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可见的“对立统一”
陈 晋：我现在正构思写一篇文章，内容是写在毛泽东身上时时刻刻可见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东西。这里借用毛泽东常说的“对立统一”，表达的意思是说，在毛泽东身上时常同时存在融会了两种极端相反的气质。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现代与传统是一个，此外，还有现实与浪漫、“虎气”和“猴气”、政治家与诗人、逞强与悯弱等等。
比如“猴气”，就是道家的灵活性，进于不得不进，退于不得不退，可进可退，追求人生与世界的最终价值。“虎气”，就是儒家的庄严，威武，统一。毛泽东一身兼具这两种气质。其实，不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对毛泽东的影响都存在。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提出过反儒反孔，但我认为，实际上他是在最深刻地接触儒学之后才反儒的。对儒家的那一套，他吃得最透，而且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溶化到血液之中去了。人常有这样的情形，最熟悉的东西往往是自己所瞧不起的，而对不熟悉的东西反而恭敬有加。毛泽东对自然科学一直是持很恭敬的态度，他反儒，但他的言谈之中，书信之中，却随处可见孔子孟子的原话。他熟悉诸子百家的著作，运用时随手拈来，炉火纯青。青年时代，他曾立志要做圣贤之人，探究人生的大本大源，崇尚运筹帷幄，而对纵横疆场，野战千里的人不以为然，认为只是豪杰而已。这都反映了他与儒学之间的联系。晚年的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讨厌孔子，是很耐人寻味的。
访问者：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发表过不少反对尊孔的文章。
陈 晋：是的。但那只是追随着时代的潮流，反对当时尊孔的思想气氛。他不是说过吗，我们反孔不为别的，单为他独霸中国的思想。至于反孔到底反些什么，他没能说出个所以然来，细读他的这些文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我讲过，他是一个现代型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处在“五四”这样的时代，他肯定会大喊反孔而不是去做别的。那时他大喊反孔，却没有触及儒学的实质性东西，他写反孔的文章，而不久前他还在谈圣贤之人与圣贤之事。他反对孔子，目的只在于促进思想自由，而不是反孔子本身。他所具有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这本身就带着儒家的色彩。
其实不仅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的东西在毛泽东身上都有反映，拿来为我所用，并且融为一体。墨家是与儒家反其道而行之的，强调务实、勤苦、节约、禁欲、集体主义与献身精神，这是从下往上走的小生产者的人生哲学。中国革命的力量是由农民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组成的，因此，对于墨家学说的影响非常易于接受。毛泽东对墨子还说过这样的话：墨子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
看上去相反的东西在毛泽东身上却是融为一体相辅相成的，还有做政治家又做诗人。做政治家与做诗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诗人当政治家往往是失败者，政治家写诗往往很干瘪乏味，但毛泽东既能当政治家还能是一个很好的诗人。他把这两个范畴的东西统一起来，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对既成建国大业又写诗的曹操评价很高，也很爱读他的诗。相反，他批评坐享其成做了帝王后来又丢了江山的李煜，说他只会写诗不懂政治。毛泽东是有资格说这话的，因为他自己作诗挥洒自如，政治上也驾轻就熟。这是他独具魅力的个性，也是天才的显露。
还有逞强与悯弱在毛泽东身上的统一。所谓逞强，就是不但不信神，不怕鬼，而且要打鬼捉鬼。看毛泽东的人生历程，往往是越处于逆境当中他的才华就发挥得越充分，他喜欢在压力下生活，日子过顺了，好像反而没意思，有时免不了人为地制造点压力。
访问者：说到这里，使人想起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的一次谈话。那次，毛泽东讲到自己时说：与其说我是写文章的，不如说我能同反对我的人打仗更合适些。不打仗了，有时候病也来了，出门不骑马，坐汽车、火车、飞机。……每天走10里路，骑20里马，非常舒服。他还说：简单的生活，对人反而好一些。这是毛泽东的生活态度，表现在宇宙观上，他就强调世界的不平衡的一面，动的一面，强调斗争的一面。
陈 晋：是这样。这是逞强的一面，他的另一面就是悯弱，非常同情、照顾、扶持、抬高那些小人物，有时甚至不太讲原则。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随处可见。(https://www.daowen.com)
访问者：这大概多少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上学时，富家子弟看不起他这个农家子弟。革命初期，在党内留过洋的、学过军事的又看不起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土包子。在江西的时候，就曾有人针对他说，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
陈 晋：他给小人物们做思想工作也是很有特点的。1959年时，他告诉农村的那些穷队，穷要有志气，王国藩不是靠三条半驴腿办起了合作社吗？搞出点样子来给富队看看。他就这么做工作。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性格是“对立的统一”，毛泽东的思维方法也是什么事情都习惯于一分为二。他的成名作，《毛泽东选集》的开卷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打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富有个性的政治生活的开端，也是反映他政治思维方式的开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就是这么把世界劈成两半的，不属于这一半，就属于那一半，并且一旦作出选择，就一生以这一半去反对另一半。
访问者：这种思维方法是中国式的？
陈 晋：不是。中国人喜欢调和，搞中庸，不善于搞非此即彼。打倒一方树立自己是西方的思潮。就拿文学来说，最早是古典主义，是浪漫主义把古典主义打倒了才起来，后来是现实主义打倒浪漫主义以站稳脚跟，再后来又是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中国人的思想具有包容性，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四书五经，就那么一点点，几千年来注家纷呈，把它们的内容越说越多，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反儒的人，也要借注解经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从思想方法上应该说，西方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毛泽东习惯于把世界劈成两半更多的是从西方的文化思想中来的，但同时毛泽东本人又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我说他的思维方法是中西合璧。
这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是在什么起点上用什么方法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并没有读多少马恩著作的原文，他读的只是仅有的几本别人的翻译本，他抓到了其中的一条核心，这就是“阶级斗争”四个字。他最早理解的唯物史观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一大贡献，但毛泽东抓住了它后把世界劈成了两半，“一分为二”。毛泽东找到了这个方法之后，延伸到意志上来，便是他的目标是无穷尽的。他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不到黄河不死心，到了黄河心也不死。不断革命，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共产主义，传统的表述是平等大同，仁。这是人类从来没有实现过的一个理想，但这种几乎永恒性的目标一旦被当作阶段性的目标来实现，最后就会出现像“大跃进”这样的失误。毛泽东给人的感觉是他的奋斗目标的无穷尽。把世界劈成两半又没有穷尽的目标，这使得毛泽东习惯于斗争，习惯于压力，如果一旦没有压力，他就会不自觉地人为造成一种压力，去进入下一个阶段，去接近他的永恒目标。可以说这是造成“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错误的毛泽东性格上的原因，这就又回到他的个性分析上来了。
访问者：看来，对毛泽东真是有说不完的话题。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
陈 晋：好的。
1992年7月27日于北京前毛家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