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之仪，字端叔，号姑溪居士，苏门文士之一，有文集七十卷传世。他以词翰著名元祐间，其《姑溪词》在当时及后代都广为流传，尤其是那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至今仍脍炙人口。他的诗文也颇为人们所推崇，如苏轼读其诗后称赞道：“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1]其尺牍亦被苏轼称为“入刀笔三昧”[2]；明毛晋曾编《姑溪题跋》单行；清王士祯也说“其题跋自是胜场”[3]；《四库全书总目·姑溪居士文集提要》称：“今观集中诸诗，虽魄力雄厚不足敌轼，然大抵轩豁磊落，实无郊、岛钩棘艰苦之状。”[4]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重要作家，其身后却非常寥落。没有人为他撰写墓志或行状，史料中有关他的文字也少得可怜：《宋史·李之仪传》仅有112个字；《东都事略·李之仪传》的记载含糊不明，有许多内容需要重新考证。学术界对李之仪也是相当漠视，其文集没有校注本，通行的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才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研究文章相继出现。

一

因史料中关于李之仪的记载不多，其人生轨迹因此显得极为模糊，如他的籍贯、生卒年与及第时间等，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李之仪的籍贯，从宋代至今，有“姑熟”“赵郡”“乐寿”“景城”“沧州无棣”等五种说法。宋王偁《东都事略·李之仪传》云：“李之仪字端叔，姑熟人也。”[5]其依据可能是李之仪晚年居当涂姑熟溪畔，此说显然有误。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云：“《姑溪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朝请大夫赵郡李之仪端叔撰。”[6]所据当为李之仪《天禧寺新建法堂记》《欧阳文忠公集后序》皆自署“赵郡李之仪”。曾枣庄先生考证说：“《直斋书录解题》作赵郡人，此乃郡望。”[7]故“赵郡”说亦误。至于“乐寿”“景城”“沧州无棣”说，《四库全书总目·姑溪居士文集提要》云：“《宋史》称沧州无棣人，而吴芾作《文集》序，乃曰景城人。考《元丰九域志》，熙宁六年省景城入乐寿，则当为乐寿人。史殆因沧州景城郡横海军节度，治平九年，尝由清池徙治无棣，遂误以景城即无棣也。”[8]近代学者多沿袭此说，杨武泉先生考证说：“治平无九年（仅四年），检《元丰九域志》卷二‘沧州景城郡横海军节度’条，乃治平元年，‘元’‘九’形近而讹也。《姑溪居士文集》卷五〇《李氏归葬记》云：‘李氏世葬沧州无棣，自先祖出仕，从于楚州，即卜以葬。’可知之仪祖籍，确为沧州无棣。吴芾序曰景城，或指郡，即沧州。《总目》坐实为景城县，未必为吴序意。李之仪之祖籍，终当从其自述。”[9]

李之仪的生年，目前有三种说法：张仲谋先生认为是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之仪《次韵子瞻追和渊明归去来》当作于1100年夏秋之间。其中有云：‘予行年五十有五，盖知五十四年之非。’由此推知，之仪生于1046年。”[10]王兆鹏先生另持一说，认为李之仪《次韵子瞻追和渊明归去来》作于1101年，这一年“李之仪‘行年五十有五’，其生年自当在仁宗庆历七年（1047）”。[11]曾枣庄先生则说应是庆历八年（1048）：“（之仪）《寄耀州毕九》：‘我初与子未束发，长我一岁今皆翁。’耀州毕九即毕仲游，《毕仲游墓志铭》：‘改秘阁校理、知虢州，未行，知耀州。’又云：‘宣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享年七十五。’宣和三年，即1121年，则毕当生于庆历七年（1047）。毕长李一岁，故李当生于此年。”[12]邓子勉先生亦认同曾枣庄先生的说法，但认为“曾先生在文中未能充分说明”[13]。

李之仪的卒年，史传亦失载，今人说法不一。张仲谋先生认为是宣和七年（1125）[14]。曾枣庄先生没有确切地考证出来，只推测可能是建炎二年（1128）：“李之仪卒年不详，《东都事略·李之仪传》：‘年八十余。’则当卒于此年以后。”[15]邓子勉先生则详细推定为“卒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享年八十”[16]。

李之仪的及第时间，今亦无定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李之仪当为元丰年间（1078—1085）进士；《全宋诗》依据民国《无棣县志》，定为熙宁六年（1073）[17]；张仲谋先生、曾枣庄先生则依据《宋史·李之仪传》将其定为治平四年（1067）[18]。

通过以上学者的考证，李之仪的人生轨迹逐渐清晰明朗起来，但仍有不少模糊未明之处，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二

关于李之仪的交游，杨胜宽、黄永一的《李之仪与苏轼交谊散论》[19]、付嘉豪的《李之仪交游考论》[20]等文有详尽探讨，兹不赘述。下面仅对同李之仪关系较为密切的几位苏门文人进行研究，通过对他们私人交谊与诗文唱和的探究，寻绎李之仪的人生轨迹。

庆历八年（1048）[21]，李之仪出生于楚州山阳（今江苏淮安），十岁时被父亲李颀送进“山阳学宫”读书。张耒在《送李端叔赴定州序》中记载了与李之仪的初次会面：“某为儿童，从先人于山阳学宫，始见端叔为诸生。某虽未有知，意已相亲。”[22]据此可推知二人当相识于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前后。张耒（1053—1114），字文潜，淮阴人，和李之仪算是同乡，还是亲戚：“端叔与予外家通谱，于我舅行也。”[23]但除张耒的这篇序外，有关二人交游的其他文字资料非常少，检阅二人文集，互赠诗文也不多，李之仪作有《和张文潜赠杨姝》（《姑溪居士文集》卷一〇）、《和张文潜喜东坡过岭》（《姑溪居士后集》卷三）二诗，张耒作有《寄李端叔二首》（《张耒集》卷八）与《送李端叔赴定州序》（《张耒集》卷四八）。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李之仪进士及第，时年二十岁，真可谓少年得志，多年后他在《跋沈睿达帖》中仍不无得意地说：“予官四明，与睿达为僚时，才二十余。”（《姑溪居士文集》卷四一）从此便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仕宦生涯。

一、少年意气（1067—1087）

鉴于唐末五代武人专权割据之祸，北宋统治者崇文抑武，改善科举制度，吸引士人投身功名。在这种文官政治的大环境中，李之仪亦不甘心只做一介书生，而想成为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家。由于没有文字记录，他从十岁入“学宫”到进士及第这段时间的生活，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心态无疑应是积极用世的。这点从《回贺新及第》中可以窥见端倪：“才当数面，笔扫千军。早岁飞声，头角已竦于同队；青春射策，文章果中于甲科。”（《姑溪居士文集》卷一三）虽是赞美对方才气，但亦可视为李之仪的“夫子自道”，意气风发之态跃然纸上。

怀着满腔的报国热情，李之仪早年游宦四方，虽仅做过万全县令、权知开封县等一类的地方小官，但这并没有打消他从政的积极性，元丰四年（1081），他主动请缨从军鄜延，入了折可适[24]幕，“元丰中，之仪在鄜延幕下，亲睹诏旨，观先帝所以规画必取之意，可谓深矣”（《折可适墓志铭》，《姑溪居士后集》卷二〇）。李之仪在折可适幕下，颇受知遇，“予辱公知为深”（《折渭州文集序》，《姑溪居士文集》卷三五），后来他屡次自豪地言及在鄜延的生活，如《读渊明诗效其体十首》之四曰：“操檄乌延府，已复十五年。年当三十余，事事随精坚。”（《姑溪居士后集》卷六）《与友人手简》也说：“鄜延之别，三十年矣。”（《姑溪居士后集》卷二六）这段“铁马冰河”的从军经历也为他赢得了一次出使机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一载：“元丰六年（1083）十二月壬申，上批：‘祭奠高丽国使杨景略等奏辟李之仪书状官，闻之仪虽谙达吏方，随器可使，然文章之称，不著士论。缘高丽俗喜文，中夏词格乃彼所视效，宜得问学博洽、用字整秀者乃称兹选。可诏赴中书试拟用书状进呈，吊慰蕃辟官准此。’”[25]李之仪到底有没有成行，由于无相关文字记载，至今还存在争论，但其中却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谙达吏方”，即很有政治头脑，故元祐二年（1087）被从边塞调回京城任枢密院编修官，前途还是很光明的。

二、中年忧患（1087—1101）

当时的北宋政坛，在“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之后，与高度封建集权相伴而生的政治腐败、军事无力和财政困难等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造成了士大夫阶层无休止的党争，且愈演愈烈。如果说王安石变法初期产生的新旧党争还是由于政见不一、立场不同引发的进步与保守观念之争的话，那么，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再度罢相之后，就完全演变成了一种恶劣的权力之争、门户之斗，苏轼所遭受的“乌台诗案”正是如此。残酷的现实让李之仪变得灰心丧气，能给他带来一些慰藉的就是与友人的交游唱和了。元祐三年（1088），苏轼、苏辙、黄庭坚、郑嘉会、陈景元、王钦臣、刘泾、李之仪、蔡肇、张耒、秦观、晁补之、米芾、李伯时、圆通大师等人雅集于驸马王诜在洛阳的西园，当场由李伯时作画，米芾写记，以记其盛会。文章开头写道：“李伯时效唐小李将军为着色，泉石云物，草木花竹，皆妙绝动人。而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不为凡笔也。其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观者为王晋卿，幅巾青衣据方几而凝伫者为丹阳蔡天启，捉椅而视者为李端叔。后有女奴，云鬟翠饰，侍立自然，富贵风韵，乃晋卿之家姬也。”[26]这就是著名的“西园雅集”。

元祐八年（1093），苏轼帅中山（今河北定州），李之仪从辟，那一年他四十六岁。在定州的日子可以说是李之仪一生中最为愜意的时光了，他流连诗酒，作画题咏，将“少年意气”转化成了“花间风情”。王安中在《跋李端叔帖》中说：“端叔从故侯苏公来乡闾，倡酬题记，处处有焉，端叔亦自有苏、李同时之语。”[27]这段生活李之仪多年后仍念念不忘：“开府延辟，多取其气类，故之仪以门生从辟，而蜀人孙子发实相与俱。于是海陵滕兴公、温陵曾仲锡为定倅，五人者每辨色会于公厅，领所事竟，按前所约之地，穷日力，尽欢而罢。或夜，则以晓角动为期。方从容醉笑间，多令官妓随意歌于坐侧，各因其谱，即席赋咏。”（《跋戚氏》，《姑溪居士文集》卷三八）

可惜好景不长，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被贬岭南，五月，李之仪从定州回到京师，继续担任枢密院编修官。此时，李之仪似乎还没被目为“苏轼一党”，直到绍圣四年（1097），他还被任命为原州（今宁夏固原）通判，虽仅为从八品，但“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28]，可见职位还是很重要的。此时已年届半百的李之仪，少年时的满腔豪气已经荡然无存了，在《次韵家室送别》中说：“平生惯草衣，岂堪事戎行。强歌出塞曲，夭矫参龙章。蝇因逸骥速，马为奏瑟昂。尚期骛鼓操，奋力起病床。”（《姑溪居士后集》卷五）可见这次守边让他焦虑不安却又无可奈何。在这种心态底下，他在原州的日子是百无聊赖的，正像他在《读东坡诗》中所描述的那样：“边州守御谢沉机，独喜身闲是道师。狱吏难堪非素料，病怀无计复何辞。空惭南郡三家学，赖有东坡一集诗。永日风埃惟惬睡，到头不比在家时。”（《姑溪居士后集》卷八）

可是这样的生活也未能持久，命运再一次把他推上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一载：“（绍圣四年九月）丁丑，刑部言：‘原州勘到，皇城使、诚州防御使折可适，泾原路进筑，充同统制官，听王文振节制，可适擅遣文思副使曲充作先锋，继领人马追贼，失一百三十三人，获一百六十级。勘官通判、朝请郎李之仪根勘卤莽。都总领通远军蕃兵辛叔献照应折可适等，轻易出寨，致亡失士马。熙河路同统制官苗履增差人骑，致伤折数多。’诏以两经赦宥，可适、叔献特追诸司副使已上官，勒停，候合叙日叙见存官外，更不用叙法。曲充特降两官。李之仪特差替。”[29]由之可知，此案是由折可适擅自派人追敌（当时规定追敌不能超过一百里），致使伤亡一百三十三人引起的，因而他与有关将领被降职。而作为勘官的李之仪，因“根勘卤莽”也受牵连。李之仪这样做并不是因折可适是昔日的上司而徇私，而是因为他比较了解此案的前因后果。原来，折可适派先锋追敌前，曾征得统制官王文振的同意和许可，但待追兵入坑谷迷失道路而损兵折将后，王文振为保全自己先发制人地弹劾折可适，将自己应负的责任推诿得一干二净（此事详见《折公墓志铭》，《姑溪居士后集》卷二〇）。李之仪见其中有冤情，于公于私都是要仗义执言的，便没有按照朝廷的意旨去审讯，因而被认为是“根勘卤莽”。

元符元年（1098），李之仪从原州又回到了京城，任“监内香药库”，但第二年朝廷加大了对元祐党人的打压力度，苏轼及其门人都在劫难逃，李之仪也受到了株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十一载：“（元符二年六月）甲午，权殿中侍御史石豫言：‘监内香药库李之仪，因苏轼知定州日，荐辟管勾机宜文字。之仪既为奸臣心腹之党，岂可更居此职？欲令有司放罢。’从之。”[30]不过，他并没有被外放或贬谪。元符三年（1100），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太后听政，为调和新旧两党的矛盾，元祐党人陆续被赦北归，苏轼、苏辙兄弟亦在其内。时李之仪提举河东常平，住在颍昌（今河南许昌）。当时苏辙之子在颍昌，不久苏辙北归，即以颍昌为家。苏轼北归途中写信给李之仪说：“儿侄辈在治下，频与教督之。”[31]李之仪欣喜万分，多次去信问候，力邀其来颍昌居住，苏轼也同意了：“某本以囊装罄尽，而子由亦久困无余，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几日，不可复作多处。又得子由书，及见教语，尤切至，已决计归许下矣。”[32]但由于蔡京重新掌权，又开始迫害元祐党人，苏轼便决定留在常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33]这一年的秋天，同门师友陈师道远道来访，李之仪欣然提笔写道：“下直来天禄，柴荆故远求。论心日恨短，归路雨无忧。红叶缤纷晚，黄花烂漫秋。会须寻此况，击节再相酬。”（《谢陈无己相访》，《姑溪居士文集》卷八）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李之仪除提举河东常平外，又兼任了“转漕河东”。经历了仕途挫折和生活磨难的考验之后，他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这一年改元的第二天，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去世了。范纯仁病危时，曾口占《遗表》，李之仪作为门生，为之整理成文，即《代范忠宣公遗表》（《姑溪居士文集》卷一三）。撰成后传诵一时，就连徽宗也因范纯仁忠言恳挚，奖誉有加，特谥“忠宣”，并赐墓碑之额曰“世济忠直”[34]。范纯仁去世后，李之仪又作了洋洋万余言的《范忠宣公行状》（《姑溪居士文集》失载，见《范忠宣公集》卷一九至卷二〇），为日后的被贬埋下了祸根。也是在这一年的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因病逝世，这对李之仪无疑又是一记心灵重创。李之仪与苏轼自元丰三年（1080）结交以后[35]，便书信往来不绝，唱酬之作亦有不少：苏轼作有《次韵答李端叔》（《苏轼诗集》卷六）、《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苏轼诗集》卷三十）、《立春日小集呈李端叔》（《苏轼诗集》卷三十六）等6首诗，以及《答李端叔书》（《苏轼文集》第四十九卷）、《答李端叔十首》（《苏轼文集》第五十二卷）等书简。李之仪则作有《次韵东坡沉香石诗》（《姑溪居士文集》卷四）、《次韵东坡还自岭南》（《姑溪居士文集》卷四）、《观东坡集》（《姑溪居士文集》卷五）等29首诗，以及《跋东坡大庾岭所寄诗》（《姑溪居士文集》卷三八）、《跋东坡帖》（《姑溪居士文集》卷三八）、《跋东坡诸公追和渊明归去来引后》（《姑溪居士后集》卷一五）等题跋文15篇。当然，由于二人诗文均有散佚，以上所列远非全部。自定州别后，李之仪一直渴望能再与苏轼相聚，谁知等到的却是苏轼离世的噩耗，悲痛之情可想而知。

三、老年处穷（1102—1112）

崇宁元年（1102）六月，苏辙葬苏轼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李之仪“郊外致奠”（《与赵仲强兄弟》，《姑溪居士文集》卷二五）之后，接到了要他回京的诏书，便匆匆赶往京师。谁知刚一入京门，便被逮进了御史狱。《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载：“（蔡京）及当国，……又谓李之仪所述《纯仁行状》，妄载中使蔡克明传二圣虚伫之意，遂以正平逮之仪、克明同诣御史府。”[36]由于中使蔡克明和范氏子弟能够提供并非矫撰遗表、行状的证据，“狱遂解”。[37]然而一心报复的蔡京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李之仪在《柏台自述》中写道：“谁谓纯诚无感格，会逢公议报私仇。”（《姑溪居士文集》卷九）但可能蔡京根本就没把他当作打击报复的主要对象，再加上家人的上下打点，李之仪被判“羁管太平”。后来他在《上执宰手简》中写道：“壬午岁，闻被召，自颍昌亟来，获见于国门外舟中，蒙问劳甚渥，矜恻相仍。未几，自以罪去，流落江上，十五六年。方其来时，一妻、一女、子与其妇、一孙、并身而六，相继哭之。”（《姑溪居士文集》卷二〇）

就这样李之仪携妻带子来到了当涂。这一年黄庭坚领太平州事，亦至当涂，“七日而罢，又数日乃去”（《跋山谷二词》，《姑溪居士文集》卷三九）。关于李、黄的相识，郑永晓先生考证为“至迟在元丰二年（1079）”[38]。现存二人互赠诗文不多：李之仪作有《次韵黄鲁直晁尧民游马颊归》（《姑溪居士后集》卷五）、《次韵晁尧民黄鲁直苏子瞻同赋丰粲字韵十往返而不倦者》（《姑溪居士后集》卷五）、《次韵鲁直留别》（《姑溪居士后集》卷五）等诗4首，《跋苏黄众贤帖》（《姑溪居士文集》卷三九）、《跋山谷草字》（《姑溪居士文集》卷三九）、《跋山谷所书药方后》（《姑溪居士文集》卷三九）等跋文14篇，《好事近》（《姑溪居士文集》卷四七）等词3首。黄庭坚作有《行行重行行赠别李之仪》（《山谷外集》卷一一）、《别李端叔》（《山谷外集》卷五）、《次韵答李端叔》（《山谷外集》卷一三）诗3首，《与李端叔手简》（《山谷别集》卷一三）1札，《好事近》（《山谷词》）词3首。

这次与好友异乡重逢，无疑给了李之仪莫大的安慰，二人同在当涂花园石洞听名妓杨姝弹《履霜操》，“鲁直有词，因次韵”（《好事近》词序，《姑溪居士文集》卷四七）。但不久黄庭坚就离开了当涂，“六月十七日，罢姑熟，解舡至江口”[39]，遂流寓鄂州（今湖北武昌）。当时李之仪的生活也几乎陷入了绝境，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某到太平四周年，第一年丧子妇；第二年病悴，涉春徂夏，劣然脱死；第三年亡妻，子女相继见舍；第四年初则癣疮被体，已而寒疾为苦。”（《与祝提举无党手简》，《姑溪居士文集》卷二一）尤其是相濡以沫近四十年的妻子的离世，更让他痛不欲生：“老境流落，不图遽遭此酷，永日如梦寐中，夜间则申旦目不得交，力量不充，固深自愧。维是四十年艰苦相依，平时家事取给已不易堪，而有一急难，则委曲经营，不遗余力。情则夫妇，义则朋友，既使之到此地，终不得同归，念念只欲下见。”（《与龚侍郎深之手简》，《姑溪居士文集》卷一八）命运的巨大落差使李之仪心灰意冷，因其家临姑熟溪，便自号“姑溪居士”，埋首书卷，醉心禅学，一心一意做个方外之士。他还置下田产，亲自耕种，“踪迹出入，多在邻邑，或在田亩间”（《与龚平国手简》，《姑溪居士文集》卷二三），希望用努力的劳作来抚平心灵创伤。

四、晚节难守（1113—1128）

正当李之仪安心做“姑溪老农”时，朝廷却又给了他一线从政的希望。崇宁五年（1106），李之仪复了官，并娶当涂名妓杨姝为妻，准备安享晚年。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政和三年（1113），他第三次被贬官。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载，“（政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管勾成都府玉局观李之仪除名勒停”，原因是“与杨姝踰滥及信凭杨姝所生男为己子，增乞岁补”[40]。此事起因，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六载：“适郭功父祥正亦寓郡下，文人相轻，遂成仇敌。郡娼杨姝者，色艺见称于黄山谷诗词中。端叔丧偶无嗣，老益无憀，因遂畜杨于家。已而生子，遇郊禋，受延赏。会蔡元长再相，功父知元长之恶端叔也，乃訹豪民吉生者讼于朝，谓冒以其子受荫，置鞠受诬，又坐削籍。”[41]即他与当涂诗人郭祥正争名，郭便指使人进行诬告。现代学者孔凡礼则说，在郭、李二人关系恶化的问题上，郭祥正的责任确实要大些，但郭并不是一个揭人隐私的小人，“王明清的记载有明显的痕迹表明因为他父亲（王铚）的关系，偏于李之仪一旁”，“失去了平衡和冷静”[42]。但不管怎样，此事给了李之仪很大的打击，作有《延之问及当涂近事云君殆能容忍我不及也胡不迁居于此便治馆因口占为谢》一诗，言及在当涂的近况，充满了委曲求全的无奈：“胯下淹时岂不知，故人疑我似阳痴。一廛固愿授陈相，只恐锋车便见追。”（《姑溪居士文集》卷一〇）如果说前两次贬官仅是让他对仕途绝望的话，那么这次就让他对人性产生了怀疑，甚至对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产生了怀疑。如他在《题柳子厚三戒后》中悲愤地写道：“余读柳子厚《三戒》，未尝不反覆而屡叹，窃谓伦类中岂复有是事，特子厚出奇以为警尔。晚迁江上，遂于衣冠中遍见之，乃知子厚所戒为不诬。初有疑于异类，而今辄见之于人，而又傲然歆艳一隅，方且有临之者，是可骇也，可胜叹邪！虽贤者于祸，可得而逃哉？”（《姑溪居士文集》卷四二）

政和六年（1116），秦观之子秦湛（处度）将其父棺柩从江苏高邮迁葬至无锡惠山旁的蔡龙山[43]，李之仪无法亲往祭奠，便提笔写下《祭秦少游文》（《姑溪居士文集》卷四三）。秦观（1049—1100），江苏高邮人，字少游，又字太虚，号淮海居士。李之仪与秦观于元丰三年（1080）相识[44]，有关他们生前交游的文字，观二人文集，所记甚少：李之仪作有《金山寄怀秦太虚用建除体》（《姑溪居士后集》卷四）、《再登斗野亭路旧韵寄太虚》（《姑溪居士后集》卷五）、《秦太虚出鲁直所寄诗因次其韵》（《姑溪居士后集》卷五）等诗4首，《祭秦少游文》（《姑溪居士文集》卷四六）1篇，《朝中措·望新开湖有怀少游》《采桑子·席上送少游之金陵》词2首。秦观作有《送李端叔从辟中山》（《淮海集》卷四）、《寄李端叔编修》（《淮海集》卷八）、《秋夜病起怀端叔作诗寄之》（《淮海后集》卷二）等诗5首。虽然不多，但从中仍可窥见二人深厚交谊之一斑。如秦观已离世近二十年，而李之仪却“未尝一日忘于胸次也。想像展转，一嚬一笑，拱揖步骤，折旋俯仰，至于眉须肤发已来，历历可数可袭”（《祭秦少游文》，《姑溪居士文集》卷四三），如果没有深厚的交情，断难如此。

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李之仪去世了，留在世间的，只有那首深情款款的《卜算子》（《姑溪居士文集》卷四五）：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李之仪诗、文、词、书、画无所不通，有才华有抱负，可险恶的政治风浪使他仕途坎坷、屡遭贬谪，饱尝世态炎凉和人生忧患。他晚年屡屡向当权宰执投书递简，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些新党中人对自己有过怎样残酷的迫害和打击。这种让正直文人汗颜的做法，为其晚年添上了极为不光彩的一笔，甚至有人把这归结为他身后寥落的原因之一。《姑溪居士文集》的编者、南宋人吴芾为之辩护道：“或谓端叔晚节锐于进取，有所附丽。虽若可疑，然范忠宣公《遗奏》，极于鲠切，诋斥不顾一时。用事者欲置忠宣之子于理，端叔慨然自列，谓实出其手。既而公所为《忠宣行状》复出，由是得罪南迁，废锢终身，曾不少悔。其勇于义若此，讵可以微瑕掩之哉？”[45]故尔，对于李之仪，我们应怀着“与人为善”的态度相待，不能因其晚年的干谒之举而否定其一生及文学创作。相反，重新认识和正确评价他的一生，实事求是地考察造成其人格蜕变的时代原因，亦是全面解读古代知识分子命运时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命题。

三

笺注之难，古来共知，加之李之仪文集历来没有注释校点本，故这项工作基本是在全无依傍的条件下开始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再加上史料的缺失，使李之仪的人生轨迹扑朔迷离，有许多内容需要重新考证。面对这样的复杂情况，要想弄清楚他的生平、籍贯、交游等具体情况，对其行年事迹进行详尽勾勒，可谓荆棘遍布，几无措手处，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概括得清楚的，欲求尽当，实属不易。李之仪出身诗礼簪缨之家，成年后博览群书、涉猎广泛，晚年更是逃禅入道、精研法术，整日沉醉于吟诗作对与琴棋书画，故其诗文中颇多佛道、文艺方面的特殊用语。再加上仕途遭际的坎坷不遇，政治社会环境的风云变幻，使其仕宦南北，人生起伏不定，看尽人情风物，也备尝沧桑炎凉。交游往来的既有苏轼、范纯仁这样的名流显宦，也有许多声名不显、官位不高的方外僧道与乡野人士。这些主客观因素使得其作品中颇多难以明言的隐讳譬喻，呈现出看似平淡实则含意曲致的特点。读之辄感晦涩难解，以致误会其浅显平庸者有之，茫然不晓所谓者有之。因此，笔者认为，在进行注释时，有必要从多层面进行论析阐述，以求得出比较深刻、明晰的认识，从而真正彰显李之仪作品的独特风格。这是本书写作的重点，也是最大的难点，若不能有所发覆与突破，则辑佚、考订、编年便无从谈起，更遑论成郑笺之功了。故惟有增广见闻，以材料说话，方能在援引论列之时减少谬误，在考证笺注之时独具只眼。

本书以《丛书集成初编》本《姑溪居士全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为底本，参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全宋文》本进行研究。据此，《李之仪文集笺注》一书的总体构思是充分利用李之仪的存世作品，并结合相关文献，将其纳入到宋代文学发展流变的体系中，着重文本细读与内涵阐释，把广阔的研究视野与细致的语言纹理紧密结合，从更深广的文化角度，全面展示李之仪的文学成就。因此，首先要“全”，能使读者见到李之仪现存的全部作品；其次要“真”，努力做到在注释时不曲解文意，不过度阐释；再次要“清”，即条理清晰、明白，作品编年要明确，不做无谓猜测与牵强附会之议。

作为2017年教育部立项课题的成果之一，《李之仪文集笺注》的成书过程颇为艰辛，前期准备达十数年之久，可谓穷尽心力才敢冒昧示人。此皆因注释者学识荒浅，见闻不广，故每注一字、一词都非常谨慎。即便如此，书中仍有许多错漏之处，希望学界通人和广大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编者(https://www.daowen.com)

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