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农民运动
豫东部和鲁东南部各有20个村庄毁于大火。匪兵杀害27000余人。中国军阀就这样对1926年曾经反抗官军征收附加税的“红枪会”进行报复[2]。而现在“红枪会”的活动已扩展到直隶、山西、江苏和安徽等省。从最近报告可以看出，湖北西部也有了他们的活动。
“红枪会”运动是典型的农民起义，比1914—1915年陕西和1915年山东的农民运动更加强大，也许更有组织。
长矛、大刀、马刀是农民仅有的自卫武器。他们枪上系有红缨，故称“红枪会”。
1915年张宗昌当上山东省的独裁者之后，6个月内把军队扩充2倍。为保证枪枝弹药，他收缴了地方武装的枪枝，致使农民完全丧失了抵抗匪徒和与土匪无异的士兵的手段。河南冯玉祥的第二师，主要是从土匪中招募而来，他们对农村实行恐怖统治。
张宗昌在1925—1926年间的8个月时间里，预收了3年的土地税。他还发行了1300多万银票，这些银票目前是不可能偿付的。可耕地税收按银两行情征收，目前纳税时每两收8元，而不是原来的2元。
京汉路经过河南，津浦路经过山东。这两条平行的铁路线与陇海线汇合，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地带。因此，沽名钓誉的军阀们对这一地区垂涎三尺，你争我夺。为得到这块理想的要地，必须维持大量军队。为应付军事开支，张宗昌对牛、狗之类也征税，然而他从来无力按时发放军饷。士兵们三四个月拿不到俸薪，便到农村去抢。瞬间就把佃户几个月辛辛苦苦积攒的钱物一扫而光。
如果前来袭击的是小股匪兵和散兵游勇，“红枪会”就把他们缴械。直隶南部活埋匪兵的事件时有发生。有些地方，“红枪会”夺取士兵枪支武装自己，他们占领一座座城镇，赶走地方官吏，直到荷枪实弹的大股匪兵到来才肯罢休。军阀们组建了讨伐队，很像1905年俄国沙皇的讨伐队。
“红枪会”善于游击战，故军阀们常常利用它对付自己的敌人。吴佩孚曾联合“红枪会”击溃冯玉祥的第二师。而红枪会又联合张作霖把吴佩孚赶出河南。河南可称之为这类小冲突的发源地。各种政治势力若不能联络“红枪会”，就站不住脚。
华北大量农民加入这个革命组织。(https://www.daowen.com)
河南一般是20—60名“红枪会”组成一个教导队，由一名队长和一名副队长领导。5至30个教导队组成一个大队。山东省每10人为一小队，此种小队就是该省唯一的“红枪会”组织。
开始时，“红枪会”是中小农民为自卫而联合起来的。
山东省自耕农占全体农民的30%，河南占60%。据5年前官方公布的材料，仅拥有2英亩以下土地的农户，山东有2106970户，河南有3453552户。
除了自耕农，参加“红枪会”的还有其他成分，如乡绅、地主、半自耕农、无地农民和土匪。绅士和地主一旦在组织内占上风便经常背叛。他们把“红枪会”出卖给军阀，以求升官发财。
现在情况完全变了。无地农民的人数及其所占比重迅速增加，他们开始占上风。他们在组织内部进行反对奴役者的斗争。“红枪会”不同组织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主要是由于地方偏见或地区间关系不睦。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河南北部，这类冲突的原因是阶级对立，最近的一些事件可以证实这一点。
许多县的无地农民同一些土匪联合成立了独立组织，名叫“天门会”。去年夏天山西省东南部地区，阎锡山接纳“红枪会”加入其正规军，但他却派兵讨伐“天门会”。1927年11月中旬一名《晨报》的撰稿人告诫政府当局，必须区别对待“红枪会”和“天门会”这两个农民组织，他建议帮助“红枪会”消灭“天门会”。但是，就在这时，河南的“红枪会”被张作霖统率的军阀利用，根据现有的报告，冯玉祥则把河南北部的“天门会”招募到其正规军中。[3]
“天门会”已扩展到3个省：河南、直隶和山东。他们的首领韩月民1926年夏天之前是林县（河南北部）的一名石匠。他的下属赵秘书手下也有20名男子和20名女子，领导着不同地区的组织。每个这样的头目都有司库、办事员、视察员和军需。[4]
1927年秋，北京附近有些县在冯玉祥帮助下成立了“大刀会”，其头目不是财主，也不是绅士，而是那些在农村老老实实种地的人[5]。他们的阶级基础与“天门会”一样。但是，现今“大刀会”、“红枪会”和“天门会”是中国北方最有声望的农民组织，并在不同程度上被军阀利用于相互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