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法对王国的限制
汉初分封诸王时,对于王国已有立法限制。如淮南厉王长“擅为法令,不用汉法”[13]。晁错“又言宜削诸侯及法令可定者,书凡三十篇”[14],惜此法未能留传于世。今据有关史籍中可考见者,分述于后:
(一)诸侯王不得窃用天子仪制
《汉书·淮南王传》,厉王“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丞相张苍、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与宗正、廷尉杂奏: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拟天子。”按:警跸、称制以及戴黄屋,均为天子仪制,诸侯王窃用,即为僭越违法。
(二)诸侯王置吏需依汉制
汉初王国二千石官,均由中央代置;二千石以下官,始由王国自置。齐悼惠王、淮南厉王、梁孝王请自置二千石,是少数例外,而且必须经过天子特许。景帝以后,定制四百石以上官吏均由中央派遣,王国仅得自置四百石以下官。《汉书·衡山王传》注引如淳曰:“《汉仪注》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国中。”有时甚至还限制在二百石以下,天子“为置吏二百石以上”。违者即以不法论。
(三)诸侯王无虎符不得擅自发兵
《汉书·荆燕吴传》,“将军(弓高侯颓当)曰:王(胶西王卬)苟以(晁)错为不善,何不以闻?及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以此观之,意非徒欲诛错也。”又同书《高五王传》,齐王“阴谋发兵。齐相召平闻之,乃发兵入卫王宫。魏勃绐平曰: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可见诸侯王无汉天子虎符,即不得擅自发兵。
(四)诸侯王不得在国内私自煮盐冶铸
《汉书·荆燕吴传》载晁错所举吴王的罪名为:“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晁错传》载景帝所举吴王的罪名,也是“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山海之利,本属天子所有,吴王私自铸钱煮盐,自然是非法的;而吴王因有山海之利,以故无赋,国用饶足,并据此发动叛乱,更为汉朝中央所忌。故七国之乱平定后,“名山陂海,咸纳于汉”[15]。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得专擅山海之利。这是从经济上对诸侯王的限制。如果有人违犯这一禁令,就要受到严厉处罚。如《汉书·终军传》载:“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风俗。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御史大夫张汤劾偃矫制大害,法至死。”这说明诸侯王没有天子的诏令,不得在国内私自煮盐铸铁。徐偃假传天子诏令,破坏禁限,结果是被处以死刑。
(五)诸侯王不得擅爵人、赦死罪
《汉书·贾谊传》:“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汉法令非行也。”是爵人、赦死罪,均为天子权限,诸侯王则无此权力。
(六)诸侯王不得收纳亡人,藏匿亡命
《汉书·淮南王传》载薄昭与厉王书:“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又《荆燕吴传》,吴王“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燕刺王旦传》,旦“后坐藏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皆为收纳亡命有罪的例证。
(七)诸侯王当定期入朝
汉承秦制,以十月为岁首,故汉初诸侯王入朝,率以冬十月。《汉书·高帝纪》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朝未央宫”。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齐王、长沙王来朝”。汉武帝太初改历以后,以正月为岁首,诸侯王入朝,始改为正月。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褚少孙曰:“诸侯王朝见天子,汉法凡当四见耳。始到,入少见;到正月朔旦,奉皮荐璧玉贺正月,法见;后三日,为王置酒,赐金钱财物;后二日,复入少见,辞去。”此为“春朝”。此外,还有“秋请”。《汉书·荆燕吴传》注引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请。”春朝,诸侯王必须自行;秋请,则可使人代替。如“吴王濞使人为秋请”。但吴王濞自恃权势,不仅使人代为秋请,甚至连春朝也不自行,故晁错对景帝说:“(吴王)诈称疾不朝,于古法当诛。”[16]可见诸侯王如不按时入朝,即当死罪。
诸侯王入朝,不得稽留京师,凡留长安还过二十日,过期即为非法。《梁孝王传》:“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既朝,上疏,因留。”又“三十五年冬,复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许”。可见诸侯王入朝,欲久留京师,必须提出申请,经皇帝许可,始能留居,否则即为非法。
诸侯王朝请时,对天子要有三种贡献:一种是献费。《高帝纪》十一年诏:“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献费是根据王国户口数而定。制与郡同,是郡国从征收的算赋(人岁百二十钱)中提交中央的那一部分人口税。一种是聘币,这是诸侯王私人对天子的贡礼。贡礼原来是用苍璧,武帝改为以皮币荐璧,苍璧不过值数千,而皮币则值四十万,从数千一下子猛增至四十万,实际上也是汉中央从经济上削弱诸侯王的一种措施。一种是酎金。《后汉书·礼仪志》注引丁孚《汉仪》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诸侯助祭贡金。”《汉律金布令》曰:“诸侯各以民口数,率千口奉金四两奇,不满千口至五百口亦四两,皆会酬,少府受。”又,《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注引服虔曰:“因八月献酎,祭宗庙时,使诸侯各献金来助祭也。”如淳曰:“《汉仪注》诸侯五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
(八)诸侯王不得与外戚家私自交往
《汉书·文三王传》:“元始中,(梁王)立坐与平帝外家中山卫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废立为庶人。”
(九)诸侯王不得与其他诸王私自会晤
《汉书·荆燕吴传》,应高“归报吴王,(吴王)犹恐其不果,乃身自为使者,至胶西,面约之”。师古注:“潜行而去也。”吴王与胶西王会晤,不敢公开身分,可知当时有法令的限制。
(十)诸侯王不得私自出境
《汉书·宣元六王传》,谏大夫王骏谕指淮阳王钦曰:“王幸受诏策,通经术,知诸侯名誉不当出境。”
(十一)诸侯王不得对朝廷大臣私行赏赐(https://www.daowen.com)
《汉书·李广传》:“吴楚反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周)亚夫战昌邑下,显名。以梁王授广将军印故,还,赏不行。”又《灌夫传》:“夫亦持蚡阴事,为奸利,受淮南王金与语言。”[17]可见诸侯王对朝廷大臣私行赏赐是不合法的。又《汉官仪》记有推荐博士举状,其中有一条“世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这里把王侯赏赐与妖恶交通视为同科,家族中有人一旦得了王侯的私自赏赐,便失掉了博士候补的资格。
另外,诸侯王私行不检,更要受到汉法的严厉制裁,或削地,或夺爵,甚至诛死。见《汉书·高五王传》、《荆燕吴传》、《文三王传》等,此例甚多,不备举。
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汉中央政府除直接剥夺诸侯王的政治权力与减省王国宫属外,又作左官之律,设阿党、附益之法,进一步从经济上、政治上对诸侯王加以限制:
(一)左官律
关于左官律,因史无详文,故后人言各有殊。《汉书·诸侯王表序》注引服虔说:“仕于诸侯为左官,绝不得使仕于王侯(当作朝)也。”此言左宫为一种惩罚,使诸侯王官不得仕于朝廷,以绝其仕宦显达之路。又引应劭说:“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官也。”此言仕于诸侯,其官位不如仕于天子为尊。师古主应劭之说,谓“左官犹左道也,皆僻左不正,应说是也。汉时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为尊,故谓降秩为左迁,仕诸侯为左官也”。师古认为左官如同左道,即仕于诸侯为不正当的出身;汉人称降秩为左迁,仕诸侯为左官,左官与左迁都含有贬低的意思。按以上诸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所本。如《汉书·周昌传》载,高祖欲使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王相,“昌泣曰:‘臣初起从陛下,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然吾私忧赵,念非公无可者。公不得已强行。’于是徙御史大夫昌为赵相。”按御史大夫在中央为副丞相,与丞相比,其地位当然偏低;但和王国相比,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则秩位又较高。周昌以御史大夫为赵国相,实际上是降了级,故刘邦说是“左迁”。可见同类官,在诸侯王国远不如在中央为尊,已甚为明显。这虽然是汉初情形,但七国乱后,汉朝中央为了从政治上削弱诸侯王的权势,降低其政治地位,又把它制为律令,这是有可能的。故应劭与师古之说,不无道理。至于服虔之说,也有所本,如《汉书·龚胜传》:
“胜(楚人)为郡吏,三举孝廉,以王国人不得宿卫。”
又《彭宣传》云:
“彭宣(原为东平太傅)……入为右扶风,迁廷尉,以王国人出为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汉制,王国人不得在(当作仕〕京师)。数年,复入为大司农、光禄勋、右将军。哀帝即位,徙为左将军。岁余,上欲令丁、傅处爪牙官,乃策宣曰:‘有司数奏言诸侯国人不得宿卫,将军不宜典兵马,处大位……其上左将军印绶,以关内侯归家。’”
诸侯国人不得宿卫,又不得仕于朝廷,与服虔之说相合。可见做了诸侯王的官等于因犯罪被谪遣,故《汉书·王吉传》称“吉坐昌邑王被刑后,戒子孙勿为王国吏。”但亦有例外,如元帝时韦玄成以淮阳中尉累迁至汉丞相[18]。张禹原为东平内史,成帝时拜为光禄大夫给事中领尚书事[19]。可见左官之律亦未严格执行。大概自景帝以后,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王国官属既同为天子所置,应一视同仁。又自武帝以后,诸侯王国势力日趋衰微,不足为患,故左官之律亦逐渐变成具文。上引彭宣事例,不过是哀帝欲令丁、傅用事的借口而已。
(二)阿党法
《汉书·诸侯王表序》张晏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又《高五王传赞》引张宴注:“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按傅、相职在辅王,如王有罪,不举则坐法。汉初即有此制,并非自景帝而后始。但汉初虽有此制,由于诸侯王有除吏之权,阿附之势在所难免,故景帝以后,又重申阿党之法,制为律令,以便加强对王国的控制。而王国官吏执行汉法,亦奉命唯谨,宁严勿宽。《中山靖王胜传》:“今或无罪,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证其君,多自以侵冤。”如果王国官属知情不举,即为阿党,要受到朝廷的严厉制裁。《王吉传》:“昌邑群臣坐在国时不举奏王罪过,令汉朝不闻知,又不能辅道,陷王大恶,皆下狱诛。”可见汉朝执行阿党法是十分严厉的。
(三)附益法
《汉书·诸侯王表序》注引张晏曰:“律,郑氏说,封诸侯过限曰附益。”师古则曰:“附益者,盖取孔子云‘求也为之聚
而附益之’之义也。皆背正法而厚于私家也。”一主封土过限,一主背法厚王,其说各异。考汉朝对诸侯王封地多少,因亲疏有别,并无定制;而且经过景帝削藩以及武帝实行推恩令,诸侯王封土过限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无同时再行他法的必要,故张晏之说,似为曲解。至于师古之说,与当时情形尚合。七国之乱,吴王为首,其罪名即为煮盐铸钱。汉朝为了从经济上限制诸侯王的势力,特设附益之法,使各级官吏不敢背法厚私,为王聚
。如前引御史大夫张汤劾博士徐偃矫诏使胶东、鲁国煮盐铸铁,法至死。这个“法”,当即附益之法。
此外,汉朝中央为了便于对诸侯王实行监督和管制,还允许各级官吏和王国臣民可以举奏诸侯王不法。《汉书·淮阳宪王钦传》:
“丞相、御史复劾:‘钦前与博(宪王母舅张博)相遗私书,指意非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过而复称引,自以为直,失藩臣礼,不敬。’”
又《赵敬肃王彭祖传》:
“大鸿胪禹奏:‘(王)元前以刃贼杀奴婢,子男杀谒者,为刺史所举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迫胁自杀者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义,诛君之子,不宜立。元虽未伏诛,不宜立嗣。’奏可。国除。”
以上为朝廷大臣可以举奏诸侯王的事例。
《高五王传》,青州刺史奏齐思王终古乱行,终古因而被削四县。《文三王传》,冀州刺史奏清河刚王年与女弟子私通,年因被废为庶人。此为州刺史可以举奏诸侯王不法的事例。如王有反状,还可以依法逮捕。如《武五子传》,燕王旦与宗室中山哀王子刘长、齐孝王孙刘泽等有反谋,“会瓶侯刘成知泽等谋,告之青州刺史隽不疑,不疑收捕泽以闻。”
《荆燕吴传》,燕王“定国有所欲诛杀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国。定国使谒者以它法劾捕格杀郢人灭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复上书具言定国事。下公卿,皆议曰:‘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道,当诛。’上许之”。《文三王传》:“济东王彭离立二十九年。彭离骄悍,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杀子上书告言,有司请诛,武帝弗忍,废为庶人。”可见王国属官及国中人民亦可举奏诸侯王不法。
综合上述,汉初王国虽然与中央分立,有时甚至造成尾大不掉之势;但经过文、景、武诸帝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措施,王国的势力已大大削弱,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实与郡同。而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势与富室无异,贫者或乘牛车。东汉初仍本西汉武帝削弱诸侯王的精神,遵而未改。《后汉书·北海靖王兴传》有一段记事,可以完全说明当时诸侯王的处境:
“(兴)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睦少好学,博通书传,光武爱之,数被延纳。显宗之在东宫,尤见幸侍,入侍讽诵,出则执辔。中兴初,禁罔尚阔,而睦性谦恭好士,千里交结,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门,由是声价益广。永平中,法宪颇峻,睦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然性好读书,常为爱玩。岁终,遣中大夫奉璧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虽蝼蚁,敢不以实?’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
北海王刘睦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屈身自污,亦可见明帝对诸侯王防范之一斑。明帝以后,诸侯王仅有封爵之名,而无封土之实,王侯的地位,每况愈下,已毫无能力与中央对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