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麻痹大意
我们的领导同志，具有同各种反党反苏维埃的派别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但是在这种场合下却表现得如此幼稚和盲目，不善于看清人民的敌人的真面目，不善于识别披着羊皮的豺狼，不善于扯下敌人的假面具，这是什么原因呢？
能不能断言，在苏联境内活动的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对我们说来可能是什么意外的、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呢？不，不能这样断言。最近10年来，从沙赫特事件时期起，有正式文件记载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暗害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能不能断言，我们最近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代理人的暗害、间谍或恐怖活动，没有发出过什么预防信号和警告指示呢？不，不能这样断言。这样的信号是发出过的，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忘记它。
基洛夫同志惨遭暗杀，就是第一个严重警告，说明人民的敌人将玩弄两面手法，他们在玩弄两面手法时将伪装成布尔什维克，伪装成党员，以便骗取信任和打入我们的组织。
“列宁格勒总部”审判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审判案也一样，对于从基洛夫同志惨遭暗杀的事实中所得出的教训，又提供了新的根据。
“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联盟”审判案，扩大了前几次审判案的教训，非常清楚地表明，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把一切敌对的资产阶级分子纠集在自己的周围，他们变成了德国警察暗探局进行间谍、破坏和恐怖活动的代理人，两面手法和伪装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潜入我们组织的唯一手段，警惕性和政治洞察力则是防止这种潜入和消灭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匪帮的最可靠的手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1935年1月18日发出的关于基洛夫同志惨遭暗杀的秘密信中，曾坚决地警告过党组织要防止政治上的温厚宽容和庸俗的粗心大意。在这封秘密信中说：
“必须肃清机会主义的温厚宽容，这种态度是从这样的错误假定出发的：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敌人似乎会变得愈来愈驯服和不伤害人。这种假定是根本错误的。它是右倾的死灰复燃，这种右倾硬要大家相信，敌人将悄悄地爬进社会主义并且最后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不应当高枕无忧和粗心大意。我们需要的不是温厚宽容，而是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要抓住‘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必须记住这一点，必须保持警惕。”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1936年7月29日发出的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间谍恐怖活动的秘密信中，再一次号召党组织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管敌人伪装得如何巧妙，都要善于识别人民的敌人。在这封秘密信中说：
“现在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魔在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把我国劳动者的一切最凶恶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间谍、内奸、破坏分子、白卫分子、富农等等——都纠集在一起；这些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两者之间已没有任何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切党组织、全体党员都应当了解，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必须保持警惕性。在目前条件下，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具备的品质就是，要善于识别党的敌人，不管他们伪装得如何巧妙。”
这就是说，信号和警告都曾经发出过。
这些信号和警告号召什么呢？(https://www.daowen.com)
它们号召克服党的组织工作的弱点，把党变成任何一个两面派分子都钻不进去的坚固堡垒。
它们号召克服掉不重视党的政治工作的态度，坚决扭转过来，大力加强这一工作，加强政治警惕性。
结果怎样呢？事实表明，我们的同志对信号和警告接受得太迟钝了。
审查和换发党证运动中尽人皆知的全部事实，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些警告和信号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其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党的同志，尽管他们具有同反苏维埃分子作斗争的经验，尽管发出过一系列的预防信号和警告指示，可是对于人民的敌人的暗害、间谍和破坏活动仍然表现得政治上眼光短浅，其原因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党的同志变得比以前坏了，变得觉悟性和纪律性都比以前差了呢？不，当然不是！
是不是他们开始蜕化了呢？也不是。这样的假定都是毫无根据的。
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这种粗心疏忽、麻痹大意、温厚宽容、盲目无知，是从哪里来的呢？
问题在于，我们党的同志，陶醉于经济运动和经济建设战线上的巨大成绩，简直忘记了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忘记的一些很重要的事实。他们忘记了苏联的国际环境方面的一个基本事实，看不见同以党证作掩护并伪装成布尔什维克的现在一些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直接有关的两个很重要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