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地域特色,亦即一个地方的主要特征,包括地理特征、文化特征以及风俗习惯特征等,是区别“这一个地方”与“那一个地方”的主要标志。江西是个山地丘陵地形,盆地和山垅交错,村庄与村庄分隔,不仅各地物产不尽相同,而且说话也“十里不同音”,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也存在着明显差异。人是环境的产物。作为在江西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江右商帮,也不能不受这种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影响。所以,同其他商帮相比,江右商帮的商业活动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

金溪县浒湾雕版印刷博物馆街区
(https://www.daowen.com)
雕版古书和木刻雕版
首先,从选择的经营产品上看,多是经营本地特色优势产品,进货渠道可靠,有充足的货源保障。景德镇、浮梁商帮无疑是经营瓷器,铅山最多的是纸帮;吉安布帮,九江茶帮,樟树药帮,在不同地域经营本地优势产品。以府而论,抚州府商人主要以毛笔、印刷业为经营特色,南昌府以绸布、金银、工匠为特色,吉安府以布匹、盐业的经营为主,临江府主要经营中药业,建昌府主要经营的行业为柑橘、中药,饶州府则主要经营瓷器业。这与明代中后期崛起的潮州商帮形成鲜明的反差。明正德年间(1506—1521)私人海外贸易逐渐兴起,潮州沿海居民大规模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大批潮州人以船为伴涌向大海波涛之中,什么挣钱就经营什么。他们的经营,常常“无中生有”,并不在意是否本地有生产基地支撑。以冒险著称,成为一支具有海洋性格、海洋文化的商帮。入清以来,“红头船”成为潮州商帮的象征。被誉为“东方犹太人”,甚至支撑着泰国的经济大厦。至今,潮州商人的开拓意识,冒险精神,巨商大贾,依然挺立商海潮头。
二是,“扎堆”造市。江右商帮进入市场,热衷于扎堆,聚集一起。无论卖什么,形成一条街。“扎堆”,是一种规避风险的办法。同时,“扎堆”也可以营造商业氛围,形成特色市场,培养“慕名购物”消费行为,还可以在一定区域形成行业垄断,提高商帮整体经济效益。所以,全国很多地方有“江西一条街”。或药街,或金街,或瓷街;或米市,或茶市,或纸市。可以说,以“江西”冠名的专业市场随处可见。在湖南常宁县,几乎所有的药店,都是江右商帮开设的。清朝时期,在湖南望城、靖港经营煤油、绸布、首饰的江右商人,三百以上。西南云、贵、川等省采矿业,大多操于江右商人之手。每开一矿,投入银子十万、二十万不等,雇工多达上百人。也有一部分江右商人集矿主和行商两重身份为一体,一面开矿,一面做货物贸易。云南永顺东南有个叫卡瓦的地方,既开矿又做买卖的江右商人至少有两三万人。
三是,商路选择趋同。大多数江右商帮选择的商路朝西南方向,朝中国人口稀少、开发相对滞后、经济相对薄弱的省份寻找商机。湖南、四川、贵州和云南四省是江右商帮聚集最多的地方。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在中国地图上划出了一条“人口密度对比线”,被认为是一条“文明分界线”。这条线的东部,是农耕的、宗法的、科举的、儒教的。而西部,则是游牧或狩猎的、部族的、血缘的、多元信仰的。东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明显的差距。西部生产力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商业要素配置,无疑跟不上东部前进的脚步。因此,把西南方向作为成就事业的舞台,显然有难以逾越的地理、文化、经济的障碍。这正好与中国经济文化发展主流方向相悖。这也是江右商帮难以做大做强、难出富商巨贾的主要原因。反观徽州商帮,他们的足迹所及,直指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正是明清时期中国农业最发达、手工业生产最先进、消费水平最高、市场发育最快的区域。“成批的徽商从皖南的大山里走出,他们沿着长江顺流向东,来到了这片黄金般的土地,乘势借力,大展身手,把无数的商机转化为巨量的财富,涌现了一批批叱咤风云的商界巨头。”[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