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几个理论问题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4.几个理论问题

必须指出,在我们的宣传和思想工作中还有一个缺点,这就是我们有些同志对几个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理论问题缺乏十分明确的认识,有一种糊涂观念。我所指的是关于国家、而特别是关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以及关于我们苏维埃知识分子的问题。

人们有时问道:“我们这里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了,国内已不再有敌对阶级了,没有什么人可以镇压了,这就是说,国家已不再需要了,国家应当消亡才是,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消亡呢?为什么我们不努力取消国家呢?难道现在还不是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的时候吗?”

或者还有人这样问:“我们这里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正向共产主义前进,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认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不应当有任何国家,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消亡呢?难道现在还不是把国家送进古物陈列馆的时候吗?”

这些问题证明,发问的人是非常认真地熟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学说的个别原理。但是这些问题同时又说明,发问的同志并没有了解这一学说的实质,并没有弄清这一学说的个别原理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尤其是不了解当前的国际环境,他们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危险的事实。从这些问题中,不仅可以看出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包围的事实,而且还可以看出他们低估了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机关派遣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到我们国家里来、并力图寻找时机对我国实行武装侵犯的作用和意义;从这些问题中,同样可以看出他们也低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军事机关、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免受外来侵犯所必需的那种作用和意义。必须承认,犯这种低估过失的不仅是上面所讲的那些同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全体布尔什维克毫无例外地都犯了这种过失。我们直到最近,即在1937—1938年间,才知道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的上层分子所干的间谍活动和阴谋勾当,而从材料上却可以看出,早在十月革命的初期,这些老爷就充当了外国谍报机关的间谍,并进行了阴谋活动,——这难道不奇怪吗?我们怎么会忽视这样严重的事情呢?这个过失应该如何解释呢?人们通常总是这样来回答:我们没有料到这些人竟会堕落到这样卑鄙的地步。可是,这不能算是解释,尤其不能当作辩护的理由,因为我们犯了过失的事实始终是事实。那么这一过失应该如何解释呢?这一过失应当这样来解释:人们低估了我们周围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谍报机关的力量和意义,它们竭力利用人们的弱点,利用人们的虚荣心,利用人们的无气节而把他们网罗到自己的间谍网中,用他们来包围我们苏维埃国家机关。这一过失应当这样来解释:人们低估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和我们国家的侦察机关的作用和意义,低估了这个侦察机关,却胡说什么苏维埃国家的侦察机关是不值一提和无关紧要的东西,胡说什么苏维埃侦察机关也和苏维埃国家本身一样,很快就要被送进古物陈列馆去。

我们的这种低估态度,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呢?

这种态度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某些一般原理还有不完善和不充实的地方而产生的。它所以能够流行起来,是因为我们对国家理论中的一些问题抱着一种不能容许的疏忽态度,虽然我们二十年来的国家活动的实际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进行理论总结的丰富材料,虽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顺利地弥补这个理论上的缺陷。我们忘记了列宁的一个极重要的指示,他认为我们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有义务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于这点,列宁说道: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卷第492页)[4]

例如,我们看一看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论的经典性的公式:

“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弗·恩格斯《反杜林论》1933年党的出版社版第202页)[5]

恩格斯的这个原理是否正确呢?

是的,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在具有下面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条件时才是正确的:(一)如果仅仅从一国内部的发展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而预先撇开国际因素,并且为了便于研究起见,把它看作是一个离开国际环境而孤立存在的国家;或者是(二)如果假定社会主义已经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的包围已经代替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外来侵犯的威胁已不再存在,军队和国家已没有必要加强。

可是,假如社会主义仅仅是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获得了胜利,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撇开国际条件不顾,那又应当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的公式没有给予回答。恩格斯本来就没有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因此他也就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恩格斯是从社会主义已经大致同时地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这个假定出发的。所以,恩格斯在这里研究的并不是某一国的某个具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假定社会主义已在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的条件下的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其公式是:“假定社会主义已在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试问: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发生怎样的变化?”只是因为问题带有这样一般的抽象的性质,所以恩格斯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问题时,完全撇开了象国际条件、国际环境这样的因素。

但是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不能把恩格斯关于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的一般公式,推广运用到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的这种个别的具体的情况,这个国家还受着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受着外来武装侵犯的威胁,因此不能撇开国际环境不顾,它应当拥有训练得很好的军队,组织得很好的惩罚机关和坚强的侦察机关,因而应当拥有自己的十分强有力的国家,以便保护社会主义的成果免受外来的侵犯。

不能要求距今45—55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到每一个别国家在遥远的将来所发生的所有一切历史曲折。如果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每一个别国家在50—100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理论问题都给我们作出现成答案,使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后代可以安然地躺在暖炕上来咀嚼这些现成的答案,那就太可笑了。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要求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局限于背熟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而要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学会经常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存在二十年的经验,最后,并学会根据这个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具体化,使其更加确切和完善。列宁在1917年8月,即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国家成立以前的几个月,写了他那部名著《国家与革命》。列宁认为他这部著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学说,使它不被机会主义者歪曲和庸俗化。列宁本来还打算写《国家与革命》一书的第二部分,以便把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毫无疑问,列宁想在他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里根据苏维埃政权在我国存在的经验,来进一步探讨和发展关于国家的理论。可是,他的逝世使他未能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列宁所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业,应该由他的学生们来完成。

国家是在社会分裂为敌对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家的产生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来控制多数被剥削者。国家政权的工具,主要集中于军队、惩罚机关、侦察机关和监狱。国家的活动表现为两种基本的职能:内部的(主要的)职能是控制多数被剥削者;外部的(非主要的)职能是靠侵略别国领土来扩大本国统治阶级的领土,或者是保护本国的领土不受别国的侵犯。从前的奴隶占有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的情形是这样。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形也是这样。

要推翻资本主义,不仅必须把资产阶级赶下台,不仅必须剥夺资本家,而且还必须完全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打碎它的旧军队、它的官僚机构、它的警察机关,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新的无产阶级国家不能够保存某些根据无产阶级国家需要而改变过的旧国家的职能。尤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式应当始终不变,我们国家的一切原有职能在将来也应当完全保存下去。事实上,由于我国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将来还会发生变化。

列宁说得完全对:

“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393页)[6]

自十月革命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中,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十月革命起到各剥削阶级被消灭为止这一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镇压被推翻了的阶级的反抗,组织国防以抵御武装干涉者的侵犯,恢复工业和农业,准备条件消灭资本主义分子。因此我们的国家在这个时期中实现了两个基本的职能。第一个职能是镇压国内被推翻了的阶级。这一点使我们的国家在外表上和从前的国家很相似,因为从前那些国家的职能也是要镇压不顺从的人,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上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为了多数劳动者的利益来镇压少数剥削者,而从前的国家却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来镇压多数被剥削者。第二个职能是保卫国家以防外来的侵犯。这一点也使我们的国家在外表上和从前的国家很相似,因为从前的国家也用武装保护自己,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原则上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国家反对外来的侵犯是为了保护大多数劳动者的成果,而从前的国家反对外来的侵犯,却是为了保护少数剥削者的财富和特权。这里还有第三个职能,这就是我们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其目的是要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人。不过,这个新的职能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得到重大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从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起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完全胜利和通过新宪法为止这一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全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最后残余,组织文化革命,组织完全现代化的军队来保卫国家。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也因此而改变了。在国内实行武力镇压的职能已经消失了,消亡了,因为剥削制度已被消灭,剥削者已不存在,再没有什么人需要镇压了。代替镇压职能的,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免受盗贼和人民财富盗窃者损害的职能。武装保护国家以防外来侵犯的职能则完全保存着,因此红军、海军以及为缉捕和惩罚外国谍报机关派到我国来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所必需的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也都保存着。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仍然保存着,而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国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和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于我们的军队、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那么它们的矛头已经不是针对国内,而是针对国外去对付外部敌人了。

由此可见,我国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并且按其形式和职能来说是和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不相同的。

但是,发展过程不能就此停止。我们还要前进,向共产主义前进。那么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在共产主义时期也要保存下来呢?

是的,要保存下来,假如那时资本主义的包围尚未消灭,假如那时外来的武装侵犯危险尚未消除的话。同时很明显的是,我们国家的形式,又会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不,不被保存下来而要消亡下去,假如那时资本主义的包围已经消灭,假如那时社会主义的包围已经代替资本主义的包围的话。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情形,就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就是苏维埃知识分子问题。

对这个问题,象对国家问题一样,在我们党内也存在一些模糊见解和糊涂观念。

虽然党对苏维埃知识分子问题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我们党内却依然流行着一种敌视苏维埃知识分子而与党的立场不能相容的观点。大家知道,持有这种不正确观点的人以藐视和鄙弃态度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是一种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力量。的确,知识分子在苏维埃发展时期,无论其成分或状况,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不仅接近人民,而且和人民真诚合作,这是他们与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原则区别。可是,这些同志看来是根本没有考虑这一点的。他们依然弹着老调,错误地用旧的观点和态度来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持这样的观点和态度在从前是有理由的,因为那时知识分子是为地主和资本家服务的。

在从前,在革命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界首先是由有产阶级,即贵族、工业家、商人和富农等出身的人组成的。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也有小市民、小官吏、甚至农民和工人出身的人,可是他们没有而且也不能在其中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当时整个知识界都是由有产阶级供养并为它们服务的。因此,当时我国的革命分子,首先是工人,对知识分子怀着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甚至往往变成一种仇视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固然,旧知识分子中也产生了几个甚至几十个勇敢而革命的人物,他们接受了工人阶级的观点,并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结起来。但是这样的人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毕竟为数太少了,所以他们并不能改变整个知识界的面貌。

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被粉碎以后,特别是在工业化和集体化事业胜利以后,当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确立已创造了实际条件,使国家能够制定和实施新宪法的时候,知识分子的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旧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一部分人,还在十月革命的初期就脱离了其余的知识分子群众而反对苏维埃政权,并实行怠工。这一部分人因此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了。后来,其中保全下来的大多数人都被我国的敌人召募去做暗害分子和间谍,从而自绝于知识分子的队伍。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另一部分人,在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等候“好日子”的到来,但是后来他们看来是不抱什么希望了,这才决定去供职,决定和苏维埃政权和睦相处。现在旧知识分子中的这一类人,大部分都已经年老了,已开始丧失其工作能力。旧知识分子中的第三部分人,主要是比前一部分人的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靠拢人民,拥护苏维埃政权。他们须要补习,而他们也确实在我们的高等学校里进行了补习。但是,与旧知识分子这种分化瓦解的痛苦过程同时进行的,还有新知识分子力量形成、动员和积聚的蓬蓬勃勃的过程。几十万从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出身的年轻人,进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他们毕业后就补充了知识分子的人数减少了的队伍。他们为知识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并用新的方式,用苏维埃的方式使知识界复活起来。他们按照自己的模样彻底改变了知识界的整个面貌。旧知识分子的残余已溶解在新的、苏维埃的、人民的知识分子中了。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人民有密切联系,其中大多数人都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https://www.daowen.com)

结果,我国现在就有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新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它无论在成分方面或社会政治面貌方面,都和旧的资产阶级知识界根本不同。

对于旧的、革命前的、为地主资本家服务的知识分子,完全适用关于知识分子的旧理论,这种理论指出必须不信任他们并与他们进行斗争。现在,这个理论已经过时了,已经不适用于我们的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了。对于新的知识分子必须采用新的理论,这种理论指出必须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对他们采取友好态度,关怀他们,尊重他们,同他们合作。

这看来是很明白的。

尤其使人感到惊讶和奇怪的是,虽然知识分子的状况发生了这一切根本的变化,可是在我们党内竟然还有人企图把那种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旧理论,用来对待我们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对待这个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原来,这些人武断地认为,那些不久前还是按斯达汉诺夫方式在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工作的工人和农民,后来一被送到高等学校里去受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这样说来,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情。我们想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而且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是,照这些奇怪的同志看来,我们的这种计划竟包含着莫大的危险,因为在工人和农民一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以后,他们就有被列入第二等人的危险。也许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会落到颂扬落后、无知、愚昧的地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理论上的错误从来没有使人得到好处,而且也不会使人得到好处。

关于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形就是这样。

在进一步巩固党的方面,我们的任务是:

1.不断地改善党的成分,提高党员的觉悟程度,通过个别挑选的方式,只将那些经过考验的、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接收入党;

2.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从而使它们的领导工作日益实际和具体,日益减少忙于开会和文牍主义的情况;

3.把挑选干部的工作集中起来,关心对干部的培养,细心地考察工作人员的优点和缺点,更大胆地提拔年轻的工作人员,使挑选干部和配备干部的工作适应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

4.把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集中起来,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提高我们干部的理论水平,加强我们干部的政治锻炼。

同志们!我要结束我的总结报告了。

我把我们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所经历的道路作了一番概括的叙述。党和党中央在这个时期内的工作结果,是大家知道的。我们有过缺点和错误。党和党中央并没有隐瞒这些缺点和错误,而是努力加以纠正。我们也有重大的成功和巨大的成绩,但是这些成功和成绩决不应该冲昏我们的头脑。

主要的总结就是我国工人阶级已经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事业的正确性。这就是主要的总结,因为它加强了确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确信工人阶级必然获得最终胜利的信心。

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硬说,人民没有地主和资本家,没有商人和富农是活不下去的。我国工人阶级却用事实证明,人民没有剥削者是能够很好地活下去的。

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硬说,工人阶级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旧制度以后,没有能力建立起新的东西来代替旧的。我国工人阶级却用事实证明,它不仅完全有能力破坏旧的制度,还完全有能力建立起新的、美好的、社会主义的制度,而且是既没有危机又没有失业的制度。

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硬说,农民不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国集体农庄农民却用事实证明,农民是能够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的走狗们所特别力求达到的,主要是想打消工人阶级对本身力量的信心,打消它对自己能够而且必然获得胜利的信心,从而使资本主义奴隶制永远存在下去。因为资产阶级知道,资本主义还没有被推翻、还继续存在着,这并不是由于它本身有什么优点,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自己获得胜利的可能性还没有充分的信心。不能说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毫无成效的。必须承认,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阶级中的走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毒化了工人阶级的心灵,使他们犹疑不决和缺乏信心。假如我国工人阶级的成就、它的斗争和胜利,能够提高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的斗志,坚定它对本身力量的信心、获得胜利的信心,那么我们的党就可以说,它的工作没有白做。可以用不着怀疑,情形一定会是这样。

我们战无不胜的工人阶级万岁!

我们战无不胜的集体农庄农民万岁!

我们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万岁!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岁!

全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万岁!

译自《列宁主义问题》1952年第11版第603—651页

[1]这次代表大会于1939年3月10—21日在莫斯科举行,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第三个五年计划、修改党章、选举修改党纲的委员会和选举党中央机关。——编者注

[2]统计表见第249页。——编者注

[3]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分册第501—521页。——编者注

[4]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3页。——编者注

[5]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321页。——编者注

[6]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00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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