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精神流芳华夏
早在1944年，时任联大师范学院事务处主任的郭平凡就在《联大之谜》一文中自问： “我常奇怪联大，何以能联合这么久远？大家都知道是由三个大学作台柱，一般文人作班底而成立的。三校各有传统的作风与习尚，而一般文人的脾气性情，又为大家所素知，谁肯尊重别人意见，又谁肯放松自己立场。所以成立之后就有人担心他们要另起炉灶，或讽刺它为一个‘联而不合’的组织。然而今已六年于兹矣，不但联而合，更且合而紧，即起初那点接缝处的痕迹，亦不见踪影。”[71]
“联合之谜”，蕴藏着的是一笔永恒的精神财富。
追寻西南联大精神的恢宏篇章，即1946年5月4日结业典礼后，在联大新校舍东北角落成的，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1178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此碑文堪称阐释“西南联大精神”的时代雄文。碑文写道：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
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
昆明本为后方名城， 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
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
文人相轻， 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72]。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 “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 “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这一纪念碑自1988年起，已分别被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复制立于各校校园，接受千千万万参观者的瞻仰，西南联大纪念碑，已成为传承西南联大精神的重要使者。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73]解开联大之谜，仍需深刻读懂联大精神。
大师云集，蔚为学术重镇；群星璀璨，堪称人才摇篮。20世纪40年代初，著名文学大家林语堂来访西南联大时在演讲中盛赞联大：“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确实， “精神生活的追求高于物质生活的享受”[74]， “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 “对国家民族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75]这是西南联大极为鲜明的特点。
在战火威胁的抗战洪流中，西南联大师生始终胸怀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自觉树立学术报国、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以文化抗战、读书救国的时代担当，铸就文化教育和爱国报国的时代高地。 “在长期的战争中，联大的师生都生活在苦难的日子里， 贫困笼罩着一切，营养的不良，衣衫的褴褛，书籍仪器研究工具以及居屋都是奇特的困难、缺乏；憔悴、衰颓、疾病、死亡，世局国难的苦闷，社会的辛酸……这种种人间的不幸，不断地连续地打击在他们的身上，而他们依旧坚贞不易，在继续一个永远不会终止的工作——真理的追求。”[76]
在战时条件下，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西南联大，存在时间前后不足9年，就读学生不过8000余人，但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广大师生在反法西斯战场上抛洒热血，写下光辉一页；在爱国民主运动中激流勇进，被誉为“民主堡垒”。她以卓越的成就和贡献蜚声中外，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
面对敌机轰炸与联大在战时的种种受难。蒋梦麟常委表示： “西南联大由三校合作了八年，有始有终。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可纪念的一章。”[77]
梅贻琦常委表示： “物质之损失有限，精神之淬励无穷，仇深事亟，吾人更宜努力。”[78]“教育当局说抗战中，好多学校联而不合，只有联大是唯一的联合到底，这不是偶然的”， “主要的是依仗了三校合作的精神”。[79]
张伯苓常委表示，教育就是要“使全国个个人的力量长起来，并且还把它团结起来，成一个伟大的力量，中国一定能够强盛，一定能够复兴”。因此， “我们要以坏的环境来训练我们，淬励自身。”[80]
陈序经教授表示： “联大本来是国难的产儿，而在国难的时期里，学校方面既又有了很多的校难，同人方面又多受了不少的困苦，可是联大之所以成为联大，也就是我们能以真正的合作的精神，去征服我们的困难，去忍受我们的困苦。”吴晗表示： “联大是值得纪念的，因为它是战争的产儿，在抗战中出生，成长，受考验，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联大是值得纪念的，因为它也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合作精神，团结精神……联大是值得纪念的，经过敌人的轰炸，经过极度的穷困，更经过‘一二·一’的洗炼，做到了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81]
蒲薛凤教授表示： “其最堪吾人回忆而自夸者，即三校之合作精神。北大南开及清华，各具其校风，各有其传统，亦即各有其个性，而能相处无间，一心一德共谋发展，全始全终，实最为难能而可贵者。此种合作精神，堪称为联大校风之特点。”[82]
邢公畹教授认为： “尽管环境十分艰苦，多数人仍然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科研事业，使教学与科研并重的传统，得以在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发扬。”[83]
联大同学表示： “母校是受难祖国的一个象征，是在艰苦中孕育生长的祖国学术、思想界的一名尖兵。西南联大已经成了历史上的名称，历史不会忘记它，它的成千个校友也不会忘记去完成历史赋给它的使命的。”[84]“作为联大儿女的我们，北大、清华、南开的每一个同学都应为继续发扬联大精神而努力，在一切魔手统治的地方建立民主自由的堡垒，巩固它并扩大它，直到民主胜利的日子到来。那时我们可以放声大笑，痛快的笑，尽情的笑；笑着用红色的字，把联大这个光辉的名字在历史的一页上，写下。”[85]
杨振宁也回忆道： “在回顾我在中国的学生生活时，我被西南联大气氛的回忆所感动。它为我的学习和成长提供了条件。我对于物理学的爱好和鉴赏判断大部分是在联大的6年（1938—1944）期间形成的。当然，后来到芝加哥接触到前沿研究问题并受到费米教授风格的很大影响，但在物理学中喜好什么的倾向主要是在昆明形成的。”[86]
朱光亚院士说： “我们这些西南联大的学子更是深深地怀念着在‘爱国、民主、科学’精神和‘刚毅坚卓’校训熏陶下的岁月，深切感谢母校和老师们辛勤的培育之恩。”[87]
潘际銮院士说： “西南联大真正把我培养成一个勤奋、爱国的人，我后半辈子基本上就在为国家做贡献。”[88]
正如西南联大校友贺祥麟所说： “虽然，联大已于半世纪前解体，不复存在。然而，当年联大精神却依然芬芳扑鼻，永留人间。”[89]
这就是生生不息的西南联大精神。
西南联大精神历久而弥新。 “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90]
1949年8月18日，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高度赞颂了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朱自清的精神。他在文中说：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91]
这是对以闻一多、朱自清为代表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高度赞誉，也是对西南联大优秀传统的高度肯定。
2020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考察调研。在参观完西南联大博物馆“刚毅坚卓——西南联大历史展”后，习近平深有感触地说：
国难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深刻启示我们，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为国家、为民族，是学习的动力，也是学习的动机。艰苦简陋的环境，恰恰是出人才的地方。我们现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总书记的讲话不仅是对教育救国、教育报国、教育强国的西南联大精神的高度肯定，也是在奋进的新时代如何进一步传承弘扬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献身国家富强，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路明灯。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已开启新华章，我们伟大的祖国正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追寻历史，缅怀先贤，汲取奋进力量，继续传承发扬西南联大学术报国、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潜心治学、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敢为人先、勇于超越的进取品质，更好地让西南联大的光荣传统观照时代，光耀千秋。
——这是新时代赋予西南联大精神的新内涵，也是赋予西南联大精神传承者的新使命。
【注释】
[1]朱俊： 《抗战时期，迁滇知识分子在云南的调查研究——以西南联大为讨论的中心》。见《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会议论文集》，2007年，第437页。
[2]北京市语言学会编： 《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版，第415页。
[3]马玉华： 《西南联大与西南边疆研究》，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68页。
[4]吴泽霖： 《黔滇苗族调查计划》。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57页。
[5]李树青： 《关于陶云逵先生的二三事》，载《边政公论》1944年第9期。
[6]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02—603页。
[7]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168页。
[8]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33页。
[9]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170页。
[10]朱俊： 《抗战时期，迁滇知识分子在云南的调查研究——以西南联大为讨论的中心》。见《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会议论文集》，2007年，第440页。
[11]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续云南通志长编》下册，1986年，第358—361页。
[12]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13]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续云南通志长编》下册，1986年，第355页。
[14]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文史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218页。
[15]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文史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218页。
[16]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文史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218页。
[17]刘圆： 《地理学视角下的国家与西南边疆———基于张印堂著作的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34页。
[18]张印堂： 《滇西经济地理》，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3年。
[19]朱俊： 《抗战时期，迁滇知识分子在云南的调查研究——以西南联大为讨论的中心》。见《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会议论文集》，2007年，第444页。
[20]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化史料丛刊》第5辑，文史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218页。
[21]《民元以来云南曾受高等教育人数及科别统计表》。见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教育概览（二十七年度）》，1939年，第10页。
[22]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 《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稿（1938—1949）》，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2页。
[23]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 《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稿（1938—1949）》，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3页。(https://www.daowen.com)
[24]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 《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稿（1938—1949）》，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7页。
[25]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 《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稿（1938—1949）》，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1页。
[26]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 《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稿（1938—1949）》，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2页。
[27]张睦楚： 《试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师范生暑期教育服务及其开展——以“生活教育团”为中心之探讨》，载《教师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
[28]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 《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稿（1938—1949）》，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06页。
[29]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 《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稿（1938—1949）》，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03页。
[30]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 《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稿（1938—1949）》，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04页。
[31]闻黎明： 《西南联大与云南中等学校师资培养》，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0期。
[32]朱俊： 《西南联大促进云南中等学校师资进修的历史考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47页。
[33]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 《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稿（1938—1949）》，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05—106页。
[34]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页。
[35]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335页。
[36]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 《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稿（1938—1949）》，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10页。
[37]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页。
[38]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7页。
[39]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 《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稿（1938—1949）》，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3页。
[40]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页。
[41]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页。
[42]吴宝璋： 《品格高尚、毕生奉献——缅怀朱德祥教授》。见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编： 《西南联大精神永垂云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建校65周年纪念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126页。
[43]谭庆双口述采访，西南联大博物馆资料。
[44]谭庆双： 《春风时雨育新苗——联大人与新村小学》。见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编： 《西南联大精神永垂云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建校65周年纪念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14页。
[45]郭旭： 《为云南省培养外语人才》。见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编： 《西南联大精神永垂云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建校65周年纪念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50页。
[46]桂希禹口述采访，西南联大博物馆资料。
[47]柏世藩（柏克）口述采访，西南联大博物馆资料。
[48]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 《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稿（1938—1949）》，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07页。
[49]杨履然、朱春和、黄朝铣： 《西南联大与云南教育》。见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编： 《西南联大精神永垂云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建校65周年纪念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50]冯至： 《昆明往事》，载《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1期。
[51]陈岱孙： 《西南联大在蒙自·序》。见赵瑞蕻： 《离乱弦歌忆旧游——从西南联大到金色的晚秋》，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52]夏一成口述采访，西南联大博物馆资料。
[53]潘际銮口述采访，西南联大博物馆资料。
[54]曾昭抡： 《滇川两千里》。见龙美光编： 《南渡流难寄山河——西南联大服务边疆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7页。
[55]陈秉良口述采访，西南联大博物馆资料。
[56]朱自清： 《蒙自杂记》。见朱自清： 《朱自清散文集》，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86—187页。
[57]张道一口述采访，西南联大博物馆资料。
[58]周明道： 《联大忆往》。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4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集》，第126页。
[59]汪曾祺： 《翠湖心影》。见汪曾祺、汪朝选编： 《随遇而安——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50页。
[60]南山： 《记忆中的西南联大》，载《春秋》1945年第2期。
[61]兆凤： 《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载《四友月刊》1940年第8期。
[62]汪曾祺： 《昆明食菌》。见范培松、徐卓人编： 《汪曾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63]汪曾祺： 《食豆饮水斋闲笔》，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64]皮名举： 《战时的昆明生活》，载《妙中月刊》1943年第27期。
[65]杨苡口述采访，西南联大博物馆资料。
[66]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云南省志·外事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页。
[67]马识途： 《白首寄语》。见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 《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2页。
[68]光远： 《片段的回忆》。见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 《联大八年》，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83—84页。
[69]郁芳： 《抗战期中的教授太太们》。见龙美光编： 《布东考古布西算——西南联大师生众生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8页。
[70]朱光亚：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序》。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卷本），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1]郭平凡： 《联大之谜》，载《正义报》1944年2月14日。
[72]2014年6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引用此句。原文为： “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因为平等交流而变得丰富多彩，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73]《满江红·西南联大校歌》词。
[74]联大航空系1943级级会： 《联大投考指南·序》。见龙美光编： 《刚毅坚卓未央歌——西南联大精神漫笔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8页。
[75]陈岱孙：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序》。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6]联大昆明校友会： 《我们骄傲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见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编印： 《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1946年；又载《时代评论周刊》1945年12月13日。
[77]蒋梦麟： 《纪念日话联大回忆当年》，载《和平日报》1947年11月1日。
[78]梅贻琦： 《致香港清华同学》，载《大公报》1940年11月9日。
[79]刘时平： 《梅贻琦、黄子坚、胡适谈联大校庆》。见龙美光编： 《刚毅坚卓未央歌——西南联大精神漫笔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7、159页。
[80]张伯苓： 《从事教育者应有之新观念》。见龙美光编： 《刚毅坚卓未央歌——西南联大精神漫笔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6、39页。
[81]吴晗： 《校庆献辞》。见龙美光编： 《刚毅坚卓未央歌——西南联大精神漫笔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0页。
[82]蒲薛凤： 《校庆感言》，载《和平日报》1947年11月1日。
[83]邢公畹： 《抗战时期的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见西南联大校友会编： 《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 ，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7页。
[84]西南联大南京校友会： 《祝词》，载《联友·校庆专刊》1946年。
[85]莫姑： 《祝联大永生》，载《北大清华联合报》1948年第4期。
[86]杨振宁： 《忆在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见北京大学校友联络处编： 《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87]朱光亚：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序》。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卷本），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88]西南联大博物馆口述采访实录，2018年5月20日。
[89]贺祥麟： 《贺祥麟书信散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3页。
[90]陈岱孙：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序》。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1]《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80—1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