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
叶旦捷
我父母都从事绘画工作，我们的家风，最突出的就是对艺术、对美的热爱。
我祖父、外祖父及其家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都喜爱绘画和音乐。父母对艺术的兴趣始于童年时期。父亲说起过小时候到亲戚家的照壁上画“下细上粗”的竹子，糟蹋了白墙，却受到长辈纵容的趣事；母亲则回忆过童年时家里有许多画册，有笛子、箫等乐器。母亲从小就喜欢临摹画册，我的大舅舅李元庆则从小就喜欢吹拉弹唱，后来成为著名的音乐家，担任过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主任、中国音协书记处书记、《音乐研究》主编、国际音乐比赛评委等职。
父母都是少小离家，走南闯北，很早就参加革命。随后，他们对艺术、对美的追求就与民族情怀融合在一起了。父亲曾因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反帝反封建文化大同盟”，组织进步木刻活动[1]被捕入狱，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记述了此事；母亲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组织过受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领导、由音乐家崔嵬担任演出指挥的中学生歌咏队；我的大舅舅则和聂耳一起组织了“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1941年父母经周恩来介绍、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安排赴延安，进了“鲁艺”。此后，在组织的安排下，他们“哪里需要到哪里去”，从延安到东北解放区、天津、北京、西安……其间做过各种文艺工作：延安时期做美术研究员、做泥塑、画宣传画；解放战争时期编画报、写通俗诗；抗美援朝时期写歌词。
解放战争时期的父亲叶洛
后来画连环画、年画、儿童画、油画，做美院教师……几十年里他们乐在其中。
我的父母对艺术、对美是不折不扣的迷恋。
我小时候对父母不满意，因为他俩白天总是各自作画，不理我。母亲说过，她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做创作员时，常常因为画画忘记去吃饭。父亲外出写生，从不在乎寒暑、辛苦。童年时期，我跟着父亲出门，常见他用手指框成长方形的“取景框”，对着他感兴趣的景物移动，琢磨绘画的取景。在那个闭塞的年代，几年举办一次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对画家来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从“美展”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一个月中，父亲天天往中国美术馆跑，有时也带我去。我总是看到父亲在一幅画前一站就是一二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入迷地盯着画看。记得父亲有一次去甘肃，回来后动情地说起参观汉代石雕时看到一位外国人（应该是艺术家）面对石雕号啕大哭，说“来晚了”。当时我理解父亲动情是出于民族自豪感，后来我明白了：父亲的感情中，还有对那位外国人反应的认同、情感共鸣，即面对艺术美无法抑制的激动。父亲也喜欢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都喜欢，闲暇时会摇头晃脑地吟诵古诗，乐在其中；谈起《水浒传》《好兵帅克》、爱罗先珂的童话……他如数家珍。母亲除了绘画，还特别喜欢欧洲古典音乐，常放贝多芬、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等的音乐听。
因为对艺术、对美的热爱，我们家的日常生活挺有意思。我小时候，母亲给我做过泥塑的小房子、小磨盘、井栏辘轳等等，用它们在桌上摆成有趣的“缩微”农家小院；父亲在民间折纸的基础上花样翻新地给我折了一堆纸动物，有马、羊、狮子、鸟、刺猬等等，还给它们上色。它们漂亮得我都舍不得玩，把它们放在壁柜里，邻居家的大人孩子来我家，常常是三五人簇拥在壁柜前欣赏它们。父母会带我到美院附近的小镇杜曲的集市上买剪纸，会在下班途中折野菊花、捡园艺工人丢下的冬青树枝叶回家插瓶，会去捡河滩上有美丽花纹、色彩的石头回家放在柜子里，会从杂货店里淘来或古朴或别致的各种瓷器做日用品或摆设……从小学到大学，同学到我家总是饶有兴致地“考察”各种摆设。
《石头缝里种树的人》 叶洛作于1950年(https://www.daowen.com)
《迎春》 叶洛作于1985年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我学画，父母把引导我发现、感受美放在第一位。我临摹书上的画前，他们会让我先“看画”，让我说出“好在哪里”，然后给我补充讲解；我进入画石膏教具的阶段了，他们也是先引导我注意石膏上明与暗、光与影构成的美。他们会叫我观察清晨随着太阳的升起田野上的色彩变化、晚上树木和房子在夜空背景下的“剪影”风格，会叫我体味门前铁根海棠疏影横斜的“水墨”韵味、注意农民扬场时动作的刚与柔……后来我喜欢上了王维的诗歌，读到“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样的诗句，不由得想起当年父母引导我观察生活中的美的往事——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能让人获得多少享受啊！
父母这一辈子，从事专业的条件并不好。抗战、解放战争时期条件艰苦，东奔西走；解放后又被政治运动消耗了许多时间精力。父亲担任过许多需要做事务性工作的职务，比如延安美术工作者协会理事、《齐齐哈尔报》报社美术科长、《西满画报》《嫩江画报》创作研究科科长、中央音乐学院创作组副组长、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报》编辑室主任、西安美院油画研究室主任等等，其间本可用于作画的时间被职务工作大量挤占；母亲在“人美”工作期间下乡时患上冠心病，时时发作，这些都严重影响他们作画。但是，父母在美术领域均有成就，尤其是父亲。20世纪30年代，父亲成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之一，版画作品被鲁迅、宋庆龄送到巴黎展出，被法国《人道报》刊载，也被鲁迅先生收藏，现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鲁迅逝世时父亲画的《鲁迅先生遗容》被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时父亲创作的富于民族、民间色彩的小泥塑，被朱德总司令当作礼品赠送给外宾，也被访问延安的外国友人采购，从而成为延安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解放后，在中国很少向世界“输出”自己的美术作品的年代，父亲的插图作品被送到莱比锡国际图书插图装帧展览会展出；父亲的油画作品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中国美术馆收藏……
促使父母在艺术领域辛勤耕耘的，除了他们对艺术、对美的迷恋之外，还有他们对自己作品社会价值的看重和责任感。父母对自己作品被群众认可、产生社会效应的情况津津乐道。记忆中，父亲常讲起西安美院隔壁村子里的农民进画室看他作画舍不得走，讲起“土改”时他写的通俗诗歌使农民改掉愚昧习俗，讲起他为抗美援朝写的歌词被谱成曲、由上海音乐学院歌唱家周小燕演唱后受到群众的喜爱时他眉飞色舞，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们有着从延安走出来的艺术家的共同心态：认为自己有责任创作出被群众喜爱、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作品。因此，父母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执着钻研绘画艺术，能够愉快地在艺术领域“打杂”，接受写通俗诗、歌词，画海报、宣传画、儿童画、插图……这样的“小儿科”任务，做起来很愉快、很投入，能出彩。
父母的艺术和人生的追求，不是源于简单的政治理念，也不是源于功利性的人生目的，而是源于他们对人民的感情。记忆中，父亲在西安美院周边的村子里口碑极好，有许多农民朋友。“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拘禁、殴打父亲的消息传到学校隔壁的村里，有威望的老者立刻召集村里的年轻人说了句：“你们去！”于是一群青壮年农民冲进学校，一拥而上从“造反派”手里“抢”出了父亲。那架势吓住了“造反派”，从此他们再没动过父亲。父亲常说：没有他们，我没准儿就死了。对父母来说，“人民”就是由这样的可亲可敬的人组成的群体，“文艺为人民服务”是他们发自心底的追求。
父母对艺术和美的热爱，他们的人生追求，影响了姐姐和我。
姐姐对绘画、对美的迷恋，比起父母有过之而无不及。没上学的时候她就趴在桌子上画画，一画就是几小时。她从上中央美院附中开始住校，放寒暑假回家，总是第二天就背起画板往外跑，早出晚归。她的作品和画框多到家里放不下，得租了房子来放。迷恋绘画带来的勤奋，使她终于成为一个不错的画家，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协会会员，有许多作品发表或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在媒体采访时她说，能画画她就高兴，绘画就是她的生命。她也像我父母一样追求作品被群众喜爱。因此，她的创作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生活中，她 “置办”漂亮摆设的兴趣，也是远超父母。她的家里，墙上挂的、柜子里桌子上摆的、地上铺的工艺品，多到令人目不暇接。
我喜欢文学，也是受父亲的影响。小时候学画的经历对我学习文学很有帮助。大学时期，一次古代文学期末考试，试卷是樊维刚老师出的，上面从头到尾都是宋词分析题。我觉得这些题目挺有意思，做起来也没什么压力。哪料考试结束后班里叫难声四起。这门课我拿了班里的最高分。后来我想明白了：学画时受到的审美训练，让我对“用形象说话”的文学作品中的美比较敏感。父亲病逝后，我独自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母亲一累就要犯心脏病，一犯病就要住院，我失去了行动自由，时间精力长期受限制。郁闷之下，幸而有文学给我以精神慰藉、心灵享受。我喜欢上文学课，能和学生分享文学作品之美是一种享受；学生也喜欢我的课，给我的评教分数也没有低过。我也喜欢制作课件，我制作的“东西方文学”课件有1300余页，用于链接的PPT更是多达两三千页。对我来说，制作课件是一种享受，这个过程，我沉浸在重温作家作品带给我的文学愉悦中，也沉浸在设计页面布局、处理页面色彩、运用插图插画……带给我的美的愉悦中。后来我还制作了“外国文学作品导读”课件。这些课件页面美观，内容丰富，刻进光盘里和教材一起出版后，反响不错。我的同学觉得我花如此多的时间精力弄课件这种“小儿科”的东西“不划算”，而我则觉得把这样的课件提供给有需要的教师们使用，是有价值的服务工作；我在这个工作中得到了享受，这就不错了。
受家风的影响，我姐姐的孩子也学绘画。我的孩子，从小喜欢文学，小学时是杭州日报社的“蓝精灵”小记者，大学读的是中文系。现在她们虽没有从事艺术职业，却享受着浸润在艺术和美中的人生乐趣。人，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之后，自会追求审美欲望的满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们的社会里，“诗和远方”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我相信，我们的家风会传下去；热爱艺术和美会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家风。
【注释】
[1]父亲是20世纪30年代在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成立的“木铃木刻研究会”的三个核心成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