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义与仪式
中国官方的国家祭典,就像其他地方一样,只服务于公共的利益;而祭祖则是为了氏族的利益。两者都与个人的利益无关。自然的巨灵日益被非人格化,对它们的祭祀被简化为官方的仪式,而此种仪式逐渐地排空了所有的感情要素,最后变成了纯粹的社会习俗。这是有教养的知识分子阶层所完成的工作,他们完全漠视大众的典型的宗教需求。高傲地弃绝来世[2]、弃绝此世中个人的宗教性救济保证,只有在高贵的知识分子阶层内部才能做到。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即使能够通过古典的教义——此乃惟一的课程——强加给非官员(Nichtmandarin),但是它不可能填补仪式缺乏情感要素这一空白。紧接着孔子之后,各式各样的功能神祇和神化的英雄人物突然地出现在文献上。这些神祇此时才开始出现的形成过程,实在令人费解。因为在其他地方,此一现象是属于较早期阶段的:某些典型的功能神祇(“主事”),像雷神、风神等等,是早期的农民宗教所特有的;神化的英雄是中国业已过去的封建时期的产物,他们体现的是封建的英雄战斗。然而,功能神祇的专门化与固定化(下至管厕所的女神),就像古罗马时代的努米那(Numina,古罗马人所崇拜的泛灵鬼神——译者)的专门化一样,可能是在官僚体制统治下逐渐扩展的祭典习俗所造成的。孔子被封为圣人,是历史人物成为祭祀对象的第一个确定的例子。[3]在官方模棱两可的术语中,尤其是在图像的描述中,有众多的特点让我们认清,天帝原来被认为像个人的样子。如我们所知,直到12世纪,才实现了这位天帝的受唯物论制约的非人格化。人民大众被禁止直接参与对非人格化之最高存在的国家祭典祈祷与供献活动。对他们而言,原初的“天主”——后来加进了有关他的诞生、统治、遁世与升天的传说——似乎一直还活着,并且在家庭的祭祀中受到崇奉。而执掌祭天的官方代表,自然是无视于此的。现今所知的、被官方的祭祀所否定的、被儒教置于诸“神”之中的其他民间神祇,同样肯定是古老的功能神祇。将这些神祇原来的性质和后来的性质之间的关系解释清楚(亦即弄清楚其在“泛灵论”中的地位),此一棘手的问题,只有专家才能做到。同样,只有专家才能够解释清楚创造奇迹的自然物与人工制品(史前时代人类制造的工具),从而说明“物神崇拜”的地位问题。这里,我们不打算对这些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我们感兴趣的,更多的是官方的教会和非古典的民间宗教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而且我们希望知道,民间宗教是否能变成(或已是)一种转向的生活方式的源泉。事实很可能是这样。因为大部分民间神祇的祭拜,只要它们不起源于佛教,都被儒教及其支配下的宗教组织视为异端。这种被视为异端的宗教流派,就像以儒教为取向的慈善机构一样,一方面是祭祀(和巫术)实践,另一方面也是教义。有关民间神祇的祭拜,我们很快就会谈到。不过,首先我们得进一步澄清古老的民间神祇与儒教的伦理学说之间的根本关系,这也许是有益的。
我们可以利用手边的实例,来考察一下古希腊哲学的社会伦理学派别和古希腊民间神祇之间的关系。通过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阶层,当面对历史上已存在的粗野的民间信仰时,都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古希腊的国家给予形而上学和社会伦理学的思辨以自由的空间。国家只要求遵守流传下来的祭祀义务。因为一旦忽视了它们,就会给城邦带来不幸。古希腊的哲学派别及其古典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与儒教独特的社会伦理取向及儒家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相似之处,他们均对神灵置之不论。总的说来,古希腊哲学家只是单纯地参与古代传下来的仪式,就像中国的官绅知识分子圈子和一般而言我们的知识分子圈子所做的一样。但是,在某一点上存在着重大的区别。为了教育上的目的,儒教所编纂的古典经书不仅成功地剔除了民间的神祇,而且也消灭了所有有悖其伦理习俗的事物。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或许就是孔子最重要的功绩。我们只要读一读柏拉图在《理想国》(Politeia)中与荷马展开的著名的辩论,就会认识到,古典希腊哲学的社会教育理想与儒教何等的相似。虽然荷马在崇尚伦理的理性国家里并没有地位,但他在传统的骑士教育上却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被奉为古典作家。在好战的城邦里,荷马及其英雄神的作用是不可能为行政当局和教育者所抹杀的;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以经过伦理学净化的文学(和音乐)为基础的士人统治(就像中国的家产制因其利益所在而实行的)。此外,即使世界帝国内部由于城邦的驯服而安定下来,换言之,帝国内部已铲除了纯粹的政治障碍,当时并存的各种哲学派别,没有一个能像中国的儒教那样,成功地取得独占性的正统地位。如果以中国为例进行推理,势必要接受某一派别的哲学为惟一正确的国家哲学,就好比假设罗马皇帝只容许斯多噶派的哲学,并且只任命斯多噶派分子担任官职。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任何哲学派别宣称(或可以宣称)自己具有绝对传统主义的合法性。然而,孔子却能宣称自己的学说是惟一合法的,并致力于确立此种合法性。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西方哲学无法做到像儒家学说那样,为一个俗世的统治者及其官吏提供政治性的服务。希腊哲学派别,就其内在的特性而言,以自由城邦的问题为取向,它们的基本课题乃是“公民”的义务,而不是“臣民”的义务。它们和古老而神圣的宗教恭顺戒律之间缺乏一种内在的联系;而此种戒律恰恰可以为一位家产制统治者的合法利益服务。绝对地适应此世,以及拒绝任何可疑的形而上学的思辨,与政治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希腊哲学家的激情(pathos)是格格不入的。而中国的儒教,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形而上学的思辨,恰恰迎合中国当权者的政治需要。斯多噶学派一直到安东尼王朝时代,始终是敌视机遇的反对派的学说,然而到了塔西图斯王朝之后这个反对派消失,这才使得罗马皇帝接受了斯多噶派的理论。在思想史上,这也许是古代城邦的独特性所留下的最重要的结果。
所以,西方在公元前就已出现的哲学理论、社会伦理与民间宗教仪式之间的对立现象,即以如下的状况保持下来:“荷马时代”的英雄神祇与民间神祇崇拜,相应地被发展成为官方制度;而哲学家们的学说则成为不受约束的私人的事情。这和中国的情形正好相反。在中国,一套被奉为圣典的学说和被这一学说神圣化的宗教性的国家祭典,与众神并存;对于众神的崇拜,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部分由官方来执行,一部分是官方所容忍的,另一部分则属于私人事务,不过还是受到官方的怀疑。当然,得不到官方承认、有时候受到怀疑的私人宗教崇拜,这种情形也存在于西方古代,并且和官方的诸神祭祀并行。这类私下的崇拜,有的会以其自己的一套救世论及与其相配合的伦理而名噪一时,例如从起初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到罗马皇帝时代的救世主崇拜。中国某些非官方的崇拜亦如此。不过,西方和中国的情形不同:在西方,这种发展导致基督教——一种救世论的团体——与官方当局的世界历史性的结合,此一结合至今仍具影响力;而中国的发展则走上另外的道路。有一段时期佛教在中国似乎也可以扮演类似的角色,因为它已被皇帝正式接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往后将专门进行讨论。然而,由于上面已经提到的种种利害关系的缘故,诸如儒教官僚体系的反对、重商主义与货币本位政策,以及最后的一场大灾难(指发生在唐武宗会昌五年的灭教事件),佛教却被限制在一种受到容忍的(但毕竟很有影响的)崇拜活动的地位上。正如我们下面会看到的,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对于我们此处特别关心的问题,亦即经济思想,关系不大。在中国,大多数古老的民间神祇——它们的数量由于有一大批新创造的神灵而大大增加——都处于一个教士阶层的庇护之下,此一阶层之所以受到容忍,是因为它宣称自己来源于一位哲人(老子)及其教义。此一教义与儒教的教义最初并无原则上的不同,但后来它却与儒教形成对立的关系,最后则彻底地被视为异端。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注视一下这个异端。(https://www.daowen.com)
个人神秘的或禁欲的救赎需求,对于(古典的)儒教而言,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印度,此种对救赎的追求,源于不受教士束缚的有文化的俗人阶层,尤其是受过吠陀经典教育或未受过充分教育的贵族阶层。个人的救赎需求,正如其在任何官僚体制里所遭遇到的情形一样,在中国理性主义的官僚体制下,很少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