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母——写在父亲100 周年诞辰
100写在父亲周年诞辰
赵志毅
2021年6月27日，是父亲赵明贤（1921—2017）逝世4周年忌日暨100周年诞辰。
父亲籍贯陕北，祖父的祖父那代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到陕北榆林佳县王家砭乡赵家沟村。在曾祖父手上家道中兴，花钱捐了个“顶子”，父亲得以受到良好的教育。20世纪30年代，谢子长、刘志丹、李子洲、习仲勋等在陕北秘密发展党组织，宣传党的救国救民政策。当时的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红色底蕴深厚，由共产党早期活动家、教育家李子洲先生任校长。父亲在求学期间受进步思想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1937年，七七事变的枪声惊醒了他的教育救国梦，16岁的他投笔从戎，参加红军，在阎揆要、张达志（二位都是开国中将）麾下当兵，后由高增汉、李德玉介绍入党，担任佳县青年救国会会长时才19岁。1943年，组织送父亲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学校条件十分艰苦，他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一边学习一边开荒种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每个学员要完成一石二斗（360斤）小米的生产任务，还要学习手工纺线，织毛衣（从懂事起我就记得我们姐弟所有过冬的毛衣毛裤毛袜都是父母亲织就的），做被服，搞运输。星期天大家主动上山打柴去集市售卖以筹措经费。党的七大之后，党中央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让延安中央党校学员全部出校工作，组织上派父亲回佳县担任区委书记，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支援前线。1947年，国民党驻榆林二十二军的一个连在父亲等共产党人的积极争取下投诚起义，对革命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年，党中央动员地方干部到部队工作，开辟新解放区，父亲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在第一野战军司令部供给处搞后勤保障工作，筹措粮食，并参加了彭德怀指挥的青化砭、沙家店、养马河、瓦子街战役。
父亲赵明贤年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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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范德功年轻时
兄弟四人合影，右起二为童年时的赵志毅
母亲范德功（1930—1999），少年时投奔王震将军的三五九旅，在野战医院当救护兵，曾在战斗中抢救伤员时中弹受伤，右脚留下了残疾，走路时有一点跛。母亲信奉的是礼义智信的耕读文化，践行的是革命军人纪律约束的生活方式（她始终保持着中国传统妇女和模范军人的风采）。
我们家父慈母严，姊妹五人中，大姐赵萍是父亲在老家早年去世的原配夫人毛氏所生，跟着父亲走南闯北，在颠沛流离中长大，20世纪50年代考入甘肃农业大学读书。在父母身旁的是我们兄弟四人，父母从小就给我们立下许多家规，比如“早操锻炼”“诚实守信”“勤俭持家”“尊老爱幼”等。严格的家教培养了我们独立自主、勤奋好学的品质。我们很小就要自己洗衣做饭，刷鞋补袜，整理内务，寒暑假里每天晨练回家吃完早饭后，就要伏案做作业。我们兄弟四人有着明确的家务活分工：大哥与二哥协助爸妈每月一次去煤场买煤、去粮站打粮，以及干日常的担水劈柴等体力活儿，我负责每月一次的大院公共厕所的保洁清理和家里的洗碗扫地。家里老式写字台左边的第一个抽屉里是一字排开的两件套的深黑、草绿、淡紫、海蓝四色小搪瓷杯，杯体的胶布上分别写着魏碑体的“刚”“强”“毅”“力”四个字，是爸爸的手迹，这是我们哥儿四个的名字。上层放着彩色的豆豆糖，下层放着数量一致的饼干、点心。我们从不争抢，只把自己的那一份装进口袋里带去学校吃。“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我已经读三年级了，母亲带着我去兰州市公交公司修理厂探望父亲（时任公司党委书记）时，他叫妈妈把专门给他准备的一饭盒饺子带回家，给我们吃。当时我的心里五味杂陈，鼻子酸酸的。回来的路上，妈妈默默地抹眼泪。后来，四人帮覆灭，父亲得到了平反。
父亲喜欢喝酒，但很少见他醉过。年轻时候多才多艺，唱京剧，写书法，吹笙箫。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身为公交公司党委书记，他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为职工着想，深受广大群众爱戴。从我有记忆起，他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星期天，我们全家逛街时往往会有公交车停下来，司乘人员请我们上车顺路带一程，他从不允许我们乘坐，婉言谢绝的同时提醒司机、售票员不该违规停车。改革开放以后，家人有时会在饭桌上谈论“官倒”“反腐”话题，他会感慨地说：要干，要发展就会有困难，如果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
在我大三时，父亲遭遇车祸，在兰州军区总医院抢救了三个多月，三次开颅手术，连下三次病危通知。在医院守护的那些日子，我常常望着沉睡中的父亲暗自垂泪，从小一直佑护着我们的伟岸身躯小了，也瘦了。密密麻麻的绷带缠住父亲的头颅，千丝万缕的情愫捆绑着我的心。父亲凭借顽强的意志力，坚强地挺过一个个难关。后来我大学毕业，分配去西北民族学院预科部任教，工作四年后考入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系攻读硕士学位，再后来我考入南京师范大学师从鲁洁教授攻读博士，毕业后教书育人数十年，父母亲对党的忠诚与热爱，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优良作风，为子女们树立了榜样，时刻勉励鞭策着我奋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