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对人的主题的开掘和提炼
匈牙利著名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赋予纪录片“用画面记录人类历史的伟大使命”。他认为“最引人入胜的一种，就是有一个中心人物的纪录片。……并正是通过这个人才使影片中的现实有了意义和生命”。巴拉兹还强调，“一切事情，归根结底都是与人有关的，通过人而发生的”。 [2]作为纪录片的创世纪人物，罗伯特·弗拉哈迪一开始便在其创作中将人放在了主题的位置上。我国的纪录片要走向世界，在题材的选择上，必须注重对人的主题的开掘和提炼。
1. 对人的心理状态的描述
刘景琦在《漫谈纪录片》中曾说过：“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社会非常的活跃，各种观念的冲撞，各种生活状态的碰撞，矛盾冲突，心态变化，真是瞬息万变，这是纪录片的丰富资源。”的确，世界的变化带来了人们观念的变化，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产生的文明之间的相互撞击，对此，身处变化中的人们表现出了不同的心态。
纪录片《最后的山神》（获1993年亚广联电视大奖）以鄂伦春人的生活为题材，通过记录鄂伦春族最后一个“萨满”的表层生活和深层心态，形象化地探索和表现了新旧时代交替，民族文化所面临的冲击和民族心灵的颤动。亚广联评委会主席保尔德为这部获奖纪录片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自始至终形象地表现了一个游猎民族的内心世界，这个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更迭而改变着，本节目选取这个常见的主题描绘了新的生活。”
2. 对人性的探索(https://www.daowen.com)
我国著名纪录片制作人高国栋在《找寻人的共性》一书中曾提出：“纪录片的创作应关注人的共性而非个性。个性永远是表象的，共性才是深层次的。” [3]电视纪录片中对人性的探索往往是通过对具有普通意义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例的记录来进行的。从选题上看，首先关注的往往是人的个性，但最终目的则是从个性中考虑共性。
在纪录片《人·鬼·人》中，主人公土屋芳雄当年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青年，为了改善生活处境，到中国当了宪兵，从此卷入了那场罪恶的战争。表面上看他的从军经历有其个性化的特征，他命运的改变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当我们将他的一生放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大背景下，我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一个土屋芳雄灵魂的堕落，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一代日本青年心灵的残害。此片因此获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纪录片大奖。
3. 对人类面临问题的探讨
纵观人类历史，战争与和平，生存与发展，一直是人类面临的最为紧要的问题。
荣获1992年上海“白玉兰”国际电视节短纪录片大奖的《十字街头》，通过描述出现于上海街头的老年义务交通维持队，提出了不容忽视的老年人问题。纪录片《龙脊》（获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则通过表现一个叫龙脊的地方，几个山区孩子求学的艰难，证明了开展希望工程的必要性，发出了扶持教育的呼唤。以上两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纪录片，主角都是小角色，内容多是一些生活琐事，但所透视出的却是人类关心的、具有相当普通意义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