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的最大收获

延安整风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延安整风端正了我们党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确立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澄清了是非。可以说，这是延安整风的最大收获。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中华民族的许多仁人志士向西洋学习、向东洋学习，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改良运动、辛亥革命，但都未能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多么重要。但是，在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在延安整风前，我们党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既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也有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中国革命。特别是教条主义倾向，如把苏联经验绝对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圣旨化，在中国革命中脱离实际地片面强调“城市中心论”，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使中国革命惨遭损失。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使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使白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

对教条主义的危害，毛泽东同志深有认识。早在1930年1月，他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同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37年，他作《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并指出：“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193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待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在防止和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上，尽管毛泽东等同志作出了上述努力，但由于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如王明等都曾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其教条主义在党内影响大、持续时间长，几乎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毛泽东等同志的上述努力没有达到预期效果。(https://www.daowen.com)

到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等同志的思想经受了各种复杂斗争实践的检验，日益显现出其高瞻远瞩的正确性，逐步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并获得共产国际包括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承认和支持。这为毛泽东等同志在延安整风中端正全党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1年5月，毛泽东首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延安整风作动员。报告主要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着手，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这表明，延安整风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同志首先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地位，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同时他又指出，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又指出：“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他指出这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同志在指出主观主义的缺点错误之后，明确提出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指出：“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可以说，通过这篇报告，毛泽东同志抓住有利时机，有力地端正了我们党多年来难于端正的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并通过反对主观主义以端正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端正党风、反对党八股以端正文风的延安整风，为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确立，为我们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错误，客观公正地看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之不易，值得我们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