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之神,立法之神
除了在善与恶之势力间重要的本质上的区分外(在某些个案中有其相当重要性),在万神殿之内也可能发展出具有显著伦理性格的神祇来——就目前讨论而言,这一点特别要紧。绝非只有一神信仰的神祇才可能具有伦理的本质。实际上,在一个万神殿形成的各个阶段中,此一可能性皆存在;然而,只有发展到一神信仰的阶段时,才有其影响深远的结果。特殊功能化的立法之神,以及控制神谕之神,当然经常是被归属于伦理之神的。
“神占”之术最初源自基于精灵信仰的巫术,而这些精灵又是按照某些规则——正如有生命的存在物——来活动的。一旦知道这些精灵如何活动,人类即可基于过去的经验来判断它们的行为(根据有助于推测它们之意向的征兆或预兆)。要在哪儿筑屋、造坟及修路?何时从事经济及政治的活动?这取决于根据过去之经验而认定为适合的地点与时机。不管何处,只要有一个社会阶层——例如中国的所谓道士——是依靠神占术来维持其生计,其术法(风水)即会具有根深蒂固的力量。当此一现象发生时,所有经济合理化的企图即会遭致精灵的阻挠。因此,没有任何铁路或工厂的兴建能够避免与它们冲突。资本主义也只有发展到力量最强大时,才足以排除这种抗拒。一直到日俄战争时(1905),日本军队似乎都还有好几次因为占卜者宣称兆头不好,而错失良机。另一方面,斯巴达王保萨尼阿斯(Pausanias)则“巧妙地”在普拉蒂亚(Plataea)一役中操纵预兆(不管是吉是凶),以配合战略的要求[3]。不管何时,凡政治暴力垄断了法律运行之处(例如在氏族械斗的场合,将纯然非官方的任意裁量转变成强制判决;在犯有宗教性或政治性罪过的场合,将受害者团体原先所采取的古老的私刑裁判转变成有秩序的处置),这些几乎都是传达真理的神的启示(神之判决)。不管何处,只要占卜者成功地垄断了准备及解释神谕(或神之判决)的权力,他们往往能据有永远的支配性地位。
与现实生活的情况相当吻合的是,法律秩序的守护者并不一定得是最强大的神:例如印度的伐楼那(Varuna),埃及的玛亚特(Maat)就不是最强的神,希腊的列克斯(Lykos)、黛可(Dike)、忒弥斯(Themis),甚至阿波罗(Apollo)也都不是[4]。赋予这些神祇特性的是他们的伦理资格,恰好相应于神谕(或神之判决)理当永远揭示“真理”此一观念。“伦理”神之所以成为道德与法律秩序的守护者,并非由于他是个神祇,因为拟人化的神祇最初与“伦理”并无特别关系(实际上比人类要淡得多);毋宁说,一个神祇的伦理特质之所以显著,是他将此一特性的行为类型置于其监护下。(https://www.daowen.com)
渐增的伦理要求由人加之于神,与下述四种发展并行:第一,在扩大且和平化的政治团体内,随着支配权力的增大,对于有秩序之立法的品质要求亦日增;第二,有关一个不灭的、有秩序之宇宙的理性掌握的范围日广(其原因当觅之于与经济活动有关的气象学角度);第三,因袭的规则对日新的人际关系的规范日增,而且人与人之间彼此交往时,对这些规则之遵守的依赖性亦日增;第四,诺言之可靠与否在社会与经济上的重要性日增,不管是朋友、封臣、官员、交易伙伴、债务者,还是任何其他人的。一言以蔽之,这些发展中最根本的是,个人与一个“义务世界”之伦理性结合的重要性日增,因此才有可能去估量某人会如何举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