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商帮精神成为中国古代商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江右商帮精神成为中国古代商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著名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20世纪初写了一本书,叫《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他认为,商人应当有一种独特的商业精神:商人以增加自己的资本为职业责任,而且注重依靠勤俭和诚信的职业伦理。获利的欲望、对金钱、盈利的追求不是商业精神,那是存在于一切人身上的本性。商业精神是个时空概念,不同的商业精神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作为封建时代的商业精神,它蕴含了民族自强爱国、勤劳刻苦、奋发进取、俭约朴实、诚笃不欺、和谐为贵、出奇制胜、精究本行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既与伦理道德有关,也与经营思想和管理方法有关。江右商帮无论是商业道德还是在经商技巧上,都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商业精神。

第一,丰富了中国商人的家国精神。江西是“文章节义之邦”,儒家和净明道的“忠诚”观念根深蒂固。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江右商人无不受到这种思想的熏陶。其中许多商人虽然身在商海,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之火始终在他们心中燃烧。特别是一大批有德、有才、有抱负、有理想的商业巨子和领军人物以身示范,走在前列,成为这方面的楷模。他们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哪怕钱财散尽也在所不惜。据史料记载,民国初期,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复辟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和抵制。时任江西都督的李烈钧高举讨袁护国的大旗,发动湖口起义。这时,云贵两省的江右商帮纷纷解囊相助,送他八万元作为费用。湖口起义失败后,李烈钧转道日本,乃至后来发动护法运动、率军驻守贵州镇远,江右商帮先后为其筹资三十多万元。1937年,江右商人黄文植全力支持冯玉祥在武汉从事抗日活动,创办《抗战到底》《抗日画报》,收容流亡武汉的进步人士,劝募救国公债千万元之巨,以支援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国家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的时刻,像这样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倾其所有,全力支持的江右商人,可以说比比皆是。

第二,丰富了中国商人的“抱团”精神。商业活动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需要“抱团”。商帮的“帮”,本身就有“抱团”的意思。所以,“抱团”是中国商帮共有的精神现象。晋商“抱团”,一般是以富商巨贾为中心的;徽商的“抱团”,一般是以家族为中心的;潮商的“抱团”,一般是以领头人为中心的。而江右商帮的“抱团”则表现在一个地方众多小商人组合在一起,“抱团取暖”,“抱团发展”。江西商人大多都是个体小本经营,在交通、信息和交易手段极其落后的历史条件下,个体小本经营常常会遇到许多不便和困难,更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还不时会遇到当地官府和棍徒的盘剥和掠夺。因而江右商帮就以同乡或同业为纽带,组成区域性商贩群体,也称为“客帮”。他们聚集而居,抱成一团,“以众帮众”、共谋发展。在云南和贵州等省,不少地方有“江西街”“江西路”“江西市”“江西巷”“江西坡”“江西村”“江西镇”等,就是江右商帮抱团发展的最好见证。正如明代名儒顾炎武曾指出的,江右商人出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当然,江右商帮的这种“抱团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外上,在内部则往往不够团结,甚至因小利而相互算计。

第三,丰富了中国商人的冒险精神。商业活动是风险活动,不冒风险坐收渔利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敢于冒险,是所有商人必备的素质。而这种素质在不同的商帮身上的表现又是不同的。晋商冒的是蒙古高原风沙滚滚、天寒地冻的艰险。粤商和闽商冒的是大海茫茫、狂风恶浪的艰险。而江右商帮所冒的艰险,是大西南地区的莽莽高山、深深峡谷,汹涌河流、原始森林、高寒缺氧,还有各种野兽的袭击、瘴疠等疾病的侵袭。不要说要肩挑货物做生意,就是徒手走路也非常艰难,而且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比起其他方面的艰险,江右商帮经历的这种艰险,难度要大得多,程度要深得多,频率要高得多,往往要超过人的精神和体力极限。这是江右商帮最可宝贵的精神,也是中国商人最可宝贵的精神。(https://www.daowen.com)

第四,丰富了中国商人的孝悌精神。在万寿宫文化中,“孝悌”占有重要地位。这也是儒家的传统观念。正是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江右商帮极少像商界流行的那样“商人重利轻离别”,而是对父母长辈孝顺敬重有加,对兄弟姐妹和睦友善有加。他们不管生意做得多大,不管路途走得多远,都把父母长辈和兄弟姐妹放在心上,只要他们有需要,就想尽一切办法予以满足。由于恪守忠孝礼节,许多江右商人每至岁末,“必束装归养”。但凡遇上父母丧、病凶耗等,江右商人总是星夜赴丧,而置利润得失于不顾,甚至中断或放弃自己的生意。清代南昌县磻溪人李云岚,因家道中落而弃儒经商,在上海等地做茶叶生意,不到十年就使家中摆脱困境。就在他准备乘着生意蒸蒸日上、大干一场的时候,家中的两位兄长不幸相继去世,他毅然放弃多年打拼的事业,回到乡里悉心照顾双亲。清代黎川县人鲁时化,在福建、广东等地经商,获利巨大就回了家乡,知道母亲担心其他兄弟处境艰难,把钱拿出来分给兄弟四人,自己则拿最少的。同治《临川县志》记载,该县商人常冕在云南经商十二年,返乡后“发囊中金分奉两兄,不私赢一钱”。同治《临川县志》记载:县人李拱极往返于云南、四川、两广等地经商,积累了大批财富,后因父亲去世而回家奔丧,在此期间出资为兄弟建造房屋,让兄弟四人都居住在一起,还在家乡发生灾荒时出粟赈贷。[20]类似的孝行在江西地方志中屡有记载。可以说,较之其他商帮,江右商帮的孝悌观念是最浓的,堪称中国商帮的典范。

第五,丰富了中国商人的俭朴精神。一般来说,商人经商致富后,都会摆排场,比阔气,花天酒地,贪图享受。有些商人因此生意每况愈下,最终走向没落。所谓“富不过三代”。但江右商帮却始终保持了一种勤俭朴素的传统,一些已经成为巨富的商人,平日依然粗茶淡饭,甚至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大盐商周扶九,虽然腰缠万贯,但他日常生活却勤俭简朴。从不穿绫罗绸缎,不食山珍海味,以吝啬闻名乡里。他居住扬州时,每天吃菜仅买一个铜板的盐豆,买遍了扬州全城小店的盐豆,看哪一家分量多,质量好,最后,就定点在这家店买盐豆。扬州流传一句歇后语:“周扶九赚钱——不用”。巨富是这样,一般的商人也是这样。清朝清江商人杨福圆,经商多年后,“良田畮畮,夏屋渠渠,而臧获之备,指使者甚众”。但他的妻子张氏却仍是裙布钗荆,操作犹昔。瑞昌县商人蔡锡畴,以监生身份经商,“起巨万,虽丰于财,犹节俭自处”。在湖南凤凰的江右商人,每年要在万寿宫举办“盂兰会”“厘金会”“许仙寿诞会”,参加的商人有几十桌之多。对吃剩下的饭菜,厨房人员将其混在一起加热煮沸,再盛入大缸内,然后分给参加活动的人,每人一份带回家,绝不浪费一饭一菜。

第六,丰富了中国商人的行业语言。在长期的实践中,江右商帮在各个行业中创造了一些独特的语言,进行联系和沟通。买卖双方,不用数字,而用行话,利于保护商业秘密。1—10的阿拉伯数字,在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替代文字。在旧货市场用“文、失、余、辰、人、代、进、仲、杨、齐”。而在鱼贩子嘴里,变成了“文、田、石、取、点、大、草、血、阳、文”。不同地域的商帮也有不同的密码。上饶帮把1—10的阿拉伯数字变成了“田、苗、塘、水、丁、木、才、古、松、林”。这些特殊的商业语言,对中国商业文化,是一种创新,也是一大贡献。

当然,江右商帮对中国商业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远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这主要是就其与其他商帮不同的特征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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