德国的民众习惯法具有规范性，所以将这个学派本身划归自然法传统更好一些）。
梅因对于原始法律体制、罗马法、封建制以及他自己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法律无不深感兴趣。尽管他有多方面的实际洞察力，他的历史研究范围也十分广泛，但他却是以《古代法律》一书中表明自己态度的一句话而最为人知：“历代进步社会的运动，一直都是从身份地位转向契约的运动。”梅因的意思是，世界法律秩序循序渐进的不可抗拒发展，就是摒弃基于社会地位（以及最终基于家族关系）的法律义务规定，而代之以个人间显然自由达成的协议（即契约）。(https://www.daowen.com)
诚然，资产阶级势力日益增长，使得契约的领域不断扩大。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梅因算作自然法著作家呢？首先，他深信这种历史进程是本然良好而合理的；他将重视契约的资本主义社会与自明的善等同起来，从而采取了与洛克或《独立宣言》起草人一样的理想主义立场。其次，由于作出那种推断，他便在本国建制以内占据了一席之地。他未能预见，英国资本主义及其法律并非最高和最后的形式，而只是终会过去的一个历史阶段。
最后，梅因采用了19世纪在英国普遍流行但却早已不再与现实有任何关系的自由契约神话。他所写的，并不是14世纪时那些步行整天，到村庄去会见外在地主公证人的农民所签订的契约，也不是19世纪曼彻斯特工人与雇用他们的工厂所签订的契约。他所关切的，是他所假设享有同等订约权力和同等拒绝订约自由的人所签订的理想化契约。
令人惶惑的是，在那个尚未远离社会斗争的喧嚣和工厂监察员内容广泛报告书的19世纪，一位饱学之士竟然能够写出这样的一本书。可惊异的是在许多法律学院里《古代法律》至今仍是一部标准著作。但是，律师就是训练出来处理概念而不是现实问题，就是要摒除现实情况中人的成分，看出某甲和某乙在抽象情况下买卖的法律争端。这种对抽象概念的迷恋，使得西方律师都成为卓越理论家。他们使得早期市民全力进取谋求改革的那个时代的神话得以长久保存，因为他们至今仍在继续认真探讨那个时代的概念框架。
洛克说，所有权乃是已被自然法证明为正当的人为制度。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到森林里面去种下植物，将自己的劳力与大地掺和在一起，生产出了谷物。另一个人杀死了鹿，将他的劳力与鹿肉和鹿皮掺和在一起，制造出食物和衣着。这两个人用劳力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价值，因此他们对产品有一种自然权利。他们平等地互易所有物，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权利呢？
然而，到了梅因从事写作的时代，大部分英国——农村的和城市的——制造业都掌握在拥有生产工具、并雇用他人使用它的资产阶级手中。纺织布匹的工人仍旧是将自己的劳力与棉、毛纤维掺和在一起，但他们却不借此而拥有产品。他们是签订契约来出卖他们所仅有的劳动力的。他们出卖劳力的价格，是由不受他们控制的市场力量决定的，他们对行当和工作地点的选择，是受到实际需要的限制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这种制度进行挑战的手艺工匠、小农场佃农、乡村居民和小自耕农，都逐一地被消灭了。
梅因对英国法理学所作的，就是将它加以精炼，将自然法契约和所有权之中的个人考虑完全排除，和描绘出一幅历史片断的图像，在其中概念式的决定可以继续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