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地方官制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1]中国古代就是如此。中国古代最早的地方行政区域称为州,一般传说都说是禹或者舜的时候分九州或者十二州,这也刚好是我国古代国家开始形成的时候。与这种按地区划分居民的同时,就有公共权力及其代表——地方官的设立,在中国古代的记载中也有这样的说明,如《墨子·尚同篇》说:
“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同已)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辨,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
下面还有“里长者,里之仁人也”、“乡长者,乡之仁人也”等记载,这些诸侯国君、政长以及里长、乡长等等,就是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吏。由此可见,国家之所以要按照居住地组织居民,所谓“画分万国”,设置乡、里,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也就是《墨子》中所说的“乡治”、“国治”、“天下治”,如《尚同篇》所说:
“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则乡何说以乱哉!察乡之所治者何也?乡长唯能一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
乡长、国君之“发政”也是如此。总之,地方官吏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这一点,统治者是有明确认识的,《汉书·循吏传》记载:
“(汉宣帝)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师古曰:谓郡守、诸侯相)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
以上是从统治者方面来看的。从被统治者方面看,地方官比中央官有更直接的关系。我国古代常把州县官吏称为“父母官”,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如汉代召信臣、杜诗先后为南阳太守,“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2]又如王尊“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属县曰:令、长、丞、尉,奉法守城,为民父母……”[3]。越是地方基层官吏,与人民关系越是直接,所以东汉左雄说是“乡部亲民之吏”[4],甚至于还有“民但闻啬夫,不闻郡县”[5]的说法。
地方官吏如此重要,可是历代讲官制,地方官都讲得很少,如果说郡县官还多少有些记载的话,郡县以下几乎是一笔带过的,《汉书·百官公卿表》就仅有一段概述: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盗贼。”
以后许多记载,往往就只照抄这一段文字了事。实际上这个概述是很粗略的,许多问题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考释和整理。
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笼统地说叫郡县制,它奠定了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基础。但具体地说,既有其形成过程,也有许多具体的变化。永瑢《历代职官表》卷五十三写道:
“秦罢诸侯,分置郡县,为后世府州县之所自始。然郡之为名,实不始于秦时。考《释名》云:郡,聚也,人所群居也。《说文》云: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四县,县有四郡(原注:《周书·作雒篇》:千里百县,县有四郡)。郡小县大,故《春秋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监天下之县,则郡大县小,《秦纪》魏纳上郡十五县是也。是则自古即有列郡之名,特秦改置之在诸县之上。而魏纳上郡,又在秦未置郡之前,盖秦亦第因列国迁移之旧,而为之制耳。《史记·秦本纪》:惠王十三年,置汉中郡,此为秦置郡之始。其后分为三十六郡,而《史记》、《汉书》所记又有楚郡、郯郡、东阳、河间等郡。盖天下既定,制为三十六郡,而其初暂置及后所增设,当亦不为定制也。守、丞以下诸官,则自汉以来,多相承不改云。”
以上这一概述简明扼要,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设立郡县以及以郡统县这种制度,不是从秦开始的,当然更不是秦统一以后才开始的。这一点早已有人多次指出。王国维的《秦郡考》更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他指出:
“二十六年前之郡,明见于《史记》者共二十有七,……《汉志》之秦郡中除与《史记》复出外,求其真为二十六年前所有之郡,又得九郡以益《史记》之二十七郡,共为三十六郡。《史记》于始皇二十六年大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即谓是也。”(https://www.daowen.com)
并且认为秦一代之郡数,当为四十八郡:
“秦以水德王,故数以六为纪。二十六年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三十六者,六之自乘数也。次当增置燕齐六郡为四十二郡,四十二者,六之七倍也。至三十三年南置南海、桂林、象郡,北置九原,其于六数不足者二,则又于内地分置陈、东海二郡,共为四十八郡,四十八者,六之八倍也。秦制然也。”[6]
王国维辨正了《汉书·地理志》的疏误。在四十八郡中,有一些是原六国置的,如赵国的代郡、雁门郡、云中郡,魏国的上郡、河东郡,韩国的上党郡、三川郡,燕国的渔阳、上谷、辽东、辽西等郡,楚国的黔中郡等等。有一些则利用了原六国的基础,或在范围上加以调整,或者命以新的郡名,四十八郡大多数如此,特别是原楚境内许多郡县的设立是如此,完全由秦新设立的郡县,如灭巴国、蜀国设立巴郡、蜀郡,这样的新郡并不多。所以,关于秦郡的名称,《汉官仪》写道:
“秦用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林,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源,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有金;酒泉,泉味如酒(或作:酒泉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曰酒泉);豫章,章树生庭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令诸侯,大计东冶之山,会稽是也。”
关于郡的名和实的这些记载,都能够说明,郡县制的形成,是和秦统一有着密切联系的。
两汉地方官制和秦又有不同。秦实行郡县制,两汉则郡国并行,不过仍以郡县制为主。西汉初期,王国和侯国曾一度成为郡县以外的独立势力,甚至和中央分庭抗礼。其后经文、景、武三世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斗争,王国和侯国的势力逐渐削弱。下迄东汉,虽然在形式上还保留王国,但实际已与郡同,至于侯国,也不过寄食于所在县而已。
秦汉时期地方上还有中央派出的监察官,由监御史而刺史而州牧,不仅名称上有所改变,而其实质也由监察官而渐变为地方行政长官。州由监察区域也随之变为行政区域,这样,地方政府又由郡县两级制变成州、郡、县三级制了。此外,司隶校尉虽为京师监察官,但同时又领一州,监察七郡,性质与刺史相似,故一并叙于本编之内。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一六六——一六七页。
[2]《后汉书·杜诗传》。
[3]《汉书·王尊传》。
[4]《后汉书·左雄传》。
[5]《后汉书·爰延传》。
[6]《观堂集林》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