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

1.公社社员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警告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是一种硬拚的愚蠢举动。但是，1871年3月，当工人被迫进行决战，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并没有用学究式的言论来非难“不合时宜的”运动，象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诺夫那样。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1月写了一些鼓舞工人农民进行斗争的文章，而在1905年12月以后，却以自由主义的论调大叫其“本来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

然而，马克思不仅是因为公社社员表现了如他所说的“冲天”的英雄主义而欢欣鼓舞。虽然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在这次运动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做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社员的革命经验而做出的。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是1872年6月24日写成的。在这篇序言中，作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接着他们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3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内的话，是两位作者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借用来的。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一点加进《共产党宣言》，作为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正是这个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共产党宣言》的读者，大概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了解这个修改所包含的意思的。我们在下面专论歪曲的那一章里，还要对这种歪曲加以详细说明。现在只须指出，对于我们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流行着一种庸俗的“了解”，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

实际上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1871年4月12日，正当巴黎公社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原文是zerbrechen），“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1901—1902年《新时代》第20年卷第1卷第709页）14。（马克思的《致库格曼书信集》至少有两种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种是由我校订和作序的。[1]）

“摧毁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这几个字，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对国家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简要地表明了。而正是这个教训，不仅被现时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流行的考茨基主义的“解释”完全忘记了，而且被它公然歪曲了！

至于马克思提到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有关地方，我们在前面已经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证的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这在1871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英国还是纯粹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还没有军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官僚制度。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因为当时在英国，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设想有可能而且曾经有可能不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

现在到了1917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种有限制的说法已经不适用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用官僚军事机构来支配一切、镇压一切的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摧毁、破坏“现成的”（1914—1917年间在这两个国家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第二、马克思说破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见解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司徒卢威的信徒，也许会说马克思说这句话是“失言”。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非常贫乏的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这种对立的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二十世纪的革命为例，那末无论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当然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在这两次革命中显然都没有积极地、独立地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进行斗争。反之，1905—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象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时候得到的那些“辉煌”成绩，但这无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的”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都自己站起来了，给整个革命的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设新社会来代替正在破坏的旧社会。

1871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把真正的多数吸引到了运动中来的“人民”的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为自己开辟过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真正人民的革命”时，极严格地估计到了1871年欧洲大陆上多数国家中实际的阶级对比关系，当然他丝毫没有忘记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关于这些特点，他说得很多而且常常说）。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们联合起来，在他们面前提出了消灭“寄生虫”、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它的共同任务。

究竟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

2.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1847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十分抽象，更正确些说，只是指出这个任务，而没有指出解决任务的方法。以“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代替，以“争得民主”来代替，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回答。

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究竟怎样才能组织得同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主”这点相适应，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曾对公社的经验（尽管经验很少）作过极仔细的分析。现在我们把该书中最重要的地方摘录下来：

起源于中世纪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在十九世纪发展起来了。随着资本和劳动之间阶级对抗的发展，“国家政权也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社会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第二帝国把这种情况固定下来了。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公社正是”“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一定的”形式是怎样的呢？公社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现在一切自命为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纲领中都有这个要求。但是它们的纲领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行径中看得最清楚，实际上他们恰巧在2月27日革命以后就已经拒绝实现这个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一向作为国家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公开选出，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15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一次大更替，即用一些根本不同的机构来代替另一些机构。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实际例子：实行得象一般所能想象的那样极其完全极其彻底的民主由资产阶级民主变成了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变成了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已经是居民中的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同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的情形完全相反。既然人民大多数亲自镇压压迫自己的人，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人民的多数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特殊机构（特权官吏、常备军长官），自己来直接进行这些工作，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人民的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把这一点看做已经过时的“幼稚的东西”，“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徒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把带有革命民主精神的原始基督教看做“幼稚的东西”而“忘记了”它一样。

降低国家高级官吏的薪金，看来“不过”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制度的要求。现代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资产阶级那种嘲笑“原始”的民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及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人民和全体人民行使国家职能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绝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填表、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行使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工人的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残余铲除干净。

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低到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所有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完全可以把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同时也就会成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社会的国家改造，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的措施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的措施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

马克思写道：“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

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上升”，能够“出头”（从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即变成富人，资产者，或者是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权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农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绝大多数农民是受政府压迫的，是渴望推翻这个政府和渴望“廉价”政府的。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实现了这一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

3.议会制的消灭

马克思写道：“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

……“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

由于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这个在1871年对议会制提出的卓越批评，现在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被人忘记的言论”了。以部长和议员为职业的人们，现今的无产阶级叛徒和“专讲实利的”社会主义者，把批评议会制的事情完全让给无政府主义者去做，而根据这一理由又振振有词地宣布，对议会制的任何批评都是“无政府主义”！！难怪“先进的”议会制国家的无产阶级一看到谢德曼、大卫、列金、桑巴、列诺得尔、韩德逊、王德威尔得、斯陶宁格、布兰亭、比索拉蒂之流的“社会主义者”，就产生一种恶感，而日益同情无政府工团主义，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机会主义的同胞兄弟。(https://www.daowen.com)

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象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样，把革命的辩证法看做是一种时髦的空谈或动听的词藻。马克思善于无情地摈弃无政府主义，因为它甚至不会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这个“畜圈”，特别是在显然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时候，但同时马克思又善于给议会制一种真正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批评。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

但是，如果提出国家问题，如果把议会制看成国家的一种制度，那末就无产阶级在这方面的任务来说，摆脱议会制的出路何在呢？怎样才可以不要议会制呢？

我们不得不一再指出，马克思从研究公社中得出的教训竟被忘得这样干净，以致对议会制的批评，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或反动的批评以外，任何其他的批评都简直为现代的“社会民主党人”（请读作现代的社会主义叛徒）所不理解了。

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废除代议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议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机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构”。

“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这正好打中了现代的议员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哈巴狗”的要害！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甚至在俄国这个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在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真正的议会以前，议会制的所有这些弊病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腐朽的市侩英雄们，如斯柯别列夫和策烈铁里之流，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竟把苏维埃糟蹋成最卑鄙的资产阶级议会的样子，把它变成了清谈馆。在苏维埃里，“社会主义的”部长先生们用空谈和决议来愚弄轻信的农民。在政府里，则不断更换角色，一方面为的是依次让更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尝尝高官厚禄的“甜头”，另一方面为的是“转移”人民的“视线”。而“国家”工作却在官厅和司令部里“作”！

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不久以前在一篇社论中，用“大家”都以政治卖淫为业的“好社会”中的人物的无比坦率的口吻自供说，甚至在“社会主义者”（请原谅我用这个名词！）主管的各部中，整个官吏机构实际上原封未动，照旧行使着职权，十分“自由地”对革命的创举实行怠工！即使没有这个自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政府的实际历史不也证明了这一点吗？这里值得注意的只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呆在政府官场里的切尔诺夫、鲁萨诺夫、晋集诺夫之流以及《人民事业报》的其他编辑先生，是这样的不知羞耻，竟在公众面前象谈小事情一样满不在乎地说，在“他们的”各部中一切照旧！！革命民主的词句是用来愚弄乡下人的，官僚主义官厅的拖拉作风则是为了博得资本家的“欢心”，这就是“真诚的”联合政府的实质。

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结果，亲自对选民负责。代议机构仍然存在，然而作为特殊制度的议会制，作为立法和行政的分工以及议员们享有特权的议会制，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但是，如果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不是空谈，如果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愿望是我们真正的和真诚的愿望，而不是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谢德曼、列金、桑巴、王德威尔得之流的那种骗取工人选票的“竞选”词句，那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不要议会制。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谈到既为公社需要、又为无产阶级民主需要的那种官吏机构的职能时，他拿“任何一个工厂主”雇用的人员来加以比较，即拿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的普通资本主义企业来加以比较。

马克思丝毫没有陷入空想主义，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竭力从这个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他向公社“学习”，正象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压迫阶级的伟大运动的经验学习一样，从来不对运动作学究式的“训诫”（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本来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或策烈铁里所说的“阶级应当自己约束自己”）。

一下子彻底消灭各地的官吏机构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消灭一切官吏机构，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机关的职能简化了，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长官职能”，把全部问题归结为无产者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以全社会名义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决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机关和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实际上这种幻想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下去，直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们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人们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发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产，将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将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委托的工作人员，使他们成为负有责任的、可以撤换的而且是领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具有各种水平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位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邮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范例。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邮政是按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式组成的一种经济。帝国主义逐渐把所有托拉斯都变为这种类型的组织。这里压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饥挨饿的“粗笨的”劳动者头上的仍然是那个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但是社会性的管理机构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推翻资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铁拳粉碎这些剥削者的反抗，摧毁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们就会有一个排除了“寄生虫”而拥有高度技术设备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经联合起来的工人亲自使用，雇用一些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付给所有这些人的工资，也象付给所有“国家”官吏的工资一样，将相当于工人的工资。这就是对一切托拉斯的具体、实际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务，这样做会使劳动者免除剥削，并估计到了已经由公社实际开始了的试验（特别是在国家建设方面）。

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象邮政一样，使技术人员、监工、会计以及所有公职人员所领的薪金不超过“工人的工资”，使他们受武装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才能消灭议会制而保留代议机构，这样才能使劳动阶级的这些机构免除资产阶级的糟蹋。

4.组织民族的统一

……“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巴黎“全国代表会议”也应当由各公社选举出来。

……“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废除（断言应该废除是有意的捏造），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

……“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消灭，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民族的统一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

叛徒伯恩施坦所著的遗臭万年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是多么不了解，或者更正确些说，是多么不愿意了解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伯恩施坦正是在谈到马克思的上述这些话时写道：这个纲领“就其政治内容来说，在一切要点上都十分类似蒲鲁东主张的联邦制……尽管马克思和‘小资产者’蒲鲁东（伯恩施坦把“小资产者”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内应该是表示讽刺）之间有其他种种分歧，可是在这些要点上，他们的思维过程是再接近不过的”。伯恩施坦接着又说：自然，地方自治机关的作用在增长，但是，“我怀疑民主的第一个任务未必就象马克思和蒲鲁东所想象的那样是废除（Auflösung——直译是解体、融解）现代国家和完全改变（Umwandlung——变革）其组织（由各省或各州的会议选出代表组织全国会议，而各省或各州的会议则由各公社选出代表组成），好象这样一来，全国代表机关的整个旧形式就会完全消失”（伯恩施坦：《前提》1899年德文版第134页和136页）。

把马克思关于“消灭国家政权——寄生虫”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联邦制混为一谈，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机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想到，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要建立同集中制对立的联邦制，而是要打碎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里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机会主义者所想到的，只是在自己周围、在庸俗的市侩人物中和停滞的“改良主义”环境中看到的东西，即只是看到了“地方自治机关”！至于无产阶级革命，机会主义者连想都没有想过。

这是很可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竟没有人同伯恩施坦进行过争论。许多人都曾驳斥过伯恩施坦，特别是俄国著作界的普列汉诺夫和欧洲著作界的考茨基，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没有谈到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这一歪曲。

机会主义者不会革命地思考和不会思考革命到了这种程度，竟把“联邦制”强加在马克思头上，把他同无政府主义的始祖蒲鲁东混为一谈。而想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想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却对此默不作声！这就是考茨基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极端庸俗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的根源之一，关于这种庸俗的观点，我们以后还要讲到。

在上述的马克思关于公社经验的论述中根本没有一点联邦制的痕迹。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看不到的；而马克思和蒲鲁东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施坦认为相同的。

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两人都主张“打碎”现代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不管是蒲鲁东或巴枯宁）这一相同的地方，无论机会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都不愿意看见，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同蒲鲁东和巴枯宁不同的地方，恰巧就在联邦制问题上（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了）。联邦制在原则上是从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产生的。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在他上述的那段论述中，丝毫也没有离开集中制。只有对国家充满市侩“迷信”的人们，才会把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组织在公社内，把所有公社的行动统一起来打击资本，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铁路、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财产交给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吗？难道这不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吗？

伯恩施坦根本没有想到可能有自愿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可能使无产阶级的公社在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事业中自愿溶合在一起。伯恩施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样，以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

马克思似乎预料到会有人歪曲他的这些观点，所以故意着重指出，如果非难公社要取消民族的统一、废除中央政权，那就是有意的捏造。马克思故意使用“组织民族的统一”这种说法，以便提出同资产阶级的即军队的、官吏的集中制相对立的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

但是……不愿意听的人比聋子还要聋。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正是不愿意听消灭国家政权、铲除寄生虫这样的话。

5.消灭寄生虫——国家

我们已经引用了马克思有关这个问题的言论，现在再引几段。

马克思写道：……“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新的机构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bricht——打碎）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中世纪公社的复活……是……许多小邦的联盟（孟德斯鸠，吉伦特派）……是反对过分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

……“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

……“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经成为废物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

“消灭国家政权”这个“寄生赘瘤”，“铲除”它，“破坏”它；“国家政权现在已经成为废物”，——马克思在评价和分析公社的经验时，关于国家就是这样谈的。

所有这些都是在大约半世纪以前写的，现在必须把这些话发掘出来，使广大群众能够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马克思观察了他经历的最后一次大革命之后做出的结论，恰巧在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时代到来的时候被人忘记了。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它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

空想主义者从事于“发现”可以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政治形式。无政府主义者根本避而不谈政治形式的问题。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则把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国家的政治形式当作不可逾越的极限，对着这个“典范”磕头磕得头破血流，宣布摧毁这种政治形式的任何意图都是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失；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去发现这个未来的政治形式。他只是确切地考察了法国历史，对它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按1851年事变所应得出的结论：问题在于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当无产阶级群众革命运动爆发的时候，马克思就来研究这个运动究竟发现了怎样的形式，虽然这个运动遭到了挫折，虽然这个运动为期很短而且有显著的弱点。

公社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

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我们往下就会看到，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在另一个环境和另一种条件下继续着公社的事业，证实着马克思这种天才的历史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