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世信仰、天意信仰、报应信仰、预定论信仰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 彼世信仰、天意信仰、报应信仰、预定论信仰

“彼世”概念的萌芽,在从巫术到灵魂信仰的发展过程中,即已出现。然而,死者之灵的存在,绝非总能推展成熟为一种特殊的死者国度的观念。相当常见的一个观念是,认为死者的灵魂会依各自不同的生与死的方式、不同的氏族与身份,化身为动物与植物。此乃灵魂轮回观念的根源。举凡相信有死者国度——起初是个地理上遥远的地方,尔后则是地下或天上——存在之处,未必就认定灵魂的生命必然在那儿永远长存。灵魂有可能会被凶暴地毁灭掉,或因血食之不继而死灭,或者不管怎样就干脆是寂灭了(这显然是古代中国的想法)。

根据“边际效用法则”,当此世根本的需求被满足时,一般而言,个人对自己身后命运的某种顾虑就会产生,并且,根本上也因此而只限于上流阶层与富裕者。只有他们,有时只限于首长与祭司——穷人是没份的,妇女则少之又少——才能确保自己在它世的存在,并且往往为此耗费巨资也在所不惜。主要是因为这些人的示范作用,对于彼世之期望的热衷大大受到鼓舞。

此处,还没有所谓彼世里的“报应”(Vergeltung)的问题。出现这种想法的地方,最初只是仪式上的过失被认为是对自身招来不利的事情:这在印度的圣法里范围最广——谁要是违犯了种姓禁忌,地狱之苦可期。唯有当神具备伦理性的权能之时,神才能在伦理的观点下支配人于彼世的命运。天堂与地狱的区别并非继此随即产生,而毋宁是相对而言较晚的产物。当彼世期待的力量愈来愈强时,换言之,当此世的生命在与彼岸相较之下,愈发显得不过是一时的存在形式,当此世愈来愈被认为是神从无中创造出来而因此是会再度成为过往的,并且创造者本身也被认为是从属于彼世之目的与价值的,当此世的行为愈来愈以彼世的命运为取向依归之时,那么,神与世界及其与世界之不完美的基本关系这个问题,就愈来愈被视为思维的当前要务。

有时,对于彼世的期待会在“最末者将成最先者”的公式下,使得原初的看法——认为彼世的问题只是贵人富者的事——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反转。不过,这样的一种逆转即使在贱民民族的宗教观念里也很少首尾一贯地明确表现出来。然而,这在诸如古犹太的伦理中就扮演了一大角色。并且,以下这种假定:受苦,尤其是自发性的受苦,是正合神意的,并且也能有更好的彼世机运,在异常分歧多端的动机之下——或许部分是从英雄式禁欲的勇气验证,或从巫术的苦行实践中发展出来——浸透到许许多多的彼世期待之中。反之,在特别是受到支配阶层所影响的宗教里,按例是获致恰巧相反的看法,亦即,此世的身份差别在彼世也不会被抹平失效,因为那本来也就是神所意允的;这种想法依旧可由基督教信仰的“至福的”(hochseligen)先王[3]一词显现出来。

虽然如此,但是特殊的伦理观点却是:以死者审判为基础,终究会对具体的正与不正有所谓的“报应”,并且末世的历程往往也就是个普世的审判日。据此,罪即必然附有“犯罪”(Crimen)的性格,因而能够被纳入理性的决疑论之中,并且此种犯罪不管在此世或彼世无论用什么办法都必然要加以偿清,如此,人最终方能光明正大地面对死者审判人。准此,惩罚与报偿必然层次分明地相对应于过失与功绩——就像但丁(Dante)作品里所表现的那样[4]——并且也根本不可能是永远的。然而,相对于此世的现实性,彼世期待的幽微与不确定,使得先知与祭司们几乎总是不可能放弃永恒的惩罚一事。永恒的惩罚也就是对于不信神、背叛神与无神者——特别是那些在此世作恶却未受到惩罚者——加以报复的对应。天国、地狱与死者审判,因此几乎获致普遍性的意义,甚至也出现在那些本质上与这些概念原本完全不相干的宗教,例如原始佛教里。(https://www.daowen.com)

不过,即使琐罗亚斯德所宣扬的“中间国度”或者所谓“炼狱”[5]等有时限性的惩罚之概念,削弱了永恒“惩戒”——永无止境的存续——的首尾一贯性,但是,以下的困难仍然存在:对于人类行为的“惩罚”,如何可能与一个伦理性的、同时也是全能的、最终本身要对这种人类行为负起责任来的世界创造者,统合在一起而论呢?当人们不断地就着神之全能的观点来反省世界之不完美这个无以得解的难题时,难免便得出以下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在彼世的神与一再卷入新的过恶的人类之间存在着一道极其巨大的伦理的鸿沟。如此一来,最终的结论无它,是即业已在《约伯记》里的全能的造物主信仰转化到这样的概念来:这位全能的神乃居于其被造物之所有伦理要求的彼岸,因此他的意旨被认为是超乎人类所能掌握的范围之外的,并且,神之绝对的全能是无限地超绝于被造物的,所以被造物的正义尺度根本不可能适用于神的作为。以此,神义论的问题便整个地被消解净尽了。

伊斯兰教的神阿拉就是被他最热烈的信奉者看作是这样的一个神,而基督教的“隐身之神”(Deus absconditus)也同样被其虔敬的练达者认为正是如此。神之至高无上的、完全不可测知的,因其全知而素来即无以更易的自由意旨,已决定了在地上的命运如何、而死后的命运又如何。尘世命运的决定和彼世命运的预定(Prädestination),同样都是承自永恒而确固不移的。就像是被诅咒者之怨叹其因命运的预定而确固不移的原罪一般,动物也就不定同样地在怨叹它们之生来不为人(加尔文教义有这么一个明白的说法)。以此,伦理的行为即无意义可言——既不可能改善此世的机会,也不可能有益于彼世的机运。不过,从另一面看来,就实践一心理层面而言,在某种情况下这又可能产生更强烈的作用。换言之,伦理的行为可能正是个人基于神的意旨而拥有确固不移的恩宠状态之征兆。正是由于这样一个神的绝对崇高性而发出了实际的宗教关怀来:意欲一窥神的蓝图——至少,就个别的情况而言——特别是想要知道个人本身的彼世命运,此乃个人无以扼抑的自然需求。

伴随着将神看作是被造物之无限支配者的倾向,另一个相应而起的倾向则是:普遍地观察与解释“神意”及其对于世界之运行完全出之己意的干预。“神意信仰”(Vorsehungsglaube)是巫术性占卜的彻底理性化,两者互有关联,而正因为如此,此种信仰便更是在原则上务求要尽可能地贬斥巫术占卜。在有关宗教关系的理解里,大概再没有像支配着近东与西方各个有神论宗教的神意信仰这样具有以下于他处不得而见的特征:(1)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与一切巫术如此彻底、激烈的对立;(2)如此断然地肯定神性的本质是一种有活力的“作为”(Tun)而显现于神对世界之人格性、预定的支配之中;(3)神之自由赐予的恩宠与被造物之对恩宠的需要,以及一切被造物与神之间的鸿沟,是如此的确立不摇;因此,(4)“被造物神化”被当作对神最大的冒渎,而以此断然地加以排斥。这样的一种信仰,对于实际的神义论问题,并没有任何合理的解决,正因为如此,它含藏着世界与神之间、实然与应然之间最巨大的紧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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