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官制度的利弊得失
汉代察举的科目很多,选官的范围也很广;而选举法令又严,得人与否,举者与被举者同其赏罚,这就使举者不得不慎重选举,同时又不得不努力搜求人才;再加上察举与考试相结合,因人而授官,汉之得人,实有赖于此。尤其是创建新的选官制度的汉武帝时代,由于统治者重视,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选拔和重用人才,这样就使汉武帝一朝成为西汉人才辈出,功业兴盛的一个黄金时代。《汉书·儿宽传》赞云:
“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武帝)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䃅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閎,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䃅,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上述武帝一朝人才济济的盛况,可以说,即使在整个封建时代也是不多见的。它反映了地主阶级在其上升时期为了发展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对人才的重视;也说明汉朝所以能在我国历史上成为一个盛大的封建王朝,甚至在当时世界上也算得上一个数一数二的文明大国,这些都是和汉朝的统治者重视选用人才并有一套比较完整的选官制度分不开的。
当然封建地主阶级的选官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其根本的缺陷,就是选用人才的大权掌握在封建皇帝及高级官吏等少数人手里;而且选拔人才的标准,所谓德才,也是封建地主阶级所标榜的德才;其下焉者,则任人唯亲、唯财、唯势以及个人的好恶。这样,必然要产生许多弊端。如前所述,还在汉武帝时,选官制度即一度遭到破坏,然而终西汉之世,大体上还能得到正常的维持。东汉光武中兴,承西汉余绪,奖励淳朴气节,明帝也能注意矫正选举之弊,故东汉初期,选官制度尚未完全破坏。东汉中叶以后,除左雄为尚书令的十余年间“称为得人”之外,选举完全被权门势家所把持,流弊百出;再加上皇帝公开计钱卖官,于是整个选官制度完全败坏。以郡国察举孝廉而论,权门请托,贵戚书命,盖已成一时的社会风气,举下列数例,可以想见一般:
“(史弼)迁河东太守,被一切诏书,当举孝廉,弼知多权贵请托,乃豫敕断绝书属。中常侍侯览果遣诸生赍书请之,并求假盐税,积日不得通。生乃说以它事谒弼,而因达览书。弼乃大怒曰:‘太守忝苛重任,当选士报国,尔何人而伪诈无状?’命左右引出,楚捶数百。府丞掾史十余人皆谏于庭,弼不对,遂付安邑狱,即日考杀之。侯览大怨,遂诈作飞章下司隶,诬弼诽谤,槛车征。……弼遂受诬,事当弃市。(魏)劭与同郡人卖郡邸,行赂于侯览,得减死罪一等,论输左校。”[210]
“时小黄门京兆高望为尚药监,幸于皇太子,太子因蹇硕属望子进为孝廉,(盖)勋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爱,硕帝之宠臣,而子违之,所谓三怨成府者也。’勋曰:‘选贤所以报国也,非贤不举,死亦何悔?’”[211]
“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堪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212]
以上一、二例,如史弼、盖勋能够坚持选贤报国,顶住权势请托的歪风,是很不容易的,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他们都要为此而承担很大的风险,包括丢官、杀头的危险。第三例是在贵戚书命的面前,表示了妥协退让,当举六孝廉而由贵戚内定五人。田歆还算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官吏,他自己要保留一个名额,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以报效国家。象田歆这样的人,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
再以中央三署选举郎官而论,也同样为权势者所把持,虽有一二正直的主官想要改变这种局面,但结果反被中伤而降秩免官。据《后汉书·黄琬传》云:
“旧制,光禄勋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为茂才四行。时权贵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语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才。’于是(黄)琬、(陈)蕃同心,显用志士,平原刘醇、河东朱山、蜀郡殷参等,并以才行蒙举。蕃、琬遂为权富郎所见中伤,事下御史丞王畅、廷尉刁韪。畅、韪重蕃、琬,不举其事,而左右复陷以朋党,畅左转议郎,而免蕃官,琬、韪俱禁锢。”
对于东汉末察举、选官制度败坏的情况,王符在《潜夫论》中曾有两段痛快淋漓的描述:
“今当涂之人,既不能昭练贤鄙,然又劫于贵人之风指,胁以权势之属托,请谒填门,礼贽辐辏,迫于目前之急,然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独蔽,而群邪之所党进也。”(《本政》)
“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顽愚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当作职)所以数乱荒也。”(《考绩》)
《抱朴子·审举篇》引汉末民谣,也很生动形象地揭露了这个问题:
“灵、献之世,……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东汉末察举、选官制度的败坏与吏治败坏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以致造成恶性循环,一败而不可收拾。东汉灭亡,实肇基于此。
[1]《癸巳类稿》卷三。
[2]《史记·秦始皇本纪》。
[3]《韩非子·定法篇》。
[4]《癸巳类稿》卷三。
[5]《史记·淮阴侯列传》。
[6]《睡虎地秦墓竹简》二一二页。
[7]《汉书·高帝纪》。
[8]《汉书·惠帝纪》。
[9]《汉书·高后纪》。 《后汉书·韦彪传》。
[10]《汉书·文帝纪》。
[11]《汉书·晁错传》。
[12]《汉书·武帝纪》。
[13]见《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这段文字之前,还有“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云云。可见四科取士,当始于西汉行丞相制之时。又《和帝纪》注引《汉官仪》则作建初八年诏,不知孰是?
[14]《汉书·路温舒传》。
[15]《汉书·王吉传》。
[16]《汉书·高后纪》。 《后汉书·韦彪传》。
[17]《后汉书·冯衍传》。
[18]《后汉书·周章传》。
[19]《后汉书·寒朗传》。
[20]《后汉书·张敏传》。
[21]《后汉书·袁安传》。
[22]《后汉书·霍諝传》。
[23]《后汉书·蔡衍传》。
[24]《后汉书·刘儒传》。
[25]《汉书·武帝纪》。
[26]《后汉书·和帝纪》。
[27]《汉书·武帝纪》。
[28]《汉书·宣帝纪》。
[29]《汉书·元帝纪》。
[30]《汉书·元帝纪》。
[31]《汉书·赵广汉传》。
[32]《汉书·萧望之传》。
[33]《汉书·冯奉世传》。
[34]《汉书·薛宣传》。
[35]《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目录》。
[36]《宋书·百官志》:“汉武元封四年,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后汉避光武讳改茂才,魏复曰秀才。”是岁举秀才始于汉武帝。二说不知孰是,姑录以存疑。
[37]《汉书·昭帝纪》。
[38]《后汉书·蔡邕传》。
[39]《后汉书·安帝纪》。
[40]《后汉书·安帝纪》。
[41]《后汉书·安帝纪》。
[42]《汉书·晁错传》。
[43]《汉书·董仲舒传》。
[44]《汉书·公孙弘传》。
[45]《汉书·严助传》。
[46]《后汉书·刘焉传》。
[47]《后汉书·樊英传》。
[48]《后汉书·徐穉传》。
[49]《后汉书·刘瑜传》。
[50]以上诸人事均见《汉书》本传。
[51]《后汉书·章帝纪》。
[52]《后汉书·质帝纪》。
[53]俱见《后汉书·儒林传》。
[54]《汉书·郑崇传》。
[55]《后汉书·陈宠传》。
[56]《后汉书·陈宠传》。
[57]《初学记·十二职官部》引华峤《后汉书》。
[58]《初学记·十二职官部》引华峤《后汉书》。
[59]俱见《汉书》本传。
[60]《汉书·赵广汉传》。
[61]《后汉书·张奂传》。
[62]《后汉书·刘祐传》。
[63]《后汉书·童恢传》。
[64]《汉书·何并传》。
[65]《汉书·尹赏传》。
[66]《汉书·陈遵传》。
[67]《汉书·原涉传》。
[68]《后汉书·卫飒传》。
[69]《后汉书·袁安传》。
[70]《汉书·成帝纪》。
[71]《汉书·息夫躬传》。
[72]《汉书·元帝纪》。
[73]《后汉书·安帝纪》。
[74]《汉书·成帝纪》。
[75]《汉书·沟洫志》。
[76]《汉书·何武传》。
[77]《汉书·平帝纪》。
[78]《后汉书·安帝纪》。
[79]《汉书·平帝纪》。
[80]以上参见劳幹《汉代察举制度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
[81]《汉书·彭宣传》。
[82]《汉书·平当传》。
[83]《汉书·薛宣传》。
[84]《汉书·翼奉传》。
[85]《后汉书·杨震传》。
[86]《后汉书·伏湛传》。
[87]《史记·秦本纪》载孝公之令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即是闻此令而入见秦孝公的。
[88]《史记·叔孙通列传》。
[89]《水经·漯水注》。
[90]《史记·萧相国世家》。
[91]《汉书·儒林传》。
[92]《汉书·枚乘传》。
[93]《后汉书·韩康传》。
[94]《后汉书·徐穉传》。
[95]《汉书·贡禹传》。
[96]《汉书·龚胜传》。
[97]《汉书·武帝纪》。
[98]《汉书·龚胜传》。
[99]《后汉书·严光传》。
[100]《后汉书·法真传》。
[101]《后汉书·董扶传》。
[102]《后汉书·杨厚传》。
[103]《后汉书·黄琼传》。
[104]《汉书·田蚡传》。
[105]《汉书·公孙弘传》。
[106]《后汉书·陈蕃传》。
[107]《后汉书·毋将隆传》。
[108]《汉书·萧望之传》。
[109]《汉书·薛广传》。
[110]《后汉书·李膺传》。
[111]《后汉书·杨秉传》。
[112]《后汉书·陈翔传》。
[113]《后汉书·王允传》。
[114]《后汉书·韩韶传》。
[115]《汉书·王尊传》注引《汉仪注》。(https://www.daowen.com)
[116]《太平御览》二六三《职官部》引谢承《后汉书》。
[117]《太平御览》二六三《职官部》引谢承《后汉书》。
[118]《后汉书·袁绍传》。
[119]《汉书·朱博传》。
[120]《汉书·朱博传》。
[121]《汉书·王尊传》。
[122]《太平御览》二六三《职官部》引《东观汉纪》。
[123]《太平御览》二六三《职官部》引《东观汉纪》。
[124]《后汉书·李郃传》。
[125]《后汉书·杜密传》。
[126]均见《后汉书》本传。
[127]《后汉书·周举传》。
[128]《后汉书·郑均传》。
[129]《后汉书·桥玄传》。
[130]《后汉书·周燮等传序》。
[131]《东汉会要》卷二七选举下。
[132]《汉书·文帝纪》。
[133]《汉书·公孙弘传》。
[134]《汉书·严助传》。
[135]《汉书·盖宽饶传》。
[136]《汉书·何武传》。
[137]《后汉书·鲁丕传》。
[138]见《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城旦,四岁刑。
[139]《汉书·儿宽传》。
[140]《汉书·萧望之传》。
[141]《后汉书·伏湛传》。
[142]《汉书·儿宽传》。
[143]《汉书·何武传》。
[144]《汉书·房凤传》。
[145]《汉书·匡衡传》。
[146]《汉书·王嘉传》。
[147]《汉书·召信臣传》。
[148]《后汉书·灵帝纪》注。
[149]《后汉书·蔡邕传》。
[150]《后汉书·翟酺传》。
[151]《汉书·王吉传》注引张晏曰。
[152]《汉书·汲黯传》注引孟康曰。
[153]参阅《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律》注及高敏著《秦汉史论集》《关于汉代“任子”制的几个问题》。
[154]《后汉书·黄琬传》。
[155]《后汉书·邓隲传》。
[156]《后汉书·刘茂传》。
[157]《后汉书·索卢放传》。
[158]《后汉书·杨秉传》。
[159]《后汉书·安帝纪》。
[160]《后汉书·献帝纪》。
[161]均见《汉书》本传。
[162]《后汉书·伏湛传》。
[163]均见《汉书》本传。
[164]《汉书·苏武传》。
[165]《汉书·冯奉世传》。
[166]《汉书·韩延寿传》。
[167]《后汉书·冯鲂传》。
[168]《汉书·董仲舒传》。
[169]《汉书·王吉传》。
[170]《汉书·食货志》。
[171]《汉书·张释之传》。以貲为郎与纳貲补官不尽相同,见上册352页注①。
[172]《汉书·司马相如传》。
[173]《汉书·黄霸传》。
[174]《后汉书·桓帝纪》。
[175]《后汉书·灵帝纪》。又此条下注引《山阳公载记》则云:“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
[176]《后汉书·崔实传》。
[177]《后汉书·羊续传》。
[178]《后汉书·张让传》。
[179]《汉书·东方朔传》。
[180]褚少孙补《史记·东方朔传》。
[181]《汉书·主父偃传》。
[182]《汉书·终军传》。
[183]《汉书·李广传》。
[184]《汉书·赵充国传》。
[185]《汉书·傅介子传》。
[186]《汉书·甘延寿传》。
[187]《史记·卫绾列传》。
[188]《史记·邓通列传》。
[189]《史记·周仁列传》。
[190]《史记·龟策列传》。
[191]《汉书·吾丘寿王传》。
[192]褚少孙补《史记·东郭先生传》。
[193]《史记·范雎列传》。
[194]《后汉书·百官志》注。
[195]《汉书·何武传》。
[196]《汉书·陈汤传》。
[197]《汉书·严延年传》。
[198]以上分别见《汉书》《百官表》、《功臣表》、《杜延年传》。
[199]《汉书·平帝纪》。
[200]《后汉书·胡广传》注引《续汉书》。
[201]《史记·平准书》。
[202]《后汉书·桓帝纪》。
[203]《汉书·宣帝纪》。
[204]《后汉书·安帝纪》。
[205]《后汉书·桓帝纪》。
[206]《后汉书·顺帝纪》。
[207]《后汉书·杨仁传》。
[208]《后汉书·张酺传》。
[209]《后汉书·顺帝纪》及注。
[210]《后汉书·史弼传》。
[211]《后汉书·盖勋传》。
[212]《后汉书·种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