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从1985年攻读硕士学位开始,笔者对明清之际中西关系史独有所好,迄今忽忽已廿余载。求学期间,曾系统查阅了国内所藏明清天主教史文献,对黄伯禄《正教奉褒》尤感兴趣。此书是一部编年体的天主教史,因其颇便翻检,又多次印刷,流传较广,屡为治天主教史之学者所征引。惜此书未注明资料来源,深以为憾,于是立志找出其出处。后来见到《天主教东传文献》、《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收录了《熙朝定案》,又看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熙朝定案》(李俨先生旧藏),开始对《正教奉褒》和《熙朝定案》的关系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一直无暇作深入之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对传教士的研究刚刚起步,在这一领域有精深造诣的学者并不多见,而郝镇华(1925—1992)先生是这方面的先行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多次到郝先生府上求教,谈论的内容多涉及南怀仁和耶稣会士的相关活动,蒙先生不弃,对我这位晚辈寄予了厚望。1991年,先生已身患绝症,行动十分不便,还特意从书柜中找出《熙朝定案》、《钦命传教约述》和《方豪文录》送给我,并指着《熙朝定案》对我说:“这本书十分重要,请你好好保存。”此情此景,仍时时浮现在脑海之中。先生还曾告诉我,《熙朝定案》与《钦命传教约述》是多年前请人从徐家汇藏书楼抄写的。此后,我对《熙朝定案》更加关注。1992年夏,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黄一农教授访问北京,谈话间即提到《熙朝定案》,我即告以徐家汇藏书楼抄本,一农兄于是请我复制此书,并在回台后以他收藏的《熙朝定案》见赠。
1993年,有机会首次访问欧洲,查阅了巴黎所藏《熙朝定案》的各种版本,并注意到明末福建景教堂刊刻的《熙朝崇正集》保留了不少珍贵的天主教史资料。此后多次访问巴黎等地,遍访了欧洲所藏明清天主教文献和档案,前后达三年之久。1997年、2005年两度访问罗马,对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所藏《熙朝定案》作了系统的考察。1997年春,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还意外发现了与《钦命传教约述》撰写有关的书信、档案,这些资料可以补充孟德卫(D.E.Mungello)教授《被遗忘的杭州教徒》(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angzhou.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一书中的相关结论[1]。通过对以上著作的研读,特别是对张星曜和《钦命传教约述》相关档案的研究,发现无论是《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钦命传教约述》,还是黄伯禄的《正教奉褒》,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为了阐扬朝廷对传教士的恩宠和对传教的支持,这些资料大多为传教士、教徒和宣教者所撰,有的更是他们亲眼所见,不仅可以弥补官方史料之不足,也可以和西方史料相佐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由此萌发了校注这些书的想法,希望藉此对明清天主教史有更完整的认识,并有助于理解《正教奉褒》的史料来源。
现对以上诸书的内容、版本和相关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一 《熙朝崇正集》
从利玛窦1582年入华以来,经过传教士的努力,天主教得到迅速传播。1601年,利玛窦获得万历皇帝的同意,在北京开教。入清之后,汤若望、南怀仁等相继进入钦天监工作,传教士的地位受到重视。但从1616年南京教案开始,到康熙初年的杨光先反教案,以及乾隆年间对天主教的迫害,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屡遭挫折。耶稣会士和天主教徒为了达到传教之目的,有时把朝廷对传教的支持诉诸笔端,并刊刻发表,广为宣传。
《熙朝崇正集》一书主要收录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资料,以及钦天监的历法改革等内容。书凡两卷,内题“闽中景教堂藏板”、“皇明闽景教堂辑”,则是书刊于福建,为明代刻本。卷一收录了西安出土的僧景净的“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李之藻的“读景教碑书后”、徐光启的“景教堂碑记”和温陵张赓的“武荣出地十字架碑序”。卷二收录了大量奏疏,涉及利玛窦和历法改革两大类,与利玛窦有关的包括“贡献方物疏”(利玛窦)、“礼部题准利玛窦御葬疏”(吴道南等)、“钦赐西儒葬地居室记”(王应麟);与历法有关的包括“礼部荐西儒修历疏”、“礼科又荐疏”(姚永济等)、“钦天监又荐疏”(监正周子愚)、“奉旨再进新译图说疏”(庞迪我、熊三拔等)、“遵旨贡铳效忠疏”(陆若汉)、“礼部题准召西儒修历疏”(徐光启、李之藻)、“题准再译制造度数十事疏”(李天经)、“题准查给西儒田房疏”(巩煜、姜逢元、毕拱辰)、“礼部题准给扁钦褒天学疏”(顾锡畴等)、“题准遵旨补给西儒银米疏”(王一中等)等。
上述文献有的亦见于其他明代著作,如李之藻的“读景教碑书后”曾收入《天学初函》,“礼部题准利玛窦御葬疏”(吴道南等)和“钦赐西儒葬地居室记”(王应麟)则见于《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内“绝徼同文记”卷五(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Bor.Cin.350[3]),但《熙朝崇正集》与“绝徼同文记”所收王应麟之文,两者有不少差别。书中所收利玛窦“贡献方物疏”,庞迪我、熊三拔等“奉旨再进新译图说疏”,陆若汉“贡铳效忠疏”等,则是十分稀见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有关历法改革的内容,除天启三年监正周子愚、崇祯十一年顾锡畴的奏疏之外,均见于崇祯改历的相关奏疏中,有崇祯刊本问世,后来收入《西洋新法历书》中。
《熙朝崇正集》主要收录了万历至崇祯十一年间的奏疏、碑文,最后一份奏疏的年代为崇祯十一年十一月廿八日(1639年元月1日)其刊刻年代当在崇祯十一年(1638)之后。福建曾是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传教之所,当时文人与艾儒略多有唱和,留下了不少诗篇,因此《熙朝崇正集》的编纂及刊刻很可能与艾儒略和福建文人、教徒有关[3]。
本书据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Chinois 1322)校点。
二 《熙朝定案》
《熙朝定案》事实上是一部没有定本的著作。书中收录的大都是康熙时代的奏疏、上谕、碑文和纪事等,多与传教士和钦天监的活动有关,主要涉及历法之争、天文仪器的制造和天文学著作的编纂、造炮、工程和康熙南巡接见传教士等。
《熙朝定案》之名大概与康熙初年历法之争的平反昭雪有关,故曰“定案”。与此有关的奏疏起自康熙七年十一月,止于康熙八年十月,还包括康熙九年、十年让传教士回到教堂传教,鲍英齐等人平反等文件。观象台西方天文仪器的制造,《新制灵台仪象志》和《康熙永年历法》的编纂,以及平定三藩期间红衣大炮的制造(1674—1682),南怀仁均主持其事,颇得康熙的赏识,此后1683、1686、1687年,南怀仁也曾参与火炮的制造。此书初刻南怀仁应参与其事,因此有人把它归于南怀仁的名下。
1688年前后中国天主教史上发生了很多大事,如南怀仁去世和洪若、白晋等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徐日昇、张诚参与尼布楚条约的谈判等,《熙朝定案》也多有记载。由于耶稣会士在修历、制炮和尼布楚条约谈判中所起的作用,康熙对传教士颇有好感,于是在1692年授命顾八代等人发布上谕,容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播,该书中亦收录不少这方面的奏疏。
康熙南巡的活动也是书中的重点。六次南巡,康熙均亲自接见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还有方济各会会士、多明我会会士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为了宣扬朝廷对天主教的支持,传教士和教徒把接见时的经过、对话生动地记录下来。《熙朝定案》记载了其中的五次,包括1684年(济南、金陵)、1689年(济南、杭州、江宁、济宁)、1699年(杭州)、1703年(杭州)、1705年(杭州),关于第六次南巡(1707年,杭州)的记载则见于《钦命传教约述》。
《熙朝定案》刊成后,耶稣会士曾将之作为礼物送给文人,如陆陇其在日记中曾多次提到和南怀仁、利类思等人的交往:1678年正月“廿九,会王天市,携南怀仁所送《坤舆图说》、《熙朝定案》及戊午七政历以归,盖因吉水有天主堂,天市迁吉水,而南怀仁送之也。”[4]康熙时代,也有个别文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熙朝定案》的相关内容。
《熙朝定案》从康熙初年刊刻以后,陆续增补,直至康熙四十四年刊刻的相关纪事中,书的版心仍有“熙朝定案”字样。康熙之后,文人著作中提到此书的极为少见,加之雍正禁教和乾隆年间的迫害,《熙朝定案》已很少流传。光绪年间,黄伯禄《正教奉褒》大量收录了《熙朝定案》的内容,使得此书得以间接传播,惜黄氏只字未提《熙朝定案》。如今,国内藏有此书康熙原刻本的图书馆已极为罕见。相反,此书随刻随印,装订后即被耶稣会士寄往欧洲,现在巴黎和罗马的图书馆、档案馆保留了《熙朝定案》的多种版本,由此可见此书编纂的时间脉络。
最早对《熙朝定案》版本进行研究的是比利时鲁汶大学范德望(Willy Vande Walle)教授,1987年,他发表了《南怀仁的重要著作——欧洲天文与熙朝定案》一文[5],系统地比较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熙朝定案》的各种版本,大致给出了各本的关系和编纂的先后次序,很有学术价值。后来王冰也对《熙朝定案》进行了研究[6]。陈纶绪神父《罗马耶稣会档案处藏汉和图书文献目录提要》一书对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熙朝定案》的不同版本有详细的解题[7]。此外,黄一农所辑《熙朝定案》(他自称“百衲本”),在版本上也下过很多功夫;荷兰杜鼎克博士对欧洲所藏《熙朝定案》的版本也有精深的研究。
由于《熙朝定案》的刊刻经历了不同的时期,版本相当复杂,文字也略有差异,无论是欧洲还是国内,都没有一个图书馆藏有完整的本子,因此有必要加以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目前较为常见的影印本有三种:
(一)《天主教东传文献》本(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初版)。据罗马梵蒂冈教廷图书馆(Barb.Or.132.3)藏本影印[8],主要收录康熙七年至十二年的奏折和钦赐汤若望“通微教师”的敕谕。
(二)《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三)本(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初版)。所收文件起自康熙二十三年,止于康熙三十一年顾八代等奏疏,另有道光二十四至二十六年文书三件,显然是道光年间的重刻本[9]。
(三)钟鸣旦、杜鼎克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本(台北利氏学社,2002,381—404页),据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刻本(Jap.Sin.Ⅲ23[6])影印[10],多是1687—1688年发生之事,包括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等人来华、南怀仁去世、安葬和皇帝上谕,以及钦天监人事变动,皇帝对徐日昇、张诚的赏赐等内容。这一版本错误之处不少,明显是初刻本。
除上述影印本之外,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收藏的其他版本还有:
(一)Jap.Sin.Ⅱ67Ⅱ,共3册。第1册,有“奏疏目录”(共四页),主要为康熙七、八年的奏疏,编号为页一到十九、二十二到六十五、七十到七十二,其中页六十六到六十九内容已缺。第2册,主要是康熙九年至十三年的奏疏,版心页一到六十四连续编号,两册均无图。第3册,前面六十四页和第2册相同,但后多《新制灵台仪象志》“题稿”五页,另外增加了康熙十四、十五年的奏疏(一到十三页连续编号)。
(二)Jap.Sin.Ⅱ67Ⅲ:1册,关于康熙十九至二十二年南怀仁制炮、验炮和历法奏疏(页码为一百六十六至一百九十九),又有康熙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奏疏四份,炮图两张。
(三)Jap.Sin.Ⅱ一包,共7册,其中6册为《熙朝定案》,包括:1)Jap.Sin.Ⅱ67.2:一到三十九连续编号,记康熙十一至十三年、二十三至二十七年事,似为初刻本。2)Jap.Sin.Ⅱ67.2a:记康熙二十三年到宽容诏发布(1692年)之间事。3)Jap.Sin.Ⅱ67.3:仅三页,为徐日昇、安多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题本。4)Jap.Sin.Ⅱ67.4:奏疏时代从康熙二十四到三十一年,有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1701年10月26日的签名。5)Jap.Sin.Ⅱ72:有整版印刷《纶音特典》,记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南巡接见殷铎泽、潘国良事。6)Jap.Sin.Ⅱ73:记康熙二十三至三十三年事,中间内容有残缺,有整版印刷《纶音特典》。
(四)Jap.Sin.Ⅱ一包,内有8册,多为《熙朝定案》。1)Jap.Sin.Ⅱ66:记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六年事。2)Jap.Sin.Ⅱ66 D,内容同上。3)Jap.Sin.Ⅱ68:书签印刷《新旨通行》,共七页,包括徐日昇、安多(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顾八代等(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三)题本,和礼部咨文(康熙三十一年三月)。4)Jap.Sin.Ⅱ69:书签印刷《奏疏》,包括顺治十二年(利类思、安文思)和康熙九年(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两份奏疏。5)Jap.Sin.Ⅱ701-1:书签印刷《纶音特典》,包括康熙二十三到三十三年事。6)Jap.Sin.Ⅱ70 D 2-1:书签印刷《纶音特典》,包括康熙二十三到三十一年事,有安多1701年11月1日签名。7)Jap.Sin.Ⅱ70 D 3-1:同Jap.Sin.Ⅱ70 D 2-1,有安多签名。8)Jap.Sin.Ⅱ71:封面题《纶音叠锡》,记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南巡在杭州、苏州接见殷铎泽、潘国良,在江宁接见洪若、毕嘉事。
此外,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尚有Jap.Sin.Ⅱ163,也有个别南怀仁奏折,惜未能得见[11]。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本最有版本价值,其中有许多是事发之后随时刻印的,是最初的刻本(偶有误字),刻成后即被装订成一薄册,寄回罗马耶稣会总部,如《新旨颁行》、《纶音叠锡》、《纶音特典》等均属这一类。1692年,在耶稣会士的恳求下,康熙授命顾八代等人颁布允许天主教传播的御旨,此事令耶稣会士兴奋异常,于是刻成《新旨颁行》,以纪其事。这些奏疏曾被译成拉丁文和法文,连德国思想家莱布尼兹在《中国近事》一书中也对此有详细的描述[12],法国耶稣会士还写了专书,详细记述了1692年康熙发布御旨的前后经过,在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奏疏、谕旨和著作上有负责传教事务的耶稣会士的签名,如安多担任耶稣会副省会长期间(1701—1704年),曾把《熙朝定案》和杨光先《不得已》等书寄回罗马[13]。
除《天主教东传文献》收录的以外,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所藏《熙朝定案》还有:1)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Ⅲ-231(10)和Borg.Cin.328(9):页码从一到六十四页连续编号,有关康熙九年至十二年之奏疏,和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Jap.Sin.Ⅱ67Ⅱ的第2册完全相同。2)Borg.Cin.350(27):记康熙四十四年十月邵泰衢事,刻本四页,版心题“熙朝定案”。
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藏有《熙朝定案》2册。1)72.C.530.1:有“奏疏目录”共四页,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本Jap.Sin.Ⅱ67Ⅱ之第1册相同。2)72.C.530.2:“熙朝定案”书签印刷(书签黑框内“卷之二”亦为印刷),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本Jap.Sin.Ⅱ67Ⅱ第3册相同。这两册纸张、装订相同,应是同时印刷,均无图。
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本《熙朝定案》(Chinois 1329—1331)编排较为复杂[14],其中Chinois 1329共2册,有两幅图,第1册记康熙七年十二月至十一年闰七月事;第2册前面部分大多与第1册重复,后面增加了《新制灵台仪象志》、《康熙永年历法》题稿等内容。Chinois 1330共2册,有两幅炮图,第1册与Chinois 1329第2册部分内容同;第2册较厚,与Chinois 1329之第2册有部分重复,记康熙十二年至三十一年事。Chinois 1331一册,包括两部分,前面部分记康熙三十一年至四十四年事,关于殷铎泽到京和康熙南巡接见传教士等内容,后面部分记康熙二十三年(皇上东巡)至三十一年之事,主要包括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南怀仁去世、1692年允许天主教传播的相关奏疏,从一至四十六页连续编号[15],此册与1330第2册明显是不同刻本。
此外,徐家汇藏书楼旧藏《熙朝定案》[16],郝镇华先生藏有抄本,后赠给笔者。此书共三卷,是现存各本中收录最全的一种,年代编排也最合理,其中有的内容为他本所无,但缺《新制灵台仪象志》、《康熙永年历法》题稿,毕嘉见康熙事(康熙二十九年)、礼部咨(康熙三十一年三月)、康熙三十九年十月闵明我等人为礼仪事请康熙发表意见,康熙南巡在杭州接见郭天宠、习圣学(康熙四十二年),接见艾斯玎、隆盛、蒙輗(康熙四十四年),接见何纳笃、艾毓翰等五人(康熙四十四年四月)等事。徐宗泽曾提到《熙朝定案》:“南怀仁辑,共三本,汇集康熙七年起至四十四年止,关于杨光先兴起之历狱、历法、造炮等教士之奏疏,及皇上之谕旨。”[17]又提到《熙朝定案》三卷,印于北京。值得注意的是,徐家汇抄本也标明三卷,除两份文件属于顺治时代之外,其余都属于康熙时代,起自康熙七年,止于四十四年,与徐宗泽的说法相符,徐氏见过徐家汇藏书楼的《熙朝定案》当无疑问。
需要指出的是,欧洲所藏不同版本,有的是随刻随印,有的奏疏尽管内容相同,但版式、字体各异。有的刻本有误,后来进行了挖补。有的版本初刻时标了页码,后来重印时作了改动。凡此种种,情况十分复杂。
本书校注主要根据徐家汇藏书楼、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Chinois 1329—1331)、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Sin.Ⅱ67Ⅱ、Jap.Sin.Ⅱ68、Jap.Sin.Ⅱ 73、Jap.Sin.Ⅱ67.2)等版本,并参照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的各种版本,和黄一农所辑的百衲本、上述三种影印本,辑录了一个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版本。其中康熙七至十五年的奏疏,内容主要以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ap.Sin.Ⅱ67Ⅱ之第1、2、3册为依据[18],并据徐家汇藏本作了补充。康熙十六至四十四年之奏疏和纪事,编排顺序主要据徐家汇藏本,并参照了巴黎和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本。书中个别人名和地名误字,已作改正。希望《熙朝定案》全本的出版,有助于我们对康熙时代天主教史有更完整的认识,并了解《正教奉褒》的真正来源。
三 《昭代钦崇天教至华叙略》、《钦命传教约述》
1705年教廷特使多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1668—1710)来华,引起了教廷和清廷的严重冲突,传教士被传讯,教徒受到迫害,于是一些奉教士人将朝廷对天主教的关爱诉之笔端,并请求耶稣会士的帮助,试图刊刻发表,《昭代钦崇天教至华叙略》(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Jap.Sin.150:Ritus Sinici Liturgica 1622—1708,fol.454—465)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此文不过三千余字,由杭州教徒何文豪、张星曜、杨达等人执笔,简要叙述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对明清天主教的传播多有所论,由于作者经历了教廷特使来华期间发生的事,因此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此文写成之后,杭州教徒又作了增补,完成《钦命传教约述》一书[19],收录了明清间阐扬天主教的相关文献和告示碑文,特别是记录了康熙三十九年、四十三年、四十六年、四十八年、五十一年、五十三年清廷对传教士的恩宠,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后来被黄伯禄收入《正教奉褒》和《正教奉传》。此书的作者是谁,一向无考。1997年,我们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找到了张星曜等人的信件,于是对《钦命传教约述》的作者和编纂经过有了清晰的认识[20]。(https://www.daowen.com)
现存《钦命传教约述》共有两种,均原藏徐家汇藏书楼。郝镇华曾藏有抄本,后转赠给校者。1996年,钟鸣旦、杜鼎克、黄一农、祝平一等人影印了辅仁大学藏徐家汇藏书楼抄本,收入《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三),由辅仁大学神学院出版。两种版本内容大体一致,但个别之处略有差异。校注时以笔者所藏抄本为底本,并参照台湾影印本作了校订,但原抄本舛讹之处不少,一些地方文字不通,敬请读者注意。
四 《正教奉褒》
《正教奉褒》二册,不分卷,海门黄伯禄编。黄伯禄,字斐默,1830年生于江苏海门,1909年卒,为当时江南教区之不隶会籍司铎。关于他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连他的生卒年,也是通过法国汉学家高迪爱(Henri Cordier,1849—1925)的记载才得以了解[21]。他生活在上海,与耶稣会神父多有往来,又精通法文、拉丁文,著述颇丰,有外文著作九种,中文著作有《集说诠真》、《集说诠真续编》、《正教奉褒》、《正教奉传》、《圣女斐乐默纳传》、《契卷汇式》、《训真辨妄》、《圣母院函稿》、《圣年广益总目》、《中西历日合璧》、《函牍举隅》、《驻劄上海主教中法职官表》等十二种,多在徐家汇出版。
《正教奉褒》主要依据中文文献,并参以部分西文资料写成,因其中摘录了许多有价值的中西关系史资料,常为学界所征引。黄伯禄曾谈到:“癸未(1883)孟夏,有友来访,询及中朝重教颠末,余历举所知告之,友既去,遂编之成帙。”可知此书乃为答复友人而作,书大致按年代先后排列,起自唐代,止于道光年间,主要介绍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播,为各朝所隆重之事,是一部编年体的天主教史著作。其中唐朝三条,元朝八条,明清则甚为详细,对康熙年间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叙述尤详。
编者广为搜罗,并精加校雠,惜多未注明出处。方豪已经注意到《正教奉褒》参考了《熙朝定案》中的内容,但《熙朝定案》版本复杂,黄伯禄到底参考了哪个本子,迄今尚未有人加以说明。从序中可知,《正教奉褒》成书于徐家汇藏书楼,黄氏坐拥书城,自然会接触和利用那里的丰富藏书。有意思的是,通过校注,我们发现《正教奉褒》大量参考的正是徐家汇旧藏《熙朝定案》,其证据如下:
1)《熙朝定案》徐家汇藏本所特有的内容,亦见于《正教奉褒》,如关于恩理格的记载,《熙朝定案》原文为:
康熙九年十月内治理历法南怀仁启奏通晓历法恩理格,十年奉旨钦取来京,时在内廷供奉,十五年告假,奉旨准住绛州天主堂,于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逝亡。山西巡抚穆咨文到部,南怀仁等即以奏闻。荷蒙皇上悯恤,御笔旌嘉,赐恩理格‘海隅之秀’匾额,特遣侍卫捧至南怀仁等寓所。南怀仁等恭逢异典,虑恐湮没,敬摹勒御笔,以志帝恩无疆,昭垂万世。
《正教奉褒》原文为:
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理格卒于山西绛州。先是,恩理格于康熙十年奉旨宣召来京,在内廷供奉,十五年告假,奉旨准住绛州天主堂,及卒,山西巡抚穆移咨到部,南怀仁等奏闻,蒙上悯恤,御笔旌嘉,赐恩理格‘海隅之秀’匾额,特遣侍卫捧至南怀仁等馆舍。复差闵明我恭捧宸翰,往绛州营葬。南怀仁等即将御笔摹勒,以志天藻褒扬,昭垂万世。[22]
两相对照,可证黄伯禄肯定参考过徐家汇藏本。
2)徐家汇本《熙朝定案》所缺的内容,虽有欧洲藏本可作补充,《正教奉褒》仍照缺不误。如康熙南巡,分别在康熙四十二年在杭州接见传教士郭天宠、习圣学,在康熙四十四年接见艾斯玎、隆盛、蒙輗,同年又接见何纳笃、艾毓翰等五人,徐家汇藏本均无记载,《正教奉褒》也无一字提及。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钦命传教约述》提到了许多康熙三十年、四十年之后发生的事,可弥补《熙朝定案》之缺,《正教奉褒》也多加摘录。遗憾的是,除未提《熙朝定案》之外,黄伯禄连《钦命传教约述》也只字未提。此外,徐光启的《辨学章疏》、汤若望的《赠言合刻》等书,也被《正教奉褒》征引。
《正教奉褒》最早刊于光绪十年(1884),光绪二十年、三十年出了第二版、第三版,均为上海慈母堂铅印本,每次略有增修,而内容并未有大的变化。全书包括自序、凡例、目录、正文,书末附有“教士姓名华洋合璧”。以上三个版本自序内容相同,凡例除极少数地方外,也基本无异。光绪十年印本共162页,其中正文141页(包括附录)。第二版增至167页,正文146页(包括附录),目录在文字上有少许改动,并对汤若望七十寿辰(顺治十八年)之赠言和明代天主教相关史实加了注释(初版赠言部分共9页,第二版增为12页),还在书末143页增补了顺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汤若望为皇帝赠给墓地而建圣母堂之事,以及汤若望撰写的碑文,人名表增加类思一人。第三版共167页,正文146页(包括附录),与第二版相较,此本主要对明朝部分增加了一些注释,崇祯十四年内还增添了一段内容;此外,“汤若望建造宣武门内圣堂”一条下,第二版中的碑文由西文译出,而第三版则采自原文,并把第二版中第143页的增补碑文也排入正文“上预赐汤若望坟地,若望即于是地建堂立碑”下,文字则略有差别。
此次点校以光绪三十年慈母堂铅印本为底本,参照了前两个版本,并据明清天主教史籍(如《熙朝定案》、汤若望《赠言合刻》等)纠正了一些错字。其中避讳字“元”(玄)、“允”(胤)、“宏”(弘),如元宗、房元龄、元妙无为之“元”均改作“玄”,钦天监左监副“周允”改作“周胤”,宏治、王宏诲、汤士宏、宏文院、杨宏量之“宏”均改作弘,“邱”改作“丘”(如虎邱、八索九邱)。个别排印错误,如钦天监博士“司尔珪”误作“马尔珪”,以及“陵犯”(凌犯)、“名性”(名姓)等等,均径予改正,不再加注。
在从事这项研究的过程中,美国旧金山大学马爱德(E.Malatesta,1932—1998,S.J.)教授曾给予学术上的帮助,使我们有机会查阅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宝贵资料。荷兰杜鼎克(A.Dudink)博士费心为我们解答了许多人名、版本方面的问题,他的博学多识使我们受益匪浅。还应该感谢比利时鲁汶大学钟鸣旦(N.Standaert)教授、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意大利罗马大学马西尼(F.Masini)教授、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M.Battaglini博士、美国孟德卫(D.E.Mungello)教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林力娜(K.Chemla)博士、詹嘉玲(C.Jami)博士、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蒙曦(N.Monnet)博士、罗马耶稣会档案馆A.Üçerler神父的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何龄修先生、杨珍女士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秦国经先生曾帮助解答了与奏疏有关的问题。学生孙承晟、毛志辉、潘亦宁参与了大量繁琐的录入、校对工作,并查对了相关资料。北京中国学中心(TBC)安东(R.Anton)先生、魏扬波(J.-P.Wiest)博士对本书的校注和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华书局孙文颖编辑认真阅读了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对以上先生的帮助,谨表衷心的谢意。内子吴旻对校注工作付出了许多心血,要是没有她的共同参与,书中可能会留下很多遗憾。
谨以此书献给郝镇华先生,对他再次表示深深的怀念和感激。
丙戌春于谦益斋
[1]1999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大学开会时见到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谈话间提到了这一发现,他后来把此事告知孟德卫教授,于是孟教授写信约请我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杂志》(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ⅩⅫ,2000)上发表“张星曜和《钦命传教约述》”一文,并特意加了编者按,多有溢美之辞。
[2]1993年笔者从欧洲复制此书后,曾多次为研究庞迪我和陆若汉的学者所利用。
[3]徐宗泽把《熙朝崇正集》归于艾儒略名下(《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页365)。有一部同名的《熙朝崇正集》抄本,收入《天主教东传文献》。
[4]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四(戊午年),同治庚午浙江书局刊本。
[5]Willy Vande Walle,“Problems in Dating the Writings of Ferdinand Verbiest:The Astronomia Europea and the Xi-chao ding-an”,《南怀仁逝世三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辅仁大学主办,1987年,页237—252。此文中提到北京图书馆有一《熙朝定案》,误,实际上是徐家汇藏书楼之抄本。
[6]王冰主要比较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俨藏抄本、笔者所藏徐家汇藏书楼抄本和台湾的两种《熙朝定案》影印本中的内容。见其《关于〈熙朝定案〉的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3期,页77—87。
[7]Albert Chan,S.J.,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ADescriptive Catalogue.Japonica-SinicaⅠ-Ⅳ.Armonk & London:M.E.Sharpe,2002.
[8]《天主教东传文献》本漏印了个别奏疏。
[9]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亦藏道光年间重刻本,为北堂图书馆旧藏。
[10]此本个别字误刻,如“通晓”误作“遇晓”(影印本397页),后来作了挖改。又有数处毛笔改动,改动后的文字与巴黎本《熙朝定案》Chinois 1330第2册相同,由此证明此本是初刻本。
[11]解题参见Albert Chan,S.J.,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A Descriptive Catalogue.Japonica-SinicaⅠ-Ⅳ.Armonk & London:M.E.Sharpe,2002,p.448。
[12]参见[德]莱布尼兹著、[法]梅谦立译:《中国近事》,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13]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有不少档案与安多有关,参见韩琦:《奉教天文学家与〈礼仪之争〉(1700—1702)》,《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页381—399。繁体字本见Wu Xiaoxin ed.,Encounters and Dialogues: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Chinese-Western Exchanges from the Six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Nettetal:Steyler Verlag,2005,pp.197-209。
[14]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李俨藏书中有《熙朝定案》抄本,实据巴黎刻本抄录,但有漏抄,且顺序混乱。
[15]上海图书馆藏《熙朝定案》(普通线装书436094)一册,记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事,页一至四十六连续编号,与巴黎本Chinois 1331后面部分完全相同。上海图书馆藏本内容和排序与道光刊本(即《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本)完全相同,当为道光刊本之底本。
[16]曾向上海图书馆负责徐家汇藏书楼的朋友打听,此书原刻本迄今仍未能找到。
[17]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年,页287。
[18]康熙七、八年奏疏编排顺序据Jap.Sin.Ⅱ67Ⅱ第1册的目录。康熙九年至十五年奏疏内容据Jap.Sin.Ⅱ67Ⅱ第3册(与巴黎Chinois 1329相关部分内容相同),所有奏疏均见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Chinois 1326所附之“奏疏目录”,但编排顺序与之略异。而Chinois 1329的相关奏疏编排顺序与“奏疏目录”完全相同。承蒙杜鼎克(A.Dudink)博士以Chinois 1326“奏疏目录”相赠,特致谢意。
[19]徐宗泽在《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页229)称“是书将圣教传入中国后,明清皇帝裒崇圣教之谕旨,择要陈论,而于清代为尤详”。
[20]关于此书的写作缘起和背景,请见书后附录《张星曜和〈钦命传教约述〉》。
[21]H.Cordier,T'oung Pao,vol.Ⅺ,1910,pp.139-141。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中华书局,1988年,页270—275。
[22]其中“复差闵明我恭捧宸翰,往绛州营葬”一句录自《道学家传》,见钟鸣旦、杜鼎克、黄一农、祝平一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三)(1996),页1208—1209。蒙杜鼎克博士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