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引入
“我娃娃要在昆明开个剑川火锅店，到时候开业喊起群里在昆明打工的朋友还有你们一起来耍！我再把三弦拿上，剑川人聚在一起必须要弹三弦，我们喝喝酒、吹吹牛、唱唱调子热闹一下子！也请你们在朋友圈里面给我们宣传一下！”当调研团队离开白族石龙村的时候，村民李根繁与我们这样道别。他所说的“群”指的是外出打工和上学的村民组建的“石龙闯天涯”微信群。不仅外出的村民通过微信群相互联系、交流，即便身在村寨里的村民们，在微信群里早已有着丰富的实践活动：快递点老板创建了“快递包裹通知群”；有人在朋友圈里售卖着蜂蜜和松茸；村民在“石龙老司机”群里寻找车友拼车出行；村中小贩在车上贴出一张微信收款二维码；各类山歌群里，时常传出白族调悠扬的歌声。伴随着智能手机在石龙村的普及，村民的日常生活和微信紧紧交织在一起，随意与捧着手机玩耍的村民攀谈几句，他便能自然和娴熟地聊起自己的头像、微信名、朋友圈和微信群。
这个村落，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尽管倚靠当地著名的石宝山风景名胜区，但因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只有一条村级柏油路与外界连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加之当地为白族聚居村落，保留了较为完整的白族传统文化，因此，这个村落成为当地民族和民俗文化示范村。在世人眼里，这里俨然一个古老村寨，如同费孝通笔下那个人土气，地土气，文化也是土气的乡土社会 [5]。研究者从2011年就开始在这个白族村落展开田野调查，几年间多次重返石龙，累计在村调查的时间超过6个月。研究者对村落的观察历经了传统的电视时代到手机时代，这使得研究者得以较为深入地理解网络和新技术在村落发展的历史脉络。2019年1月到2月，研究团队共10人对田野点展开为期1个月的调查，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对村民的新媒体使用，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运用展开田野调查。累计访谈人数达到100人，其中深度访谈约50人。和传统媒介时代的调查不同，研究者感受最为强烈的就是村民们被卷入了一个互联网的新世界，手机为人们提供着畅快的联络和沟通，微信将人们的生活不断搬进网络的空间，村里小卖部门口挂着的W i-Fi密码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网络已经成为这个地方的“基础设施”。更为重要的是，当研究者深入到村民们的手机和微信生活中进行观察时，会发现村民们在微信空间中架设起不同的群体结构，组建不同的群体类型，连接了多种类型的群体关系。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石龙村村民在微信中形成了一种新型群体聚合方式，构筑出一个交织着复杂关系的线上空间。
但应该看到，石龙村这个线上空间，和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虚拟空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建立在一个实有社区的基础上，有着来自现实可触的社区空间，村民们在其间所展开的活动既是对现实社区和空间的“移植”和“延伸”，但同时又创造出了一个和现实空间截然不同的新型社区。伴随这个线上社区的形成，村民们在当中聚集、互动，展开新的社会交往和活动。如果将这个线上社区称为“微信社区”，那么，这个社区如何构成？它与现实社区的关系是什么？(https://www.daowen.com)
从更大的理论范畴来看，社区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其理论来源和内涵阐释较为丰富和复杂。该领域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德国学者滕尼斯，他把社区定义为地域范围较小的、其居民具有较紧密的相互关系的、传统性较强的地方性社会，把社会定义为大规模的、关系较松散的、现代性较强的社会 [6]。他认为社区或共同体体现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享受和劳动的相互性” [7]。到了涂尔干，他提出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包括：紧密的社会约束力、对社会机构的依附和参与、仪式庆典、小规模人口、相似的外表特征、生活方式及历史经验，相同的道德信仰、道德秩序等 [8]。美国的社会学发展与芝加哥学派对社区的研究分不开，之后在学界较长时期对社区研究探析的过程中，还有学者提出社区不仅仅是具有地域性的社会群体，还是一种社会网络。甚至美国社会学家韦尔曼更是提出了研究社区的新的视角—将个人社会网络当作社区 [9]。美国学者Hillery在收集了94种社区定义后，提出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地域（area）、共同的联结（commonties）是社区的本质 [10]。在这些不同时期的讨论中，可以看到，社区的概念和研究范畴不断得到延伸和拓展，如果说传统社区研究中对地域、社会群体、共享的情感和文化等要素较为强调，那么，随着研究者的探索，社区研究逐渐转变到社会网络、关系连接等问题的讨论上。而在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加剧、传统社区边界被打破，新的社区开始不断涌现的当下中国，不少学者对社区转型和人们新的联结方式产生研究兴趣，开始关注媒介在社区凝聚和传播中发挥的作用。如丁未将视角放在深圳一群出租车司机聚居的城市社区中，探讨新媒体的使用如何影响这一特定社群的社会生活。在此基础上，她认为社区是考察传播行为中制度与人类日常生活世界互为作用的理想场域 [11]。
沿此脉络，到了互联网时代，一些学者逐渐将社区研究和网络空间相连。如有学者认为虚拟社区存在于和日常物理空间不同的电子网络空间（cyberspace），社区的居民为网民（netizen），他们在一定的网际空间围绕共同的需要和兴趣进行交流等活动，并且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和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12]。在这个过程中，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技术的影响下，时空得以重组，社会关系的组织和连接方式得到重塑。现代社会的联结成为一种“脱域的共同体” [13]，那么，这种脱域的机制如何形成？网络和技术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此外，重要的是，当社区的边界已经得到了大大扩展之后，人们在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中可以展开不同的转换，也必然会带来社区实践的多元和复杂。因此，“这决定了我们应该从社区实践维度理解多元社区” [14]。而从互联网与社区实践的角度来看，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做了颇有意义和价值的论述。有研究者把网络论坛看做一种特殊的虚拟社区，探讨社区网络论坛在建构社区认同、协助社区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 [15]；与此相关，有研究者认为社区居民通过新媒体平台展开参与式传播，促进社区居民的自我赋权 [16]；还有研究者关注传统村落的公共领域中，数字社区的出现为村民的公共行动提供了线上的可能，进一步强化村民的社会关联 [17]。从这些不同的观察与分析中，我们可以窥见研究者对网络空间及网络社区所具有的特质较为重视，他们试图在媒介技术及其形成的独特空间的基础上对新平台与联结方式进行深入探析，因此也会较多关注这些新型社区为人们提供的多元和丰富的实践活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的田野对象尽管是固守着传统社区生活方式的村民，但是，他们建立网络的新空间并在其中展开创造性的实践，由此，值得探讨的是，当这些村民穿梭游走于现实社区和网络社区的时候，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对村民来讲意味着什么？这种网络新型社区与现实传统社区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进一步说，如何从社区实践的角度，去发掘和理解这个新型社区空间中形成的“组织”与“关系”？而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的是，这里的社区实践和前面学者所讲的社区治理、社区居民赋权等概念不同，我们更强调的是传统村落中的村民如何在线上建立新的生活空间并展开网络文化实践的过程。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网络和新技术的使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全新的网络社区之中，新型社区的生活越发成为一种常态。借此，我们还可以观察网络和新媒体对于传统社区生活和文化模式所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