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后还会出现“文革”吗？——也可能发生……但绝不能发生了
访问者：您认为，类似“文革”这种事情，今后还会重演吗？
于 南：我大胆地冒叫一句：如果不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对党的基本路线有些许动摇，大家不警惕“左”的苗头，不注意防止“左”的东西，让林彪、江青之类人物出来捣乱，那类似“文革”的悲剧，不管人们怎样深恶痛绝，它就有可能在中华大地或局部地区重演。早在1979年7月，邓小平就在一次会议上大声疾呼：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他们唯恐天下不乱。我原以为经过拨乱反正，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整党，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看来我是像小平所说的：想得太天真了。
访问者：您能举出一些事实吗？
于 南：可以。比如前两年有人鼓吹：阶级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是和历史决议、党章总纲“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唱反调吗？这个缺口一打开，必然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再发展下去，离“文化大革命”就近在咫尺了。去年又有人说：1957年毛泽东提出的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正确的，要长期进行下去。这合适吗？首先，我怀疑这位同志是否了解究竟什么叫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说：1957年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9年庐山会议打退彭德怀的进攻，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991年还要肯定这个命题，不能不使人担心是否又要开展反右派或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其次，1957年就说过：现在找到了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肯定政治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肯定它的形式，这不是在呼唤“四大”吗？接着，我们就会听到“文革”这个魔怪的脚步声了。最后，1981年的历史决议，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否定了指导“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和运用大民主的方法，正是这一理论的要点。肯定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导致肯定“继续革命论”；肯定指导“文革”这个理论，下一步的实践必然是“文化大革命”了。这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你们看可怕不可怕？还有人说某某就是“走资派”，连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样的话，也有人要重新肯定。虽然这只是些苗头，却令人十分担心。如果邓小平这次不出面说主要防止“左”，任那些“左”的东西发展，那还得了吗？
当然，作为历史，作为学术问题，究竟“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命题是否正确，它的内涵又是什么，不是不可以探讨，但不能把对政治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提出异议的同志，都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拨乱反正以来，我没有看到任何党史教材、党史工作者再去肯定政治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从它的提出及其以后的实践，认为它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理论的一个起点，这已成为党史界、理论界多数人的共识。我不明白到1991年再肯定它究竟有什么积极意义。
访问者：这个命题的重新提出，是不是和这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的大背景有关系？
于 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恢复过去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左”的错误的东西。这几年，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队伍中已经出现苗头，有些人试图把毛泽东晚年（主要是“文革”前）的“左”的东西隐隐约约重新加以肯定，这恐怕不对头。那些东西已经试过了，实践证明不行，干吗还要再拿出来？现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应该好好区别一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错误的坚决不能再用，正确的就要继承和发扬。邓小平说得好，什么叫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许多事情已经拨乱反正，为什么还要回到以前错误做法上去呢？
访问者：继承和发展有个前提，就是拨乱反正，没有拨乱反正，就谈不上继承，也更说不上发展。
于 南：作为学术问题，过去否定过的东西，如果否定过头了，可以再探讨，说了过头的、不大妥当的话，也可以再纠正过来。但是重大是非，党中央已经作了明确决议的，有了基本结论的，就应该坚持。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在内部探讨，不能在报刊上公开反对。我不理解：党章明确讲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怎么能公开发表文章唱对台戏呢？又如，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曾多次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央明确对知识分子不再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政治上一视同仁（有时叫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新政策。可是去年就有人提出应恢复“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而否定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这行吗？我当时真想喊：需要起来保卫三中全会路线了。
访问者：如果真的改变了这一方针，接下来就会伤害一大批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受到影响。(https://www.daowen.com)
于 南：那当然！知识分子说不定又会成了“臭老九”。政策要有稳定性，不能随意变。为什么邓小平这次南方讲话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这是我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决定的。在这点上，邓小平抓住了要害。主要矛盾一变，基本路线也非变不可。我认为最近几年，有些“左”的东西是在反自由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也是反倾向斗争的一个规律。反“左”容易出现右，反右容易出现“左”，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反右，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些“左”的东西就冒出来了。邓小平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根深蒂固。这就抓住了要害。“左”的东西有些是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习惯，说“根深蒂固”是非常恰当的。
当然，我们不是要把他们和“四人帮”相提并论，但他们的思想体系确有某些相通之处。
访问者：为什么反右容易反“左”难呢？
于 南：首先，看看历史。建国以后，我们多次反右，却很少反“左”，并不是实际工作中没有“左”，而是把“左”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保护和肯定，同时又把一些正确或并非右的倾向当作右来批判。有些人是以“左”来反右，使“左”的东西，借反右之机得以发展，“左”便成为一种很大的习惯势力。其次，从认识论上说，长期流传一个说法：“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邓小平南方谈话说：“‘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怎么会比右好呢？把社会主义给葬送了，还不是立场问题吗？“左”带有革命色彩，教条式地搬几条语录，容易迷惑人。第三，就是过去对犯“左”的错误和对犯右的错误的处理不一样，反右是嘁哩咔嚓，反“左”则是羞羞答答；反“左”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反右则把人整得死去活来，没完没了。彭德怀是明显的例子。他是右吗？不过是抵制了“左”的东西，就把他说成右，以至整死。而犯“左”的错误的，有几个受过处分？顶多检讨几句，这里不能呆了，换个地方就是了。长此以往，一些人心理就是宁可“左”一点，总比右保险些。
还有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它们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混淆。不能把学术上的不同意见，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流派，随意上升为政治问题，乱扣帽子。邓小平这次说：拿大帽子吓唬人，这就是“左”。有人似乎以马克思主义权威自居，一切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一律斥之为“自由化”，这行吗？学术问题能几个人垄断吗？怎么能把一切不同意见统统说成是自由化？任意扩大“自由化”的范畴，势必掩盖真正搞自由化的人。
访问者：您能举些具体例子吗？
于 南：去年有一个杂志，发表一篇读者来信，硬说某著名作家一篇寓言式小说，是影射攻击一位老一辈的革命家。证据是配合了境外某些攻击舆论。我特地找来看看，没看出有影射的地方，却使我感到这家杂志的做法和“文革”中批“三家村”的手法有些相似。为什么要拿海外舆论作依据呢？他挑拨离间你也信吗？有人就是摆脱不了“文革”及其以前“左”的思维定势：国外有什么风，国内就有什么浪，国内出点事，要到国外找依据，什么配合国际反华大合唱呀，是国外敌人的应声虫、代理人等等。我们为此造成的冤案难道还少吗？怎么就不接受教训？
我不理解的是：有人过去执行了“左”的一套，整过人。但在“文革”中别人比他还“左”，又整了他，甚至被整得家破人亡。按说应该觉悟了吧，挨整的滋味不好受，挨过整的干部都会有这个体会的。可是有人一有机会还想整人，这是很可悲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我很佩服两位老同志，他们过去执行“左”的东西，整了好多人。“文革”中他们被整得死去活来，拨乱反正，平反以后觉悟了，见到被他们整过的人一再表示道歉，对“左”的东西，警惕性也很高。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有这种精神，应该记住历史的经验教训。
1992年5月30日于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