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本卷收载列宁在革命活动初期即1893年至1894年所写的著作。
列宁开始革命活动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当时的俄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城乡经济生活都已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但经济发展水平还落后于欧洲其他许多国家。1861年宣布废除农奴制，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沙皇专制制度原封未动，农奴制经济关系的残余还大量存在，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人数激增，而且比较集中。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抗日益加剧，工人阶级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运动蓬勃兴起，罢工斗争接连不断。工人运动在当时还缺乏组织，缺乏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基本上是自发的。在农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村社的解体，引起深刻的阶级分化；出现了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即富农和雇农。广大贫苦农民身受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双重压迫。
普列汉诺夫于1883年创立的劳动解放社，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作了重要贡献，在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跨出了第一步。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还局限于同工人运动缺乏联系的秘密小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同工人运动真正结合起来。在俄国先进工人和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广为流行的民粹主义思想，受到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有力批判，但其影响远未肃清。80年代至90年代的自由主义民粹派，抛弃了旧民粹主义的革命纲领，走上与沙皇政府妥协的道路，利用手中的合法刊物，攻击马克思主义，挑起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战。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成了妨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主要思想障碍。与此同时，俄国知识界还出现了一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潮，即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这是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在俄国的萌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中采纳了某些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论点，打着客观主义的旗号，极力颂扬资本主义。
在本卷所收的著作中，列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俄国现实的社会经济制度，阐明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指明了俄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对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
卷首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文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列宁著作，写于1893年春。列宁在文中评介了波斯特尼柯夫的《南俄农民经济》一书，对作者用分类考察而不是依据平均数字来研究俄国农民经济的方法予以肯定，同时也指出了作者观点的局限性和方法论上的错误。作者看到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多样性”，承认各类农户之间存在着经济“悬殊”和“经济利益的斗争”，但注意的是量的差别，而不是质的不同，因而没有按经营的性质来划分农户类别，看不到村社农民中间“直接的剥削”关系，忽视了农民经济的一切变动都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总背景下发生的。列宁利用该书中的丰富资料，对俄国农民经济的现实状况作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揭示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式和过程。他证明：商品经济已占统治地位，村社农民已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农则是经济上不稳固的阶层。列宁的科学论证粉碎了民粹派认为村社农民未被资本主义触动、村社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谬论。
《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分析了俄国的经济制度。市场问题曾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争论的焦点之一。当时有一种流行的民粹派观点认为，由于人民大众日益贫穷，市场有完全停闭的趋势，资本主义不可能充分发展，并且由此得出资本主义在俄国没有根基的结论。列宁详尽地描述了社会分工使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进而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且说明了这一经济演进过程同市场的关系。列宁指出“市场不过是商品经济中社会分工的表现，因而它也和分工一样能够无止境地发展”（见本卷第81页），人民大众的贫穷并不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反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表现和条件。
列宁还批判了《市场问题》一文的作者格·波·克拉辛的错误。克拉辛引述了《资本论》关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之间交换的公式，却得出第一部类的积累不依赖消费品生产的错误结论。列宁在纠正这一错误时指出，作者忽略了技术进步的因素，如果把这一因素纳入马克思的公式，那就可以得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见本卷第67页）此外，列宁还批判了克拉辛提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囊括全国各个经济领域之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依赖国外市场的论点，说明这种论点与民粹派的观点完全一致。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是列宁批驳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观点、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重要著作。
1893年年底开始，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要代表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谢·尼·尤沙柯夫和谢·尼·克里文柯等人在他们公开出版的《俄国财富》杂志上肆意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人。以“人民之友”自居的自由主义民粹派，成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人民之敌。为了回击自由主义民粹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列宁写了这部著作，全书总共分为三编。
列宁在第一编中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的唯心史观和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深刻地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主观社会学家把他们臆想的所谓“一般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把是否合乎抽象的“人的本性”作为判断社会现象的标准，认为“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见本卷第107页）。他从唯心主义立场和观点出发，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甚至妄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根本没有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列宁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的粗暴歪曲，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摒弃了主观社会学关于“一般社会”的抽象议论，而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科学分析，“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见本卷第106页），这一科学结论“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见本卷第107页）。列宁进一步阐发了这一科学结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指出马克思得出这一科学结论所使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见本卷第107页）。马克思“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见本卷第120—121页）。列宁还强调，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唯物主义观点，那就是：社会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见本卷第110页）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抓住了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的主要东西——生产关系，只要分析了生产关系，就可以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见本卷第109—110页），也就是各个国家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列宁对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见本卷第111—112页）
米海洛夫斯基歪曲和攻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思想，硬说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使社会活动家成为“被动者”，成为“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窖里牵出来的傀儡”（见本卷第128页）。列宁驳斥了这种歪曲和攻击，阐明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见本卷第129页）列宁同时阐明了个人的社会活动取得成功的条件，指出：社会活动家必须认清社会制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俄国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俄国社会已是资产阶级社会，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那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活动必须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才能取得成功。(https://www.daowen.com)
米海洛夫斯基还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辩证方法曲解为套用黑格尔的“三段式”。列宁揭露说：这种说法是荒谬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辩证法，黑格尔认为观念发展的三段式决定现实的发展，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揭示现实世界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方法。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见本卷第135页）
在第二编中，列宁剖析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经济学家尤沙柯夫等人的经济理论。这一编至今没有找到。
在第三编中，列宁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纲领。19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已经无法否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存在，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人为地”培植起来的，而“人民生产”即小农经济和手工业是“自然地产生的”，是和资本主义对立的经济，农村劳动群众遭受剥削只不过是政策造成的“缺陷”，因此，他们祈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并把国家看成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实施“改革”的工具。列宁对这些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指出，只要看看现实的农村和现实的农村经济，就“可以看到受市场调节的社会经济组织所具有的种种现象：可以看到那些曾经是平等的宗法式的直接生产者在分化为富人和穷人，可以看到资本特别是商业资本的产生，它给劳动者布下天罗地网，吸吮他们的全部脂膏”（见本卷第201页）。“人民之友”只要公正而认真地研究这些情况，“就会看出资本主义分化的情况是如此明显，‘人民制度’的神话就不攻自破了”（见本卷第201页）。列宁用确凿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在俄国，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必然结果，无论在农业还是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已占优势，不过是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这种生产关系是劳动群众受奴役的根本原因。列宁揭露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纲领的反动实质：它抹杀农村中的阶级对抗，祈求政府采取温和的改良措施，企图以此引诱被剥削劳动群众放弃斗争，使半农奴制半自由的经济制度永恒化；“民粹主义已经堕落为最平庸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理论，‘人民之友’就是这种堕落的非常明显的例证。”（见本卷第257页）
列宁在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同时，论证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纲领和策略：“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是要协助俄国工人运动发展和组织起来，把工人运动从目前这种分散的、缺乏指导思想的抗议、‘骚动’和罢工的状态，改造成整个俄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其目的在于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剥夺剥夺者，消灭以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见本卷第262—263页）列宁强调指出：俄国工人阶级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统治的整个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列宁坚信：只要社会民主党人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使这些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工人中间建立坚固的组织，把现时工人分散的经济斗争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俄国工人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见本卷第264页）。
在本书的附录部分，列宁还揭露了自由派和激进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阉割和曲解，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同革命性结合起来。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是列宁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也是他以后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的基础。列宁将这篇文章收入《十二年来》文集时，加了一个副标题：《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
司徒卢威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一书中对民粹主义作了系统的批判，并且声称他在若干问题上赞同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丝毫不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约束”。为了揭露司徒卢威对民粹主义的批评在哪些地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第一章中把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民粹主义观点作了对照，逐段评述了集中反映70年代民粹派观点的《人民园地上的新苗》一文。在这一章和以后三章中，列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批判了民粹主义的社会学观点、经济观点和政治纲领，揭露了民粹主义的阶级实质。列宁指出，民粹主义是从小生产者的立场来反对农奴制度和资产阶级制度的，民粹派是小生产者的利益和观点的代表。对待民粹派的纲领，列宁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反动的、空想的内容作了尖锐的批判，同时也肯定它的某些反对中世纪制度的条文作为民主主义的要求所具有的进步意义。
司徒卢威对民粹主义的批评却是从客观主义立场出发，只是描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故意抹杀这一过程带来的阶级对抗，避而不谈民粹派的阶级实质，对民粹派纲领持全盘否定态度，主张支持富农，要使俄国从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宁详尽地分析批判了司徒卢威的错误立场，表述了哲学党性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见本卷第363页）司徒卢威抹杀现实的阶级矛盾，赞颂资本主义，客观上是在为资产阶级效劳。此外，列宁还揭露和批判了司徒卢威在国家、人口过剩、国内市场等问题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列宁的这几篇早期著作证明，年轻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不但有深刻的研究，而且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的具体实际，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
在本增订版中，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2版相应时期所收文献增加1篇，即反映列宁早期革命实践活动的《调查提纲》，编入本卷的附录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