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译者的话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系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所创立的“理解的社会学”(verstehende Soziologie),以其独特的方法论和思想内涵而独树一帜。在西方,他的名字常常和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杜尔克姆(E.Durkheim,1858—1917)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被奉为当代社会学的三位神明。

马克斯·韦伯于1864年生于艾尔福特(Erfurt),他一生经历了德国从威廉帝国至魏玛共和国初期的种种历史事件。1885年冬季,他就读于哥廷根大学,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卷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94年,他任教于弗莱堡大学,阅读了《资本论》第三卷。1903年,阅读了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1905年,学习俄语,并开始研究俄国第一次革命。1906年,出席社会民主党大会,对其小资产阶级性感到失望。1909年,担任《社会经济学讲座》的编务,开始细心观察官僚制度。1914年,以爱国者身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其家乡医院的管理工作。1917年,潜心研究俄国革命和德国内政改革问题。1918年,对奥地利上校团发表“社会主义”演说。1919年,参与起草魏玛宪法。1920年春末,死于肺炎。

韦伯深受马克思和尼采的影响,但是他的学说就其实质说,是与他们的思想体系大相径庭的。马克思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过来也可以作用于存在,在分析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必须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韦伯则认为,物质和精神是可以相互独立的,不存在前者决定后者的问题,相反地,在现代资本主义问题上,倒是资本主义精神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详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尼采否定以往的一切价值,强调超人的“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韦伯则认为,价值是多元的,需要区分“非理性的价值”和“理性的价值”,超人的权力意志是要低能者的意志服从于超人的意志,这是一种危险的劝告。

马克思认为,问题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韦伯则认为,他的任务在于理解和解释世界。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在考察个人的行动时,必须联系个人所在的阶级或集团的社会行动。韦伯则认为,集团并不能思想、感受、理解,只有人才能如此,因此理解的社会学和任务在于深入到个体的主观理智之中,通过一种对行动者的移情联系,去理解社会行动。“为了社会学的目的,并不存在‘行动’的集体个性这样一种东西。当在社会学系统里涉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家公司或者其他类似的集团时,它所意味的只是单个个人的现实的或可能的社会行动的某种发展。”(《经济与社会》,纽约Bedmister出版社1968年版,第13页。)(https://www.daowen.com)

韦伯的方法论的核心是“理想型”(Idealtyp)。理想型不是现实型(Realtyp,现实中的确存在的典型,例如“他是一个典型的股东”),而是一种逻辑的体系(eine logische Konstruktion)、一种抽象的概念,只有通过理想型来分析社会现实或社会行动,社会学家才有可能从经常是互相抵触的、混乱的经验材料中理出个头绪来,从而精确地显示事实的最关键的层面。例如,韦伯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的时候,首先从分析中古以来西欧历史的演变入手,从中选择出一些他认为是促成西欧近代资本主义之发达的主要因素,再将之有系统地组合起来,这就产生了一个西欧资本主义之形成的“理想型”。

本书是韦伯宗教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共三卷。第一卷包括《序言》(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基督新教诸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1906)、《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其中又包括《导论》(1915)、《儒教与道教》(1915)、《中间考察——宗教拒世的阶段与方向》(1915)。第二卷包括《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续),即《印度教与佛教》(1916—1917)。第三卷包括《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续),即《古犹太教》(1917—1919)。整个论文集的目的,在于通过东西方诸大宗教的对比研究,来突显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色。

在《儒教与道教》一书里,韦伯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提供的资本主义的“理想型”为参照系,试图论证这样一个主题: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

韦伯写此书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描述中国的经济史,也不是为了反映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史,而是为了论证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的论点: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东方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宗教伦理精神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因此,他采用的方法是比较的方法和重点被彻底颠倒过来的“理想型”的方法。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韦伯根据他所提出的“理想型”,强调了那些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广泛一致性的教义,而忽略了那些与资本主义精神不和谐的因素。在《儒教与道教》一书里,韦伯却采用了相反的程序,强调了那些阻碍理性的经济活动的精神因素,而贬低了那些似乎是十分符合经济理性的因素。在西方,新教伦理(精神因素)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物质因素)的发展;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情况恰恰相反,儒教与道教(精神因素)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物质因素)的发展。

韦伯关于中国的宗教伦理有碍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思想,明显地反映在本书之中。本书由三篇构成:第一篇为物质部分,第二、三篇为精神部分。在第一篇(从第一章至第四章)里,韦伯重点考察了与他的主题密切相关的五个中国社会的物质层面: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家产制国家、氏族(血缘)组织以及法律。在第二篇(从第五章至第七章)里,韦伯集中考察了理性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出现的“心态”(Gesinnung)因素:儒教和道教。用韦伯的话来说,“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适应于此世;清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儒教要求人们将此世当作“既有之物”而加以接受,因此它惧怕任何的改革(在韦伯看来,王安石的变法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他所采取的理性的、中央集权的财政措施遭到了以儒教官吏为代表的传统势力的激烈反对);而清教为了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主张对此世进行剧烈的变革。道教认为宇宙中存在着自然与社会的永恒和谐的秩序,在这个和谐的秩序中,本质上不存在真正的道德恶灵与缺陷,所以也用不着去改造它。这和清教策励人们去改变既有世界的教旨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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