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在困难中产生

通过对云南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编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的学习，我深切地感受到延安精神是在困难中产生的。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艰苦奔波了一年的党中央和红军总算有了落脚点，然而迎接他们的不是欢庆胜利的鲜花，而是更为严酷的挑战。

当时的陕北，自然环境恶劣、社会条件虚弱。这里是一望无际的黄土地，贫瘠的土质、匮乏的物产、频繁的灾害，构成了一片满目荒凉的自然景象。这里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但在历史的进程中因闭塞而落后，简陋的窑洞、简单的生产工具，使人联想到原始洞穴和“刀耕火种”的远古时代；农民们在这里广种薄收，靠天吃饭；毛驴是这里通往外界的唯一的交通工具。这里是一个充满痛苦、灾难的地方，解放前，军阀、地主、土匪对人民层层盘剥，70%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苛捐杂税多达80余种，人民缺吃少穿，一家人的全部财产不够两头驴驮；自然灾害频发，1928年至1929年的大饥荒，就有数百万的人死于饥饿。(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党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被日军占领的山西与陕甘宁边区仅有一河之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处在日军的包围之中，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蚕食”政策、“囚笼”政策、“清乡”政策。解放区军民对敌人的残酷“扫荡”进行英勇反击，在平型关大捷之后，又组织百团大战等。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允许人民力量发展壮大，借口统一军令、政令，制造军事摩擦，向陕甘宁边区和根据地发动进攻，在我边区周围陈兵20万，修筑封锁线5道、碉堡2900多个、飞机场20多个；实施经济封锁，停发八路军军饷和枪支弹药，扣留海外爱国人士给边区的捐款，阻挠边区商人到外地经商贸易，甚至提出不让一粒米、一寸布进入边区；特别是在日寇对国民党反动派实施“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曲线救国”的幌子下，大批文武官员纷纷向日寇投降，到1943年8月止，国民党投敌的中央委员达20人、高级将领达58人、伪军增至55万人，大大增加了进攻解放区的伪军数量。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八路军由40万人减少到30万人，新四军由13万人减少到11万人，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再加上连续3年困难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缺粮、缺衣、缺被、缺弹药、缺医药……

为了摆脱内外困境，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中作动员讲话说：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三条，一是散伙，二是坐等待毙，三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家说要走哪一条？边区的党政军民团结一心，异口同声地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党中央号召下，边区党政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全边区共开荒180万亩，产粮47万担，还创办了纺织、制鞋、面粉、炼铁、炼油、机械、军工等工厂，基本做到了自给有余、支援前线。毛泽东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说：我们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给我们坏处外，还给了我们好处，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定决心，自己动手，结果克服了困难，使我们深刻地理解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道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总结，道出了以艰苦奋斗为特征的延安精神产生的秘诀。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