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1974年11月12日下午，邓小平陪同来访的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鲁巴伊在长沙见毛泽东。
从1974年10月开始，围绕着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斗争进入白热化。
9月4日，邓小平在武昌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后，毛泽东曾问邓小平：“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邓小平回答说：“主要是人事问题。”毛泽东说：“开个名单。”
10月4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给在外地休养的毛泽东送上报告，请示四届人大召开的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当天下午，毛泽东在武汉让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在四届人大上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中央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
王洪文接到电话后，并没有立刻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达，而是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通报。两天之后，王洪文不得已才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告诉了周恩来和政治局其他成员。
“第一副总理”这个职务江青等人觊觎已久了。毛泽东的这个提议使江青等人又气又恨，但无可奈何。明摆着这是毛泽东要让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他们落了空。现在，他们只能把目标盯住军队中的要职总参谋长。
10月6日晚，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三〇五医院同周恩来谈话，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解放军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江青纠缠了两个小时，周恩来始终没有表态支持。事后，江青把她去医院见周恩来的情况告诉了王洪文，并且气哼哼地说：“我保留我提名观点。”同时，她还指出，总理在医院经常找人谈话，常去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
随后，江青等借“风庆”轮事件大闹政治局，矛头直指周恩来和邓小平。
“风庆”轮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完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一艘万吨远洋货轮。1974年初组装试航，5月远航欧洲，9月30日远航归来。70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带来了运输业的萧条，使轮船价格猛跌。周恩来曾提出，适当从国外购买一些船只，力争1975年基本结束远洋海运以租用外轮为主的局面，以加强我国自己的运输力量。这是合乎当时中国造船业整体发展的实际情况的。但江青、张春桥等不顾事实，借“风庆”轮远航成功发难，指使《文汇报》《解放军报》 发表长篇通讯，把自力更生造船同向外国租船、买船的主张完全对立起来，上“纲”上“线”，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在对外经贸交流中 “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崇洋媚外”。
10月13日，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 上看到一篇有关“风庆”轮的报道中，有批判 “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 “洋双哲学”的内容，如获至宝，写了一大段批语，并连同这篇报道批送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她在批语中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并指责 “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提出“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提出这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 “路线教育”，“彻底检查整顿”。
邓小平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不予理会，只在江青批送的传阅件上画了个圈。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门送给他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江青等人大为不满。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在发言中借“风庆”轮，批评租船、买船的主张是“崇洋迷（媚）外”和“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并逼着与会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当场对此表态。
江青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邓小平回答说：“我已经圈阅了，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
江青又进一步逼问邓小平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邓小平再也不能忍让，厉声对江青说：“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说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邓小平当众反击，江青有点意外。她大叫大闹，谩骂邓小平。邓小平严正地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并愤然起身走出了会场。
邓小平走后，张春桥说了一句：“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当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商量，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据王洪文后来供认：“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 ‘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飞往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与邓小平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他还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活动频繁，昼夜忙着找人谈话，一直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医院去他那里，经常去看总理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这些人在这时候来往这样频繁，这是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的。
听完王洪文的汇报，毛泽东严厉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
毛泽东还对王洪文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https://www.daowen.com)
王洪文回到北京后，立即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了传达。在传达的过程中，江青又通知王海容、唐闻生来参加。她知道王海容、唐闻生不久将随邓小平陪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去长沙见毛泽东。江青对王、唐二人说，政治局会上邓小平和她发生争吵，事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开不下去。江青还说，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邓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站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张春桥也对王、唐二人说，“批林批孔”后，国家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出现逆差，是国务院领导 “崇洋媚外”造成的，邓小平在 “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前他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张春桥甚至把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江青等人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将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
王海容和唐闻生二人感到事情重大，10月19日，到医院将江青等人找她们谈话的情况全部向周恩来作了报告。此前周恩来已先后找华国锋、纪登奎、李先念和邓小平了解了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风庆”轮事件的情况。所以，他明确对王、唐二人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等人说的那样，而是江青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要整邓小平。他们已经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忍了很久了。”周恩来让王、唐去长沙时向毛泽东汇报这一情况。
10月20日，邓小平陪同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到达长沙。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会见哈特林后，同邓小平谈话。在谈到四届人大修改宪法时，毛泽东提出，宪法里不要提他的名字。邓小平说：“人事问题北京在研究，想听听主席有什么想法？”毛泽东说：“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的情况。我不发表意见，你们去议吧。简单明了。法国派好。”邓小平问道：“我把主席的话带回去？”毛泽东点头同意。
会见结束后，王海容、唐闻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有关“风庆”轮问题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他让王、唐二人回京后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他和王洪文一起同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把手再考虑。”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王海容、唐闻生随邓小平回京后，22日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长沙谈话的内容。周恩来表示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
为了搞好政治局的团结，10月28日，邓小平按照周恩来当日来信的要求，就四届人大筹备工作问题，到王洪文处谈了谈。当晚，他又找江青谈了一次。
11月12日下午，邓小平陪同来访的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鲁巴伊去长沙见毛泽东。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当面汇报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并谈到自己同江青争吵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
邓小平说：“主席也知道了。”“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当即表示：“我赞成你！”
邓小平接着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并用手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和唐闻生说：“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说：“这个好。”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自己的任职安排，邓小平恳切地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
邓小平说：“主席知道我是一个粗线条的人，工作不可能像总理那样细致。”
毛泽东说：“找几个人帮帮忙吧！”
邓小平说：“我也了解工作不是很容易做的。”
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内也复杂呢。不要紧，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没有事做，但是出了危险，就有事做了。”
谈话结束后，邓小平即乘飞机回到北京。