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黔滇旅行团
第三路是由近300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又称湘黔滇步行团），横跨湘、黔、滇三省，由陆路徒步赴滇。
为保证沿途的安全，有组织地实行军事管理，军事委员会指派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由军训总教官毛鸿担任参谋长。临时大学另派11位教师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曾昭抡、袁复礼、李继侗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指导委员会，负责日常具体领导工作。为保障沿途生活及身体健康，学校给旅行团配备炊事员1名，另有徐行敏等3名医官随行。学生则分为2个大队、3个中队，每个中队分若干小队。
为保障徒步学生安全抵昆，学校为旅行团配备两辆卡车运送行李。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将军还为参加旅行团的学生每人配置一套行军装备：土黄色军服、绑腿、干粮袋、行军水壶、黑棉大衣以及一柄油纸伞。
2月19日下午，旅行团全体成员在圣经学校门前集合宣誓，准备启程。团长黄师岳在出发训话中阐明此次行军是第四次中国文化大迁移，目的是为了保存国粹、保留文化，其重大意义可与历史上的张骞通西域、玄奘游天竺、郑和下西洋相提并论，给全团以极大的鼓舞。次日，湘黔滇旅行团正式自长沙启程。
师生们沿途栉风沐雨、跋山涉水，不仅经受了体力和意志上的种种考验，也了解了各地的风土人情，饱览了名胜古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对中国西部落后的社会现实有了更加深刻的思想认识。
途经湘西，道路难行，土匪横行。夜里团员惶惶不敢入眠，只能黑夜行军。所幸一路上除刚开始听到一些零星枪声，受过一点虚惊之外，基本没有受到土匪的骚扰。
进入贵州，重峦叠嶂，雨下个不停，云雾笼罩着群山。恶劣的天气，验证着“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俗语。好在旅行团所经各县，都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接待。不少地方贴出欢迎告示，还组织中小学生在城门口列队欢迎。
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左起：李嘉言、郭海峰、李继侗、许维
、黄钰生、闻一多、袁复礼、曾昭抡、吴征镒、毛应斗（缺王钟山）
在玉屏县，旅行团抵达县城前，县长刘开彝具名布告商民“值此国难严重，对此复兴民族之领导者，各大学生，当倍加爱护，将房屋打扫清洁，欢迎入内，并予以种种之便利”[9]。
在贵州卢山（今凯里），旅行团访问苗寨，举行汉苗联欢会。
在贵阳，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花溪举行盛大欢迎会，邀请全团师生共进午餐（每人一袋茶点）。时任大夏大学文法学院院长的吴泽霖宴请辅导团成员。 “在贵阳，师生游览了甲秀楼、黔灵山等名胜，领略了贵阳的大好春光。”[10]离开贵阳，经安顺，至镇宁游火牛洞、赏黄果树瀑布，渡过水流湍急的盘江。至贵州晴隆时，前方传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旅行团精神为之一振，冒雨在当地小城举行祝捷大会，就地进行抗日宣传。
旅行团团员的统一着装：土黄色军服、绑腿、干粮袋、水壶、黑色棉大衣、油纸雨伞
在贵州境内，当地单一而贫乏的经济状况、苗民的清苦生活、各异的民族风俗以及各地泛滥的烟毒，也让旅行团师生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思考。
本着“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的原则，师生沿途开展调查和采集工作，收获颇多。
旅行团出发时，闻一多已经40岁，身体瘦弱。有人担心他能否顺利完成此次“旅行”，他笑着对大家说： “现在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进书堆里的人，应该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国了！” “一路上，闻一多对沿途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习俗、语言、服装、山歌、民谣、民间传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1]美学功底深厚的他沿途写生50多幅。生物系的李继侗、吴征镒专注于采集植物标本，曾昭抡就地讲中国的工业，袁复礼则沿途介绍各地地质、矿产情况。[12]
在老师们的垂范下，旅行团的学生采集了不少标本，搜集到了上千首民间歌谣。刘兆吉（哲学心理教育学系）把搜集的民歌整理成《西南采风录》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朱自清、闻一多、黄钰生分别为此书作序。钱能欣（政治学系）整理出版了旅行日记《西南三千五百里》，详细介绍沿途见闻。林蒲（外文系）则将旅行日记整理成文在《大公报》连载多期。[13]
1938年，西南联大校领导与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成员留影(https://www.daowen.com)
4月28日，经过68天的长途跋涉，旅行团全体成员抵达昆明。蒋梦麟、梅贻琦、杨石先、潘光旦、马约翰等教授带领部分先期抵昆的学生伫立欢迎，杨步伟（赵元任夫人）、陶曾穀（蒋梦麟夫人）、梅美德（黄钰生夫人）携部分教授女眷向旅行团献花。这支队伍经拓东路、金碧路、正义路绕过五华山进入圆通公园。在唐继尧墓前，联大师生为旅行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常委梅贻琦、团长黄师岳以及师生代表先后致辞。黄师岳按照旅行团花名册逐一点名，点名毕，将花名册送交梅常委，表示他没有辜负临大常委会的重托，已把全体成员平安地带到昆明，完成了历史使命。会后，黄师岳在海棠春宴请旅行团全体师生。次日，旅行团成员游大观楼并举行联欢会，庆祝此次“文化长征”的胜利结束。
“由长沙至昆明，三千三百华里的徒步旅行，路过的大小城池近三十个，所过村镇不可胜计，为期两月余。”[14] 在抗战背景下，这次非同寻常的教育长征，用行动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坚持抗战的不屈意志和心系国家民族命运的伟大情怀，肇始了西南联大在滇八年的办学辉煌。无怪乎有人这样评价，湘黔滇旅行团是“世界教育史上的新篇章，可以说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15]， “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16]。
【注释】
[1]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编写组编： 《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1919—1949》，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20—34页。
[2]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刘海峰编： 《抗战烽火中的南开大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3]杨立德： 《西南联大教育史》，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4]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5]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6]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7]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8]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9]金五： 《从长沙徒步到昆明的日记》，载《见闻》1938年第5期。本书所引民国时期原文均出自龙美光编“民国书刊上的西南联大记忆”丛书（九卷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不再逐一详注。
[10]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11]陆景川： 《闻一多参加“湘黔滇旅行团”》，载《人民政协报》2020年第11期。
[12]栾汝书： 《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点滴体会》。见张寄谦编： 《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纪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13]李光荣： 《高原文艺社的文学创作初论》。见李怡、毛迅主编：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巴蜀书社2019年版，第21页。
[14]刘兆吉： 《西南采风的经过》。见刘兆吉编： 《西南采风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15]张寄谦编： 《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纪实·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16]刘时平： 《梅贻琦、黄子坚、胡适谈联大校庆》，载北平《益世报》1946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