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赀、卖官及其他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五节 纳赀、卖官及其他

以资财得官,也是秦汉时期选官与入仕的一条途径。秦的情况不可详考,只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一条记载可以提供一点线索:

“(始皇四年)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

这里说的是卖爵,然而,有了爵就有了做官的可能。汉初,也有这种卖爵的记载:

“文帝从(晁)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170]

以资财得官,文景之时已有明确记载,如:

“(张释之)以貲为骑郎,事文帝。”[171]

“(司马相如)以貲为郎,事孝景帝。”[172]

“(黄霸)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坐同产有罪劾免。后复入谷沈黎郡,补左冯翔二百石卒史。”[173]

纳貲补官,西汉时以武帝一朝为最滥。《西汉会要》卷四十五《鬻官》条集其事云:

“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选举陵迟,廉耻相冒,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后府库益虚,乃募民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其后四年(元朔五年,《汉书·武帝纪》作元朔六年)置赏官命曰武功爵,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元狩四年)除故盐铁官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元鼎二年)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元鼎三年)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召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https://www.daowen.com)

按纳貲为官,虽为选官与入仕之一途,但最初并不为人所重视,只不过借此谋得一种冗散的位置或较低的吏职,以为升迁的阶梯而已。如张释之以貲为郎,十年不得调,无所知名,至欲自免归。黄霸以入财为官,左冯翔不署右职(师古曰:右职,高职也)。这就是说,以资财为官,是被人瞧不起的。此亦可见当时仕途风气之斑。所以西汉一代除了武帝时因连年战争财政困难而不得不采取入物补官的临时应急措施之外,选官尚未过滥。这时以纳资取官和东汉末公开卖官在程度上还有很大区别。

东汉前期,由于统治者重视整饬吏治,提倡气节,公开卖官的事例尚不多见。至桓帝延熹四年始公开计金卖官,“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174]灵帝时更是把卖官钱作为重要的私人财政收入。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175]

灵帝时卖官之滥是空前的,但是在当时也遭到不少正直之士的反对和抵制。下面几个事例可以说明这种情况。

“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先是段颎、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以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崔)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傍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妹(美)邪!’烈于是声誉衰减。久之不自安,从容问其子钧曰:‘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钧曰:‘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位,天下失望。’烈曰:‘何为然也?’钧曰:‘论者嫌其铜臭。’”[176]

“灵帝欲以(羊)续为太尉。时拜三公者,皆输东园礼钱千万,中使督之,名为‘左驺’。其所之往,辄迎致礼敬,厚加赠赂。续乃坐使人于单席,举缊袍以示之,曰:‘巨之所资,唯斯而已!’左驺白之,帝不悦,以此故不登公位。”[177]

“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官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时巨鹿太守河南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即吞药自杀。”[178]

从以上诸例,可见灵帝时卖官、买官已成为一种官场风气,类似段熲、崔烈等素有功勋名望的官僚,欲得为三公,犹须出钱买官;而类似羊续、司马直等人宁愿丢掉乌纱帽、甚至自杀,也不愿同流合污,究竟为数不多。汉末吏治的败坏,可想而知。

以上所述,为汉代选官与入仕的大概情况。此外,还有几种选官办法,虽非常制,但对当时以及后世都有一定的影响,今亦一并录之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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